刘庆邦短篇小说：如何淬炼短篇小说的经典

本文聚焦作家刘庆邦直面现实的短篇小说写作，通过对其小说文本的具体分析和阐释，梳理刘庆邦短篇小说的思想品质和艺术个性。并进一步考量当代短篇小说文体的状况及其“经典化”问题，讨论当代短篇小说逼近经典的可能性和美学期待。

一

近些年，我们在阅读、阐释当代短篇小说“圣手”汪曾祺、林斤澜、苏童、刘庆邦、贾平凹、王安忆、阿来、迟子建、范小青、王祥夫等人的小说创作时，愈发感觉到当代短篇小说逼近经典的可能性，令人充满深切的美学期待。几十年来，短篇小说佳作迭出，像一股巨大的泉流，始终涌动着波澜不惊的玄思，不乏精美的佳构，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坚实的存在。在当代为数不多的钟爱短篇小说的作家中，刘庆邦始终是独特而坚实存在的一位。很早的时候，他就被誉为“中国当代的短篇王”“当代擅写底层生活的中国的契诃夫”。这样的称谓是否契合刘庆邦的写作，还有待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进一步考量，但刘庆邦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不为任何现实功利所困扰，对“日渐式微”的短篇小说文体韧性坚守，拥有三百余篇的短篇小说创作体量，持续性写作四十余年，这便不能不令人对他充满敬畏。

其实，阅读、感受、理解刘庆邦及其小说，既是一个令人激动和喜悦的过程，也是一个需要耐心思考、冷静、自我克制的、沉重的过程。表面上看，他的小说，往往通过一个个或平淡、或传奇、或惊悸、或悲凉的故事，呈现现实、存在世界的景象，但是，其叙述背后所隐逸的人性考量和理性精神，则具有极强的现实穿透力。而蕴藉在文字里的，却是那种既是细腻的、经验的、身体的、感性的，又是超越经验和具象的，悲悯的、富于理想、道德理性的存在真相。这其中，散发着作家作为写作主体强大的、悲悯的力量，爱的和美好的力量，也体现出刘庆邦对短篇小说写作“逼近经典”的渴望。

那么，短篇小说如何“经典化”？我们今天的写作，是否会成为未来的经典？这一直是关涉中国作家写作的绕不过去的话题。1990年代末，笔者之一曾经提出“准备经典”的说法，即对于作家在当代的写作，时间老人像一位老练的教师，会不吝指出其中的墨渍、涂抹和删改之处。未来的杰作，就是在这些练习簿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因为，真正的经典是一个时代文学大师的精神嘱托，或许，在同时代或后代读者的阅读、阐释中，会遭遇到接受的尴尬，但是，只要作家的写作是对一个时代人的灵魂的真诚言说、细腻呈现，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审美活动，都会在对经典的重读中，领悟到历史和人生的智慧、价值及其意义。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有自己钟爱的产生于不同时期的文学经典，因为它们书写着一个又ー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史、文化史。

在这里，需要深入探究的是，在经典文本的诞生过程中，作家与时代、作家与生活、作家的心灵和存在方式都有怎样的趋向，也包括作家对艺术方法的选择。我们知道，作家都是在自己的文学叙述中建立自己的诗学梦想的，那么，在写作的旅程中，作家的写作，是否有较为明晰的经典意识，作家该怎样处理与现实、与自身的矛盾? 笔者认为，“一部伟大的经典性作品，首先源于一颗伟大的心灵，文学经典的价值本身，就在于凝结于文本中亘古不变的朴素之美、以及作家对生活和生命执著的爱。而且，那其中凝结着作家的真诚、良知、天性善的精华。就内在的精神向度而言，经典文本往往表现出对生命、人性的高度重视，对人的本性、存在愿望的充分尊重，基于此，一个真正作家的写作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写作。这就要求作家不仅仅是要直面现实、哪怕是面对一个时代的纠结和尴尬，关键还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自觉地进行诉诸灵魂的‘内心写作’。”刘庆邦审美地打量现实、人生，作出对时代和人性准确的判断，具备艺术创新的自觉，这就需要一代代中国作家的不竭的努力。我觉得，对此我们应该自信，因为我们时代的作家及其文本，在今天已经抵达了相当的高度。

若干年前，刘庆邦曾表达过他写作短篇小说时内心的纠结。他说最初构思每一个小说的时候，他的初衷都是要将它们写得美一些，但是，他一旦面对现实本身，以及他对现实的深入思考，立刻让自己的写作心态变得严峻起来。而且，最终这种“紧张”的心态，几乎构成他的写作发生。那种“忧愤深广”、惶惑、焦虑，衍生成一种逼视人性和灵魂的目光，使得他直抵生活和人性中的幽暗处，同时，竭力地奔向寻找希望的道路。具体地讲，他早期的小说在表现形态，或者说在诗学建构上，不乏“残酷”的意味，也充满执拗和勇敢。也许，这既与他小说写作的题材有关，也与他的道德承载和精神、人生信念密切相关。我们已经感受到，近些年来刘庆邦更加“渐渐意识到这样的‘情绪’，会大大地影响小说本身的质地、品性，会冲淡小说独有的‘劲道’、丰润和疏朗，于是他开始注意抑制自己强烈的道德节律和‘激愤’的冲动，竭力调整小说的审美方位，文字也尽力躲避开机锋，日益变得平淡隽永起来。或者说，残酷和柔美，都在小说文本中纠缠撕扯，起伏消长，并且，他在其中尽力找寻俗世生活和人性的美”。可以说，现在的刘庆邦及其创作，他对于小说写作尤其对于短篇小说的体悟，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他对于短篇小说的沉迷，不仅仅是这种文体给他平实、简洁疏朗、得心应手之感，使得他能够将真情实感、丰富的想象和虚构的激情，诉诸那精致圆润、周密审慎的结构之中，充满审美张力的文字，蕴蓄、蕴籍着思想锋芒和智慧的美学空间。也就是说，短篇小说这种文体形式，的确能够给予刘庆邦释放或表达情怀、想象的最理想空间。

二

以往，我们阅读刘庆邦的小说，愿意从乡村、矿区和城市世俗生活等几个角度，来考量在这几个题材领域呈现生活的状态，特别重视刘庆邦所选择的矿区生活题材的文本，这种阅读和关注的“敏感度”，主要源于这类题材所呈示出的惊世骇俗的、俗世生活的“生死场”，人物的命运和人性的畸变。其实，我们判断一位作家精神境界和艺术水准的高低，主要还是要体会作家发现生活、处理经验的微妙策略，以及影响作家写作的道德感和叙事伦理。刘庆邦近些年的写作，更加关注人的存在状况，竭力捕捉人的一个个意外的瞬间、天真的瞬间、神秘的瞬间、令人刻骨铭心的瞬间。

刘庆邦早期短篇小说，就曾经给我们留下深刻震撼。他写于21世纪初年的短篇小说《幸福票》和《别让我再哭了》这两篇小说，对我们内心的震动非常之大，具有撼动灵魂的惊悚感、撕裂感和内心彻骨的清冷。应该说，这两篇小说，既体现刘庆邦迫不及待地想对现实发声的愿望，逼视现实荒寒的一面，也能充分体现出他短篇小说叙事的精神取向和美学端倪。文本鲜明地呈现出前面提到的“残酷”的意味。而且，我们能感觉到，刘庆邦在这两篇小说上极其厚实的劲道。张学昕曾经如此评价过短篇小说《别让我再哭了》：“这是当代小说中叙述苦难、悲伤和充满生命苍凉感的佳作之一，它也是书写‘哭泣’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当然，这篇小说的叙事基调，是建立在剖析人性、叩问生死和命运的维度和方位之上。因此，这种哭泣也就成为关乎人的命运和生死契阔的哭泣。小说叙述的主要情节，是孙保川两次惊心动魄的哭泣。两次哭泣一次为假，一次为真，前者是真戏假做，后者是假戏真演。刘庆邦笔下孙保川的‘哭泣’，将生命、生存的境遇演绎得淋漓尽致，凸现出人的命运、艰难人生境遇的镜像。在这里，死亡‘指标’是被人硬性限定的，生产百万吨煤的产量，约等于两个矿工的可能性死亡指数。这种‘规定’，似乎已经预设某种宿命的合理性存在。郑师傅和孙保川父亲的死则与众不同，他们都是执意选择死亡的提前来临，以‘透支’死亡的决绝姿态，谋求、企望解决自己子女的就业问题。郑师傅已然意识到自己的‘能耐’和作为是极其有限的，他对儿子说理的力量是苍白无力的。他朴素地相信会有办法摆脱生为父亲的自责和痛苦。”郑师傅选择了“主动赴死”，这对于一位处于“底层”存在困境中的人，也许就是一个人唯一可以把握自己的终极选择。他没有丝毫的恐惧和焦虑，而是主动去接受死神的拥抱。在这里。我们不能说老郑是草率的，他应该算得上是真正有存在感和不愿意苟活的人。孙保川洞悉了老郑生死的隐秘，也恍然觉悟自己父亲的死亡谜团，因此才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生死歌哭。刘庆邦刻意地选取张扬“死亡之后”哭泣的场景，以此来表现当代人对生活、命运的不屈从、不回避，不憋闷，表现、张扬人在对现实中残酷境遇时所做出正面的抵抗。可以说，文本的叙述，在整体上俨然呈现出一位凝固的雕像，表现出人的尊严、宁折不弯的铮铮骨气。刘庆邦在一种极其舒缓的叙述中，表现着冲决憋闷和窒息的生命状态。

《幸福票》所表现的，同样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吊诡的残酷现实。在呈现这样的生活情境时，刘庆邦特别注意细腻地呈现人承受生活的艰涩、困厄和遭受欺骗时，那种不屈从命运、永不绝望的隐忍和挣扎。刘庆邦通过一张看似可以计量“幸福”的“幸福票”，向我们展示了矿工或农民深陷“艰难时刻”和灰色地带的人生图景，从最底层的遭遇出发，向我们提供认识现实残酷性和命运真实的一个观照维度。刘庆邦异常清醒，他在面对现实时，竭力地克服书写现实时的情感的尴尬和无奈，我们可以从他的文本中，呼吸到他直面存在真相时倔强的现实主义勇气。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急剧变化、繁复无序的生活现场，孟银孩的生存现状和现实遭遇，具有很强烈的悲剧性因素。一个煤矿的窑主，以一张难以厘定价格、价值的“幸福票”，使“孟银孩们”的内心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自我搏斗，也带出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经济、道德、伦理、价值体系的种种畸变和无序状态。孟银孩质朴、厚实的品性，能够在纠结中抵御住种种欲望的引诱，却无法将意欲转换成现金的“幸福票”真正地兑现。而当“幸福票”被老板宣布作废时，孟银孩所选择的，也惟有放弃任何抗争的承受或忍耐。

显然，这篇小说着力要表现的，不仅仅是人性面对落后和贫困时的“低贱”，而且是呈现在冷漠、荒寒的人心孤岛之上，小人物的无助处境和生存危机。刘庆邦并没有突出自己救赎之心，而是以其冷静的叙述，“榨干”生活的水分，选择撼人心魄的“残酷”硬叙述，形成短篇小说叙事的“内暴力”。在这里，我们深刻地体察到小说叙事的价值：短篇小说，仅仅讲述一个故事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它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它也应该是既有趣味又被高度升华的故事。刘庆邦就是这样，他常常娴熟而自然地将一个普通的故事进行富有寓意和吸引力的升华。而这种“升华”的内在底蕴则在于作家的价值取向和叙事伦理。

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小说《神木》，则继续延宕、拓展着刘庆邦对现实的深刻思索。同样是“无法直面的存在本相”，这篇小说描述的人性、内心世界的道德异化和伦理变形，现实和存在的孤寂和冰冷，则体现出另一种“叙述爆破力”。在这篇小说里，善良、醇厚面对冷酷、残忍和丑恶的元素时，它们相互撞击，成为植根于人性深处的结构性状态。在当代社会重大的历史转型期，善与恶的交锋被彻底凸显出来。无论是叫唐朝阳、宋金明（赵上河），还是名字换成张敦厚、王明君，他们制造的凶狠、残忍的阴谋，已将自己的人性扭曲到令人发指、歇斯底里的地步。虽然，经受灵魂震荡之后，良心訇然苏醒的王明君，依然无法救赎自己劣根性的残渣余孽，刘庆邦不得不让他以暴力的方式，结束或涤荡掉自身不可饶恕的邪恶。

近些年，笔者重读过刘庆邦前期的大量小说，愈加感到这时的刘庆邦，真正地越过小说写作的一般性边界和层面，通过写作，他在努力抵达存在现场的同时，正在竭力抵达自己的内心，他在解决能够超越一般感怀状态的丰富思辨想象能量。无论是乡村和煤矿，还是描摹市井人生，刘庆邦对人的存在层面的观察，对题材、经验的处理，都能够体现出一个作家对生活和存在的把握能力和艺术功力。特别是，那种令人震撼的道德判断力和叙述的激情，成为刘庆邦写作的主要原动力之一。刘庆邦面对自己非常熟悉的生活，喜欢以短篇小说的形式来咀嚼生活，揣度现实人生，“直面现实”，直接考验到作家的控制力和想象力的强弱。四十余年来，刘庆邦都在“揣摩”“回味”“博弈”他自己曾有的“经验”。在他所挚爱的小说文体中，超越日常生活对心理、精神和灵魂的“碾压”，发现时代、人性、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其实，有许多写作者，更加愿意将他们的经验直接转换成大量叙事性的“写实”的文字，所以，在经验和叙述之间，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想象力、艺术审美的缺失。短篇小说本身究竟有多大的叙述张力和想象空间？小说叙事的结构、格局，是逼仄还是狭小？作家腾挪于字里行间的气魄和节奏，是否从容？这些，都会影响文本的水准。因为，对于短篇小说而言，作家就是要摆脱和避免琐屑和繁冗，摆脱掉小说中那种做作的、刻意的、操作性的印迹。究竟什么样的存在经验，才能够进入小说的叙述，其呈示给我们的个人性的独特经验、故事、情节、细节，能有多大的象征、引申性、暗示性，这些对于每个作家都是一种真正的考验。文本、故事是精彩、新鲜和独创的吗？人物和情境与写作主体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审美关系？它是否蕴蓄着作家有关心理、精神、灵魂的确证，尤其是小说人性探索的深度和锋利程度如何，文本叙述“点击”到人性和存在世界的隐痛和“穴位”了吗？

桑塔格认为：“一位坚守文学岗位的小说家必然是一个思考道德问题的人：思考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什么是更好或更坏，什么是令人讨厌和令人赞许的。这并不是说需要在任何直接或粗鲁的意义上进行道德说教。严肃的小说作家是实实在在地思考道德问题的。他们讲故事。他们叙述。他们在我们可以认同的叙述作品中唤起我们的共同人性，尽管那些生命可能远离我们自己的生命。他们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他们讲的故事扩大并复杂化——因此也改善——我们的同情。他们培养我们的道德判断力。”无疑，刘庆邦就是这样一位具备出色道德判断力、“坚守文学岗位的小说家”，也是一位从不刻意“拔高”生活的直面存在本相的作家。

不可否认，许多作家的写作，是源于其与现实之间的一层紧张关系。我们或许可以说，对于刘庆邦来说也是如此。但刘庆邦并未引发自身的危机和焦虑，他能够非常智慧地将内心的冲突，转化成对存在的宽厚和情感的担当，宽柔地包容这一切。作家刘庆邦这种内心状态的逐渐变化，决定了他短篇小说写作的谦卑之心和坚韧。而且，他的写作，又与他的灵魂结合得非常紧密，这就更加显示出他直面存在真相的勇气和气度。

三

我们注意到，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里，永远有一个“可靠的叙述者”。这个“可靠的叙述者”，引领我们走进一个个令人信服的世界里，冷静地谛听、审视现实世界的声音，当然，喧嚣中并非都是“无法直面的人生和人性”，还有对于美好事物和人性美好的歌颂。这也是刘庆邦与卡佛、契佛等作家最为重要的区别。在卡佛的叙述中，总是存在若干不确定性、省略或“空缺”，所谓“极简主义”叙事过程里蕴藉着更多富有张力的因子。而且，文本中几乎看不到作家任何主观性、阐释性文字，叙事时远离事件、故事主体，语调和节奏相当节制，近乎摄像式的描摹，异常冷静，以至于我们怀疑叙事者这种没有基本判断的叙述，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能依傍想象力，猜测叙述中位于“水下的八分之七”和“第二项”。刘庆邦的叙事，则是依靠具体情境、生活表象背后富于引申义的含蓄延展出来的张力。在这里，刘庆邦的整体风格追求，还体现为一种阔达和宽柔，也使我们看到了他诚实地与现实、人性、存在对话的努力。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有一个重要的美学特性——抒情性品质。这种“抒情性”，不仅表现为刘庆邦叙事主体的艺术自觉和强烈的生命意识，而且，他的叙述能够真切地进入叙述对象世界，让美妙的、隐曲不明的情感内蕴款款流淌出来。他的叙述，常常是一任人物情感的诉求，在被揉碎、撕扯、绵延、冲撞中，绽放出悲伤、幸福、欣慰和欢畅。即使文字未曾显现的那部分，也充满智性、弹性和想象的张力。纷纭各异的、令人深思的人性状态和生命景观，仿佛一种潜隐在文本深处的“人生之流”，构成刘庆邦叙述清晰的精神向度。进一步讲，作为审美主体，刘庆邦对审美对象的观照，依赖于深厚的生活体验、艺术修养和宽厚的主体胸襟，以及出色的艺术感悟力、表现力和生命感。特别是审美主体以文学语言的谙熟和精到，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审美时空，文本气韵生动，风趣刚柔，质朴雅正。

无疑，《响器》是刘庆邦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之一。这篇写作于20世纪末的小说，不仅具有极其浓郁的抒情意味，并且在写法上，较他当时创作的其它文本也有很大区别。首先，它体现出刘庆邦叙事中调动现实、经验与情感的能力，又不乏浓郁的诗学意味；而且，在精神、灵魂层面，也潜隐着充满哲性的关于生命、存在意义的深邃思考。在《响器》里，谁会想到一个乡村女孩高妮，竟然令人匪夷所思、本能地爱上乐器大笛，如痴如狂地追随“响器班子”，并成为崔家班的一员而远近扬名。在这里，高妮对大笛的迷恋，成为叙述、故事、性格发展的不易察觉的推动力。显然，这种乐器在特定的伤悼、送别场域所产生的奇妙旋律和感召力，已经跨越生死边界，让人们忘情地进入超拔的、具有强大召唤力的乐曲所引领的世界。

刘庆邦所呈现的，无疑是生命存在的一种特殊样貌。一方面，小说表现音乐可以撼动灵魂的力量，以及高妮无师自通般对民间“抒情”方式和乡土文化的天生感悟，使她执着地要登堂入室，拜师入门，学习吹奏大笛，让自己的笛声传递、释放伤怀之情、离别哀痛；另一方面，高妮对乐器奇妙、独到的理解和感悟，分明已经使她区别于乡村伦理的层面，生成令世俗无法理喻的悲悯情怀，而这种感受和情愫又是何其朴素，何其率真啊！响器，联通起人与人、欢乐与悲伤，具象与抽象、感性与理智、粗鄙与神圣之间的悼亡与伤逝，仪式与超脱。可以说，《响器》的包容度在于，它从现实出发，抵达超现实的灵魂的维度。

刘庆邦新近创作的短篇小说《泡澡》，虽然叙事视野并没有转移，但是，作家似乎要在最平淡、“几乎无事的悲剧”故事中，彰显通透现实的力量，在细小的悲欢中体味人生的酸楚和尴尬。在这里，叙述更深入地体现出刘庆邦宽柔的人间情怀，对俗世生活、“结庐人境”的素心慧眼，呈现、铭刻普通人的存在状态和人生经验的耐心。文本的字里行间，着力地演绎“小人物”的喜乐悲欢。看上去，《泡澡》叙写一个失去老伴儿的退休老人晚年生活的苍凉晚景，牵扯到“老年问题”的尴尬和精神“病理”，实际上，它深刻地触及到一个人内心最柔软、最脆弱也最无力的对于自我尊严维护的念想。主人公老李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小愿望，就是春节前要去浴池痛快地泡个澡，可是，年龄超过六十五岁后浴池要求有人陪伴，这对于只有一个未婚女儿的老李，却构成了巨大的难题。于是，老李开始求助于邮政局的邮递员小张，甚至萌生招纳外乡人小张为女婿的想法。在生活习惯、人生理念、道德伦理诸多层面，女儿李悦都根本无法理解并与年迈的父亲沟通，在一个屋檐下的父女俩，形同萍水相逢的陌路人。他们之间几乎所有的家常对话，都成为无法对话的写照，以至于老李的生活、存在感都陷入无以寄托和依傍的境地。一种彻骨的人生的悲凉晚景，暴露出人性中坚硬与柔软的僵持和对峙、造成亲情疏离的无奈和妥协。无疑，这是一篇伦理叙事，在日常生活戏剧化的情境里，演绎的却是人间亲情的疏离。叙述在充满戏剧性的场景里，暗示出我们时代生活亟需反省和诊治的“病理”。

可以说，真正的经典文本写作，都是仰仗作家直面现实时，不屈不挠、九死不悔的灵魂力量和勇气，刘庆邦的叙述，坚韧而从容，既葆有稳定的叙事风格，又不断求新求变，不仅仅局限于对现实本身的打量、揣度和判断。否则，文本就会禁锢作家的想象力，就不会发现更多隐藏在事物背后的秘密和人性、命运的变数。所以，短篇小说写作，需要伸展到超出具象世界的边界，呈现出另一种既朴素又空灵、洒脱的叙事向度。如此说来，像刘庆邦这样喜欢贴近现实又要超越现实的作家，就可能因为“写实”的文学理想竭力摆脱掉现实的压力，让叙述终至变奏为“飞翔”的寓言。

我们看到，许多中外文学大师都在短篇小说文体上，留下自己不朽的声音和足迹。无数的短篇小说经典，像纪念碑一样，耸立在文学的山峦之间。我们的作家若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就会清醒地发现作家表现生活和世界的不同层面和境界，也就会看到我们与大师之间的距离。同样喜欢短篇小说写作的王安忆，曾以自己悉心的阅读，接近着世界短篇小说大师的语境和文字气场，她说：“莫泊桑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契诃夫的短篇《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短小精悍，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这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目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但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欧·亨利的故事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麦琪的礼物》《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就是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其中有难得的善心和聪明；卡佛外乡人的村气已经脱净，已得教化，短篇小说深奥得多了，也暧昧得多了，又有些像谜，像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过教育的受众；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以看出那个民族对故事的喜爱”。如此看来，中国当代作家，对西方经典短篇小说充满“物理性”的深刻、精微也充满敬畏的体察，表明我们今天的写作，完全可以在“世界文学”的谱系内展开并对话的。中国当代作家可以在世界文学大师们的光耀之下，灌溉出属于自己文化、精神土壤的短篇小说的奇葩。我相信作家张炜说过的一句话：一个短篇小说不繁荣的时代，必是浮躁的、走神的时代。因为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取向和审美判断，人们阅读、审美的兴奋点已经分流，短篇小说在我们时代的整体分量亦已大不如前。因此，作家的文化担当、责任也远远不会终结，而淬炼短篇小说的经典，更是一代中国作家的神圣使命和责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自觉与新世纪中国文学写作发生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BZW154。原载《当代文坛》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