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扬：论班宇小说中的城市书写
一、文本中的城市
城市是西方文学中的重要主题，狄更斯、波德莱尔、艾略特、惠特曼、海明威、乔伊斯等作家的文本与特定城市都有紧密的关系。20 世纪后半期，西方掀起城市研究热潮，这些作家作品中的城市问题被提炼出来， 成为研究者重点考察的对象。比起城市的地理学知识， 很多研究者更注重城市的文学表达。Burton Pike 在《城市的意象》（The Image of City ）一书中表示，自己的研究更加关注“人们对城市现象的想象”以及“人们与自己创造出来的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2）。Peter Preston则认为，“城市一直是重要的文学象征，通过文学的方式描写城市，可以让我们了解城市的恐惧和愿望”（3）。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们找不到能认得出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是虚构的。”（4）虚构的城市如同梦境一般，流动、变换、稍纵即逝，甚至难以用语言形容。马可·波罗用物件、手势、语言和神态向忽必烈描述城市，相关的记忆、欲望、符号和名字如同蛛网一般层层叠叠，轻盈、细碎却又无处不在。忽必烈要求马可·波罗按照要求找到一座真正的城市，马可·波罗却不经意间道出了城市的虚幻本质：“城市就像梦境，是希望与畏惧建成的，尽管她的故事线索是隐含的，组合规律是荒谬的，透视感是骗人的，并且每件事物中都隐藏着另外一件”，对于城市来说，“你所喜欢的不在于七个或是七十个奇景，而在于她对你提的问题所给予的答复”（5）。卡尔维诺试图将人类与城市的关系，关于过去、未来、幻想和梦境的碎片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市框架。
利罕运用“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来对城市以及城市文学加以理解，他认为，“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基于这一理念，利罕设计了一个环状结构来研究城市文学：“最里面的一环追述城市的历史，特别是现代城市的历史；外面的一环涉及那些城市被表现 / 描绘（represented）的方式；中间作为连接的一环则考察各种文学和城市运动。”（6） 事实上，或许“文学中的城市”比“城市文学”更能呈现城市与文学的相互作用：“后者是立足于城市题材与形态自身，揭示城市文学的发生、发展、流变过程以及其内在构成规律，基本上属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研究；而前者并不局限于城市题材与城市文学形态，它更关心城市所造成于人的城市知识，带来的对城市的不同叙述，以印证于某一阶段、某一地域的精神诉求。”（7）
利罕认为，随着西方文明的变迁，不同时期人们会采用不同的方式阅读城市。启蒙运动时期，城市被视为理性与技术力量的承载，而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则强调城市的神话属性和自然属性。现代主义者相信人能够在城市中建立自我的牢固基础，而后现代主义则将城市视为大众传媒塑造的“虚幻”假象。利罕强调，城市和城市文学“有着相同的文本性（textuality）”，这就意味着读者阅读城市文学文本的方法与历史学家们解读城市有些类似：“共享基于同样假设的模式：或机械的，或有机的，或历史的，或未确定与非连续的。从笛福到品钦，阅读文本已经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8） 城市的物质性固然不能否认，建筑、标志和街道构成了物理和空间上的城市，但与此同时，城市同样存在于文本之中，存在于创作和阅读的过程中。
中国的城市文学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展开，经由“海派”和“京派”作家的书写，城市形象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一度十分突出。不过，在 1949 年以后，城市一方面被等同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另一方面则成为“现代化”和“工业化”宏大叙事的一个部分。进入 1980 年代以后，城市开始再度受到写作者的重视，文学中的城市表达也逐渐转向欲望化、私人化的日常生活。虽然城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进程中并未缺席，但是城市文学却一直很难成为一种文学类型，而是碎片般散落在文学主潮之中。陈晓明曾用“无法现身的‘他者’”来形容中国的城市文学。在他看来，中国的城市文学创作经验虽然丰富而驳杂，但却始终是幽灵式的：“它是一种不充分的他者化的存在，因为它不能被本质化，也无法被历史化，它是逃脱、缺席和不在场的一种踪迹。”（9）尽管城市文学作品数量繁多，但是它们可能仅仅涉及城市， 而并不能成为一种确定的类型。
事实上，利罕的“文学中的城市”概念下的“城市” 具有两重含义：一重是真实存在的城市，而另一重则是文本建构、文化上的城市，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差异甚至矛盾。霍尔曾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他认为一般有两种思维方式来定义文化身份（culture identity）：一种是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从而呈现出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10），这样的思维方式可能会遮蔽一些分散和破碎的经验。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并不是共同点，而是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文化身份处在不断变化当中，“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11）。受到霍尔观点的启发，赵稀方的《小说香港》一书即从殖民书写、国族叙事和本土意识几个方面来理解文学中的香港，尝试“观看香港想象及叙述本身”，并“从小说与都市的互动关系中提出自己叙述香港文学的框架”（12）。
二、铁路、火车与城市的欲望表达
班宇的写作所呈现出的诸多城市意象和城市内涵，不仅映射了现实意义上的沈阳，还在想象层面构造了一个文学的沈阳。班宇曾说：“我小说中的大部分细节就是源自我的记忆，不只是我自己的记忆，也有别人的记忆。比如我父母在讲述这些记忆时，会忽然流露出某个细节，我觉得这个细节也许在某个故事中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就会把它记录下来，用在作品中。”（13）他通过对城市意象的重复、堆叠和变换，寻找城市意象中持久不变的要素，探寻两代人之间的深层关系，在父辈记忆和子辈记忆的缝隙中寻找并固定着城市的细节。
城市的形象往往会与一些典型意象联系在一起， 而这些意象从物质和记忆中提取，成为城市的重要品 质。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表示，城市存在 着一个由许多意象合成起来的公众意象，人们需要熟悉城市的公众意象，才能够从容地适应环境并解读城市。凯文·林奇把城市意象中的物质形态归纳为五种元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比如道路，就是“观察者习惯、偶然或是潜在的移动通道”，边界则是“连续过程中的线性中断”，而节点则是“人们往来行程的集中焦点”（14）。在班宇的小说中，某些特定性的城市 意象，如铁路、火车、游泳池、广场、医院不断出现，它们 带着相似的气质逐渐丰富着小说中的城市整体。
班宇常常会将沈阳的铁西区作为小说的叙事地点， 因而铁路/ 铁道/ 火车成为其小说中最为常见的一组意象。在《逍遥游》里，许玲玲租住的房子就在铁道边，她乘坐火车与好友一同前往山海关旅游也是小说的关键情节。刘易斯·芒福德提到，在 19 世纪工业技术革命的城市建设中，新的城市往往是由工厂、铁路和贫民窟组成的工业城镇。工厂通常坐落在城市中心最好位置，并且靠近铁道和河，以工厂为中心的城市结构使得“工业、商业和生活居住三者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铁路带来了工业原料、产品和劳动力，因而“许多城镇都允许（确切地说，是‘欢迎’）铁路进到城里，直达市中心，把城市里最宝贵的地方浪费掉，变成货场和铁路编组场”（15）。在狄更斯的《董贝父子》里，铁路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象征，仿佛是“驯服的龙”，“在那里吐着泡，发着抖，把墙都震动了，仿佛它们心里知道自己有不为人知的巨大力量，有尚未达到的强烈目的”（16）。雷蒙·威廉斯在分析狄更斯的小说时指出，铁路一方面是“生命之血”，同时也是“胜利的妖怪、死亡”，代表着无序的城市中的新秩序。城市的气质与铁路类似，是一种“新的流动性”，是“生命的总和”，会造成“既令人兴奋，又具有威胁的后果”。而狄更斯最为关注的，则是“如何在这些史无前例的变化中，在已面目全非的风景之中，保持人类的认识和人类的良善”（17）。
《逍遥游》里的铁路似乎具有不一样的气质，它既承载着家园，同时承载着梦想和远方。许玲玲乘坐绿皮火车，一路观赏窗外陡峭怪异的石山来到山海关，虽然身体 不好，但她坚持独自一人爬上了澄海楼，看到了庄子《逍遥游》中的壮观景色：“云雾被吹成各种形状，像水草、骏马，也像树叶，或者帆船，幻影重重，甚至耳畔还有嘶鸣声。”在这样的景色中，许玲玲幻想着逃离现实世界：“直想被风带走，直想纵身一跃，游向深海，从此不再回头。”（18）当许玲玲沉浸于理想的光辉时，谭娜和赵东阳却在忙着买纪念品、吃饭甚至发生关系。回程途中，乘坐的交通工具变成了动车，现代技术缩短了时空距离，“逍遥游”的理想也如野马一般，随着火光奔向天际，最终消失不见。小说的结尾，许玲玲提早回到了铁道边的家，却发现父亲正在和情人约会，她坐进屋外的倒骑驴里等待：“望向对面的铁道，很期待能有一辆火车轰隆隆地驶过，但等了很久，却一直也没有，只有无尽的风声，像是谁在叹息。光隐没在轨道里，四周安静，夜海正慢慢向我走来。”（19） 铁路再次出现，而火车却不见踪影，“逍遥游”只是一次偶然的美好逃遁，终究无法打破生活的壁垒。
类似的，在《空中道路》里，班立新和李承杰乘火车去疗养院旅游，这是他们工人生涯中少有的闲暇时光。在火车上，他们吃饭、聊天、打牌，甚至阅读《日瓦戈医生》。但旅行结束后，等待他们的却只有解散和下岗。《冬泳》《双河》和《渠潮》里，铁道从城市中穿过， 是“道路与环境分离的实例”（20）。铁道分割城市，同样也分割时间与生活：“每次经过火车，道口放下栏杆，两侧的车都停下来，等待很久，有时是十几分钟，警报声一直在响，到后来却忽然停止，栏杆重新抬起，并没有火车过去，所有人便都很失望。”（21）在《冬泳》里，铁道上常有一个穿警服的精神病人，拎着交通指挥棒追逐 过往的行人。“我”在他的追逐下十分紧张，落荒而逃，这个情节一方面暗示了“我”可能有过的犯罪事实，另一方面也呈现出焦虑、慌张的生存姿态。《双河》提供了一个嵌套式的故事结构：第一层故事里离异的作家“我”带许久未见的女儿出门爬山，顺便谈论自己最新构思的小说。第二层故事则是“我”正在写作的同名小说《双河》，两层故事相互交织、关联。在第二层故事里，火车站是暴力事件的发生地，是复仇和解谜之处。而在第一层故事里，火车则保持了它作为城市分割线的功能，甚至带有一些温情：“我们贴着侧面的护栏站立，等待火车的经过，已经驶过两趟，非常长，车厢难以计数，天色将晚，壮阔的深蓝光芒投向我们，不断迫近，我提议回家，言言说想要再等一趟。”（22） 临近分别，父女二人站在铁路旁看着开过火车，此时火车一方面分隔了空间，另一方面也是时间的分界。在火车的轰鸣声中，时间仿佛被拉长又缩短，拉长的是父女间的对话与沉默，缩短的则是“我”灰暗的过往生活。
利罕在分析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提到，火车是城市的诱饵：“城市伸出它的铁轨，诱惑朝圣者到欲望的国土里来，在那里，城市提供欲望，但可能永远不会满足那种欲望。”（23）而班宇小说里的火车意象则更为复杂，它包含着城市的欲望，也并不避讳城市的黑暗，同时， 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美好的短暂的停歇之处。
三、体育场、游泳池、卫工明渠与城市的公共空间
由亚里士多德起，关于公民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就从未停止，在此基础上，公共空间的观念也开始出现。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提出了“劳动”“工作”和“行动”的概念，这三个概念与“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相关。阿伦特认为，“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24），而“公共世界是一个所有人共同的集会场所”（25）。在公共世界中，人们需要保持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从而获得精神的解放。在城市研究中，街道、广场、公园等地方常被视为公共空间，但是，研究者们关注到，随着城市的发展，很多大都市中的公共空间开始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尽管今天的公园、中庭和购物中心以改造过的城市公共空间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但它们看起来并不是针对城市中的所有人群的。进入到它们当中的人们受到了监视，有时甚至是相当严格的限制。这样一来，互动的可能性就消失了。”（26）公共空间的消失在班宇的小说里是逐渐进行的，代表着城市文化的体育场、公园和游泳池的衰败和改造，意味着过去那种人与城市的亲密关系开始消失。
体育场是班宇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城市公共空间。体育场在班宇小说中的出场与青春、少年和怀旧相关，是其城市画像中的重要标志物。《去五里河》里的五里河体育场，在 1990 年代末曾是沈阳体育文化的代表，是中国足球冲入世界杯的地方，如今已经拆除。在小说中，下岗的父亲买了二手摩托拉脚，遇到了同样下岗的客人肖树斌。肖树斌是个球迷，常常去五里河体育场看球，一来二去，父亲也和他一起看过几次球。然而，肖树斌却骗走了父亲的摩托车，自己也不见踪迹。与此同时，城市也被巨大的不幸笼罩，突如其来的电车事故造成了乘客的死亡。在这个失败者的悲哀故事中，五里河体育场却热闹非凡，光彩熠熠，成为理想和诗意的存在。当父亲和“我”又一次来到体育场时， 发现了躲在桥下的肖树斌：“他看见载满球迷的无轨电车驶过来时，忽然疯狂地挥舞起手中的旗帜，像是要发起一次冲锋”，而看见旗帜的乘客球迷们唱起了歌，“最终变成一场小规模的合唱，如同一场虔诚的祷告”（27）。这是小说的诗意时刻，体育场仿佛一个可以暂时躲避的共同家园，青春和理想的激情暂时遮蔽了残酷的现实，人们也找寻到一点心灵的安慰。
《逍遥游》中的一闪而过的体育场同样是美好过往的代表，许玲玲在生病之前，曾有过一个爱看足球的对象，许玲玲也跟着去看球：“坐东三看台，视野不错，骂满九十分钟，心情舒畅，排毒养颜。”（28）《铁西夜曲》里，体育场也是诗意之地。继父曾在体育场遇到群星坠落，并听见有人唱歌，声音和未婚妻一模一样。十多年后妻子去世，失意的继父又来到当初的体育场：“我原来以为我跟别人能不太一样，毕竟有彗星曾穿过我的身体，但结果是没什么差别，有点遗憾。”（29） 虽然两篇小说气氛压抑，但诗意的抒情依然在提供逃离日常生活的机会。
到了《渠潮》，体育场开始具有了悲剧意味。李迢和满晴晴爬上屋顶，从高处俯瞰足球赛，却看到西侧的房顶由于爬上的人太多，不堪重负而最终坍塌：“那些爬上房来看球的人们，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消失不见，变成滚滚烟尘，又随风散去，真像一场伟大的戏法。”（30）小说的最后，失去了父亲和哥哥的李迢面临拆迁，走之前他再次来到体育场，发现那里已经破败不堪。破旧的体育场意味着公共空间的消失，也意味着曾经代表着光明、梦想和未来，曾经承载一代人青春的城市不得不走向凋敝，成为无法寻得的旧梦。
游泳池意象在班宇作品里也很常见，在《冬泳》《渠潮》《夜莺湖》等小说中，游泳池都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而出现。于坚曾在散文中谈到游泳池：“在西方，游泳池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锻炼身体、比赛，目的清楚。在中国的游泳池里面，目的并不明确，有人是来锻炼，有些人是来放松，有些人则是来玩，甚至还有些人是来谈情说爱。”（31）人人脱掉衣服的游泳池“是人的身体最平等的地方，无法凭借体外的任何东西来补充自己”，“原始时代的审美标准得以恢复”（32）。从这个角度来看，游泳池具有了公共空间的意味，是锻炼、社交和休息的场所。卡夫卡就描述过在游泳池里，自己面对高大强壮的父亲产生的羞耻感：“我们从更衣室出来走到众人面前，我拉着您的手，一副小骨头架子，弱不禁风，光着脚丫子站在木板上，怀着怕水的心理，您反复给我做游泳的示范动作，我却一点也模仿不了。您原本出于好意，殊不知我却羞得无地自容。”（33）《冬泳》中，“我”之所以喜欢游泳，是因为在游泳池，赤裸的人们失去了社会身份，背负着沉重心理负担的“我”自然感到 轻松自在。但是，露天游泳池即将被拆除，失去了游泳池的“我”跳入卫工明渠，逃离暗淡的时代和沉默封闭的内心，在走向终结的同时也仿佛获得了重生。
游泳池在《夜莺湖》里开始带有死亡的意味。小说设置了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空，都和游泳池有关：“我”幼年时的伙伴溺死在泳池中，给“我”造成了无法忘却的心灵创伤。而多年以后，女友的弟弟也在泳池中触电而死，这一事件激起了“我”过去的伤痛，并将“我”紧紧缠绕。不会游泳的“我”一步步走下泳池：“池水散发着温度，黏稠如油脂，死死裹住我的身体，我不会水，任由下降，双手向前扑去，奋力握向那些光线，却越沉越深，许多大鱼围聚在池底，窃窃私语，如同密谋。”（34）泳池里的“水鬼”正是拖着“我”下沉的记忆，是人在凝滞之时无法克服的阻力。在《夜莺湖》中，记忆如同水渍一般被阳光照亮：“折射着愉悦或痛苦的光芒，璀璨或黯淡，永不消逝。”（35）
如果说体育场和游泳池是城市里常见的公共空间，那么卫工明渠则是属于沈阳独有的城市记忆。卫工明渠是沈阳的一条人工河，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主要用于排放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工厂不断增多，卫工明渠里废水的排放量也急剧增加，常常散发着臭味，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常有人死在水中。在西方城市发展的历史上，臭水沟是城市建设需要解决的难题：“城市生活中最早的问题之一仍然是恶臭，这是卫生环境不合格的结果，也是在 20 世纪得到彻底整治的问题（至少在西方城市）。”（36）卫工明渠和围绕它的悬疑情节在《冬泳》和《渠潮》中都有表达。《冬泳》卫工明渠成为“我”的葬身之地，承载了“我”罪恶秘密的黑洞最终也将“我”吸入其中。在《渠潮》里，卫工明渠的前身是卫工街水沟，经历改造之后，周边种上了外国樱桃树，并取了光明的“明”作为名字，“以后沿岸全挂着霓虹灯，晚上一闪一闪，歌里唱的，听过没有，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马上就要实现了”（37）。卫工明渠的改造承载着城市繁盛的未来，它在梦中通向黄浦江，是爱情、希望，也是精神上的返乡。
四、工人、游荡者与城市的“逃逸线”
虽然常写普通平民，但班宇的小说并不是“底层写作”，他笔下的人物拥有更加复杂和暧昧的城市身份，形成了新的贫困形态，一种“温饱基本得到保证之后的贫困，一种很容易被社会尤其是被富人和中产阶级有意忽略的贫困”（38）。在小说《逍遥游》中，许玲玲连续遭遇不幸，父母离异、自己身患重病、母亲去世，只能依靠并不亲密的父亲许福明骑“倒骑驴”拉脚赚钱治病。《于洪》里的三眼儿，母亲重病，姐姐没有工作，自己则在商场门口管理自行车。这样的角色常在班宇的小说里出现，他们不至于挨饿受冻，但是依然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
1990 年代生活在沈阳的工人群体常忍受着这种新的贫困。班宇曾谈到自己喜欢把工人作为写作对象的原因：“我对工人这一群体非常熟悉，这些形象出自我的父辈，或者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部分青春与改革开放进程关系密切，所以其命运或许可以成为时代的一种注脚。”（39）关注父辈工人们的青春和命运，这意味着班宇的小说往往是“迟到的故事”，是从“‘子一代’视角出发，讲述父一代的故事”（40）。“父一代”的身上背负着家庭的重担，在中年遭遇下岗，却又必须重返社会。离开工厂的他们成为建筑工人、小店店主、养殖户、车夫等体力劳动者。《空中道路》里的这段描述似乎可以概括这类小说的背景：“1998 年的铁西区，灰尘很大，路上都是碎石与刨花，人们穿得很凉快，走得很慢，不慌不忙，无所事事，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人”（41）。在《灭点》里，同样的情节从另一个角度被描绘出来：“桥梁厂宣布解体，万人失业，没有哀号，反而是无尽的沉默， 像浪花一样，一波一波向外扩散。‘解体’这个词儿是从新闻里学来的，最早用在苏联身上，后来每逢工厂倒闭，工人也都爱这么讲，仿佛能陡增几分优雅。”（42）
班宇写工人，但却无意强调工人的阶级性，他说：“工人阶层也谈不上，坦白说，在我的小说里，虚构成分居多，并非是要借此控诉或者发泄，相比社会命题，我其实更愿意对小说本质进行一些探寻。”（43）远离社会命题，不进行控诉和发泄，班宇选择让人物超越阶级，呈现现代人的普遍特质。“无所事事的人”的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那些侦探、拾垃圾者或是妓女。“街道成了游荡者的居所。他靠在房屋的外墙壁上，就像一般的市民在家中的四壁一样安然自得”（44）。城市的“游荡者”在拱门街、百货商店和广场漫步、闲逛和观察。本雅明曾分析过爱伦·坡侦探小说中的“游荡者”形象：“他走进一个又一个商店，不问货价，也不说话，只是用茫然、野性的凝视看着一切东西。”（45） 班宇的小说《于洪》里的“我”和“三眼儿”也具有城市“游荡者”的特质。1999 年，“我”从部队复员，没有工作，母亲也从工厂下岗。为了生计，“我”和同样无所事事的战友“三眼儿”去于洪广场卖烟。班宇化用了当时沈阳轰动一时的抢劫杀人案件，设计了一个悬疑小说的框架，并在结尾处留下了悬念：同时在于洪广场游荡的“我”和“三眼儿”，究竟谁才是杀人犯的帮凶？事实上，小说的结尾并未揭示最终的谜团，而是解释了重要地点“于洪”的意义：本为“御洪”，抵御滔天洪水，守卫城区。“我”和“三眼儿”也曾经共同抗洪抢险，是生死之交。但是，随着“我”和“三眼儿”从部队复员，进入社会，“御洪”变成“于洪”，它的意思也变成“人在洪水之中”：“身后是水，一点一点不断逼近，只能朝前走，不敢回头，前面又是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就想要放弃，等待洪水吞噬，但也等不来。”（46）小说虽然化用刑事案件，但却未做道德评判，人人都是生活困境中的挣扎者，而那些过往的事件、故事和想象，则共同构成了关于城市与人的复杂经验。
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论述了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提到了暴力犯罪与城市文学的关系：“犯罪代表了现代城市生活中晦暗的复杂性”，而城市小说之所以选择暴力，是因为这是一种体验城市的模式，“该模式在城市生活的孤立领域和事件当中不仅捕捉到一种可以理解的高尚兴趣（着迷和恐惧，以一种单一的模式保持距离），而且在被观察和描述的对象不是一个社会，而是整体人口时，捕捉到那种最明显、最易被分离出来的行为方式”（47）。《冬泳》同样是一篇与犯罪相关的小说。班宇在写作中一直隐藏着叙述者的内心世界，直到小说的结尾才揭示出来。小说中的“我”其貌不扬，是收益不佳的电器厂工人，在相亲中与隋菲互生好感。隋菲十分不幸，父亲在多年前意外死于卫工明渠，前夫东哥不但阻止她看望女儿，还对她施加暴力、敲诈勒索。小说结尾，矮小、沉默而懦弱的“我”突然爆发，用板砖报复了东哥，并在第二天陪隋菲去卫工明渠祭拜父亲。直到这里，小说这才揭示，原来隋菲父亲的死与“我”直接相关，而“我”也打算用投水的方式了结一切。水的意象在班宇小说中往往与暴力和犯罪相关，《于洪》《枪墓》《渠潮》等小说中都有类似的表达。在《冬泳》的结尾，“我”沉入水中，却仿佛走向“逃逸”：“我赤裸着身体，浮出水面，望向来路，并没有看见隋菲和她的女儿，云层变得稀薄起来，天空贫乏而黯淡，我一路走回去，没有看见树、灰烬、火光与星系，岸上除我之外，再无他人，风将一切吹散，甚至在那些燃烧过的地面上，也找不到任何痕迹，不过这也不要紧，我想，像是一场午后的漫步，我往前走一走，再走一走，只要我们都在岸边，总会再次遇见。”（48）事实上，这个结尾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关于城市生活的凝滞、困惑和艰辛的叙述戛然而止，而宗教般的理想主义表达虽然使得小说的结构显得轻盈，但却仿佛失重一般，缺少强有力的支撑。
班宇小说里的角色，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常会生出“逃逸”的想法。《逍遥游》中的许玲玲，生病前跟着对象恋爱、看球、吃烧烤，尽情燃烧着青春，这在班宇看来是一种“逃逸”（49），一个走出窒息生活的美好时刻，尽管非常短暂，但依然值得珍惜。德勒兹认为，人生是由三种“线”构成的：第一种是“僵化的或克分子的节段性之线”，如男人和女人，是节段化的、被明确限定、设计好的。第二种则是“一条柔顺的或分子性的节段化之线”，如夫妻之间的内在关系，虽然其中的男人和女人是确定的，但还存在一些难以被定位的元素。第三种则是“逃逸线”，“这条线根本不能容忍节段，它更像是两个节段性的系列的爆裂”（50），“逃逸线”迫使人们瓦解固有的自我，走向未知的旅程。
班宇在《空中道路》中关于城市的一段构想十分有趣，班立新和李承杰乘坐缆车登山，途中遇到了雷电和冰雹，缆车停在了半空中。这一情节和张爱玲的《封锁》类似，时空的停滞使缆车成为一个从日常生活中逃逸出来的奇特空间。车厢中，人与人的关系失去了熟悉环境的依托，变得陌生化。在停滞的时间里，李承杰和班立新讨论了很多在平时生活中不会讨论的话题，如《日瓦戈医生》，如对未来城市建设的设想。李承杰设想利用吊车吊臂的长度和倾斜角度设计建造“空中道路”：“没有黄白线和信号灯，实际上非常精密、高效、畅通无阻，也不烧油，顶多费点儿电，符合国际发展方向。”（51） 这是李承杰和班立新的一次逃逸，这个时刻，工作和生活的琐碎被抛之脑后，理想却在熠熠生光。当然，和《封锁》一样，当两人回到地面的时候，关于城市的奇思妙想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消失不见。
《铁西夜曲》里的B，循规蹈矩地过着被未婚妻安排好的生活，吃饭、购物、与朋友聚餐，单调而乏味，仿佛一个任人操控的傀儡。在朋友K的婚礼上，K 突然问B，要不要在此刻一起逃跑，B笑着摇头拒绝，但是“笑容尚未收住，B 忽然觉得不寒而栗，K 也仿佛意识到了什么，面容变得严肃，一个微小的玩笑，却也像是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52）。受到“逃跑”诱惑的 B 终于开车不告而别：“他将通信设备关掉，开了很久，沿着同一条街，到了尽头再调转回来，收音机里播放着一首老歌，一位港台男歌手，在不断地喊着一个叫安妮的女人，他唱道，他不能失去她，他无法忘记她，他用生命呼唤她，他将永远爱她。B 笑起来，又摇摇头，一个人是不可能为自己失败的选择去负责的，也无法追回，他从此将一错到底。”（53）
“逃逸线”促使人的能动性的生成，甚至可以促进历史的进程：“正是在逃逸线之上，我们创造出新的武器，以便与国家的笨重的武器相对抗。”（54） 而班宇的写作也正是通过对“逃逸线”的创造构造出一条个人的、和宏大历史产生对话的路径。
结语
班宇的城市叙述始终有着灰色的现实底色，他通过叙述视角的切换，将父辈与子辈的故事建立起隐秘的联系，从个人和城市的角度与历史形成一种对望关系。不过，在那些晦暗的现实中，总是夹杂着一些抒情性的描写，总有一些“逃逸”的片段，指向风景、自然、文学和诗。每当班宇的语言从东北方言切换成抒情的书面语时，他就打开了一个逃逸的、个人的、内在的诗性空间，这个空间虽然还显得有些脆弱，但还是与日常的、口语化的东北一道，完成了文学的城市建构。《空中道路》的最后，班立新回忆起年轻时有一次酒后打架：“他听见身后有两个啤酒瓶子在空中相撞的声音，在长夜里显得极其清脆、尖亮，仿佛要去划破什么东西。”（55）这段话仿佛北岛在《波兰来客》里的叙述：“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56） 当抒情和诗性的语调又开始出现的时候，一个关于诗、记忆和历史的城市空间也得以呈现。
注释：
（1）（40）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
（2）Burton Pike，The Image of The City in Modern Literature，Richard T. LeGates，and Frederic Stout eds，The city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6，pp.243-244.
（3）Writing the City：Eden, Babylon and the New Jerusalem，Edited by Peter Preston and Paul Simpson-Housley，
London，Routledge，1994，p.2.
（4）（5）［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译林出版社，2012 年版，第 2 页，第 44 页。
（6）（8）（23）［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4 页，第 8 页，第 265 页。
（7）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文学评论》2007 年第 1 期。
（9）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文艺研究》2006 年第 1 期。
（10）（11）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09 页，第 212 页。
（12）赵稀方：《小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 13 页。
（13）丁杨：《班宇：父辈的落差感折射到我身上，反映到我笔下》，《中华读书报》2020 年 6 月 3 日。
（14）（20）［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5-36 页，第 43 页。
（15）［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年版，第 474 页。
（16）［英］狄更斯：《董贝父子》，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74 页。
（17）（47）［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31页，第308-309页。
（18）（19）（28）班宇：《逍遥游》，《收获》2018 年第 4 期。
（21）（22）班宇：《双河》，《青年作家》2019 年第 1 期。
（24）（25）［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2 页，第 38 页。
（26）（36）［荷］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敬东译，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01 页，第 152 页。
（27）班宇：《去五里河》，《芒种》2018 年第 9 期。
（29）（52）（53）班宇：《铁西夜曲》，《西湖》2018 年第 9 期。
（30）（37）班宇：《渠潮》，《十月》2019 年第 2 期。
（31）（32）于坚：《游泳池记》《火车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 6 页，第 18-19 页。
（33）［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选》，孙坤荣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514 页。
（34）班宇：《夜莺湖》，《收获》2020 年第 1 期。
（35）班宇：《〈夜莺湖〉创作谈：用灰烬拥抱我，苏丽珂》，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121/c404032-31558167.html，2020 年 1 月 21 日。
（38）李陀：《细读班宇〈逍遥游〉》，https://mp.weixin.qq.com/s/6TA9CxL5Ki71CMx0jouliQ，2019 年 5 月 10 日。
（39）朱蓉婷：《班宇：我更愿意对小说本质进行一些探寻》，《南方都市报》2019 年 5 月 26 日。
（41）（51）（55）班宇：《空中道路》，《上海文学》2018 年第 5 期。
（42）班宇：《灭点》，《作家》2020 年第 1 期。
（43）朱蓉婷：《班宇：我更愿意对小说本质进行一些探寻》，《南方都市报》2019 年 5 月 26 日。
（44）（45）［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版，第 60 页，第 77 页。
（46）班宇：《于洪》，《芒种》2019 年第 11 期。
（48）班宇：《冬泳》，《当代》2018 年第 6 期。
（49）班宇：《为了逃逸而书写》，《文艺报》2019 年 4 月 17 日。
（50）（54）［法］德勒兹，［法］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 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年版，第 272-276 页，第 285 页。
（56）北岛：《蓝房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版，第 96 页。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