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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先锋时代的“一天”

发布时间:2021-08-10 来源于: 作者: 文艺报 | 申霞艳 2020年1 点击数:
将田耳的中篇《一天》、余华的长篇《第七天》和艾伟的短篇《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放在一起阅读纯属偶然,灵感来自标题,都含有“一天”。这“一天”可能是独特的,也可能是偶然的,偶然往往与必然汇流。这三个小说都来自社会新闻,新闻已经还将继续诱发一系列经典小说。小说家在记者休息的那“一天”继续工作,他们将笔对准隐秘的潜意识,将传媒压缩简化的部分重新扩展。对时间的处理涉及作家的叙事态度,这三部体积不等的小说的中心事件都是死亡,在中国文化中,死是大事,死是终点,善始善终,终点凸显意义,盖棺方可定论。他们努力呈现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背后纠葛的心路历程和丰盛的细枝末节。

小说《一天》中,田耳严格依照布瓦洛的戏剧理论“三一律”,老实呈现“一天”内发生的故事。小说依照线性的时间顺序展开,从清早接到电话写起,严格按照时间、地点来推进事件进程。叙述者“我”傅浩淼是死者的堂叔,爱打篮球,因此小有声名,妻子当护士,两夫妻都在县城工作,整个家庭都是文化人,所以“我”能够超越普通农民的立场,以城乡之间的角度来展示社会各个层面。当然,亲情使我对于农民阶层隐隐的同情占了上风。

“五点多”,“女舍管欧春芳近五点听到女生的尖叫”发现事故,“我”堂侄女单妮在学校跳楼自杀后抢救未遂,在市医院引发了协议赔款风波。谈判分两拨人马:学校这边,九点刚过,“五把手”范培宗和宿管,还有几个老师就来了;快十点,公安局来了一名警察,简单介绍情况;十点半,校长禹怀山来了,一同来的还有教育局副局长江道新(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伍乡长(三爷塔佬的贵人);而单妮家属这边来的是进城的农民工、生意人,来的时间凌乱无序。谈判在拉锯式地进行,反复了好几个回合。社会急剧分化,即使同一个家族的子孙也已经分裂成我父、三叔、五叔和姑姑家,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博弈。“我”也借叙事人之便不断地表达“我”对城乡差距、性别不平等、知识不平等以及权力对人的影响等等现象的看法。

余华的《第七天》整体上也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来结构的,细读的话,我们会发现,在第一天,“我”总体提到后来几天要讲述的主要人物及主要故事,颇像学术论文“总-分-总”的结构。《第七天》借了一个西式外套来讲述中国故事。扉页上赫然引用“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旧约·创世纪》)余华渴望以西方的神性来升华整个小说的格调,企图以亡灵独特的身份优势打通神界、人界和地界,渴望变“死无葬身之地”为叙事自由地,从而将这个咒语变成小说的点睛之笔,岔开一句,这是入戏太深的缘故,思维受段子的控制。从《兄弟》开始,余华就试图自我改变,他不满足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奠定的减法风格,他想用加法甚至乘法长驱直入进入当代生活,大剂量地插入耸人听闻的新闻案件。来自四面八方的对《兄弟》的批评让余华在《第七天》中有所收敛,他渴望寻觅更为精简的配方,他将极大部分气力放在整体叙事结构上,而忽视了对新闻直接植入小说的沉淀和提炼;他在语言和细节上依赖固有的才华,他几乎是迷恋养父情结,迷恋文学的政治正确。熟练是写作的必经之路,也是写作潜伏的敌人。但文风的简练、第一天与后面几天的内在呼应关系依然值得肯定。

艾伟的《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是一个形式非常特别的小说,开篇非常写实,被劳教的妇女俞佩华和少女黄童童在做玩具的过程中形同母女,但是这是俞佩华17年囚牢生活的最后一天,她依然敬业如旧。在玩具的组装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杀人也像一种游戏。俞佩华杀死了自己的叔叔,还非常精心地将其最后的骸骨藏在阁楼直到被发现。她杀死叔叔就是哈姆雷特复仇故事的中国当代版,黄童童杀死的是欺负她们母女的继父。俞佩华出狱后去看了一个以她为原型创作的戏剧,在剧场,导演揣度了她沉默表面下波涛汹涌的内心,她错杀了自己的叔叔,生活的延续被打破了。当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她开始到阁楼祭奠、忏悔,因此导致事件被败露。她毁掉了自己的生活,也毁掉了家人的生活。她在监狱的17年是赎罪的17年,她将自己的爱静静地分享给黄童童,并答应有一天会送她一个芭比娃娃。文末,我们才知道她出狱的最后一天实际上也是黄童童人生的最后一天,她在得知俞佩华出狱时就下定了决心自杀,她早就藏好了作案工具。而当俞佩华纠缠着想知道黄童童的下落时,她表现出来的那股力量让人想起她多年前的犯案。人有多重侧面,有天使盘旋(她对黄童童的母爱),也有魔鬼蛰居(杀死自己的叔叔)。小说践行了冰山理论原则,它呈现得那么少、那么平静,几乎不曾对余佩华的内心进行窥视。小说浓墨重彩地写了以主人公为原型的戏剧,编剧揣度了她跌宕起伏的内部世界。戏剧以母子共同观看电影《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结束。可见,今天小说家不仅要跟经典的《哈姆雷特》竞争,也要跟类型小说竞争。艾伟在二者之间做出了可贵的尝试,让叙述的根深藏在泥土里。

异曲同工的是,孙频在《我们骑鲸而去》后半部分大量插入剧本的形式。人类社会的欲望被高度精简然后翻转过来以短剧片段重新审视,形式上将诗歌、戏剧、书信等多种文体融为一炉,并积极处理作家跨文体的阅读经验。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和“桃花源”的古老诱惑在当代隔空碰撞,共同构筑了小说《我们骑鲸而去》的隐蔽根基。薛忆沩的《李尔王与“1979”》的形式同样值得称道。这些文本共同彰显了莎士比亚的世界性影响。任何一位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都是在回应他所面对的知识资源、精神遗产和文化传统。正如昆德拉所说:“小说的精神是持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前面的作品的回答,每个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全部经验。”我们所面对的传统是一个中西、古今互通有无、互相博弈互相融合之后的传统。渴望改造传统、拓展传统、更新传统本身也是传统最核心的部分,正是这些不屈不挠的创新彰显了传统强劲的生命力。

三篇小说都试图以“这一天”来隐喻世间的任何一天。田耳用的是填塞法,在老实可靠的叙述表面尽量加塞私货,让叙述溢出故事情节成为一棵冠状的大树;余华试图在冬日的枯树上点缀一些彩灯;艾伟则将坑挖得很大,将根深深地植于泥土中,让其慢慢成长,缓缓吐出新叶。他们探索了不同的讲述风格,共同构成文学的多样性。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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