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万玛才旦的现代性命题
何为现代性？波德莱尔为现代性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探讨人的欲望，是现代性的重要命题。思考现代文明中不同民族遭遇的困境，是许多电影的主题。《白云之下》（王瑞，2019）讲述游牧民族与现代社会的割裂，《乌龟也会飞》（巴赫曼·戈巴迪，2004）呈现库尔德人武装传统与和平梦的破碎。1991年，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在中国内蒙古拍摄了电影《蒙古精神》，该片有着深刻的人文思考，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蒙古精神》围绕贡巴、妻子和三个孩子展开，平静温馨的家庭生活中埋藏着现代性危机。贡巴厌倦了草原生活，羡慕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为此，他在歌厅里唱歌打架被警察抓走。电影也折射了当时的生育环境，贡巴已有三个孩子，医生告诉他们不能再生孩子了。有一天，贡巴去城里的药店看到了避孕套，然而贡巴无比尴尬，脸红着离开了。贡巴在梦中见到了祖先成吉思汗，那是蒙古族辉煌的古代时刻。电影通过俄罗斯人的外来人视角，思考游牧民族对现代生活的不适与滞后，所以故事不可避免地带有后殖民的目光：蒙古族戴着古代成吉思汗的祖先光环，现代蒙古人被描述为消沉的、落后的，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民族。舞厅、电视、避孕套是现代文明的象征，蒙古包、放牧、套马杆则是古老的传统。电影结尾，贡巴梦见成吉思汗骑着马率领着军队朝自己奔来，这是一则富有隐喻意义的象征——虽然时代已走入21世纪，但是他们依然走不出传统，依然缅怀成吉思汗时代。
尼采说：“任何从古代获得智慧的人最终会寻找未来的源泉与新的根源。”《气球》和《蒙古精神》在主题上有相似之处，二者都思考现代文明对原生文明的冲击。与米哈尔科夫不同的是，万玛才旦的电影自始至终都是以民族的内视角。他的电影里没有其他少数民族，没有旅游者或者穿针引线的外来人，只是藏区民族的自我呈现。这是一种“内省”的视角，是自觉的反思。电影《气球》围绕“性”的主题展开。性是一种流动的自然力。如何看待性的原始力量？围绕“生养”这个戏剧性动作，万玛才旦做了一系列的事件串联：公羊配种，母羊不怀孕，卓嘎犹豫要不要堕胎。相信自然法力还是相信人工选择，这构成了万玛才旦电影的着力点。为此，万玛才旦给出了两种解释路径：宗教与世俗。宗教和世俗对“性” 的认知冲突，构成了电影的推动力。用这两种路径，万玛才旦组织起两组矛盾的事件链。世俗社会对性的认识是：繁衍与生育计划。世俗层面，围绕“性”展开的事件：小孩将避孕套视为玩具气球但遭遇成人社会的禁忌；男主角达杰借公羊配种；女主角卓嘎打算堕胎。这组事件中，折射了世俗社会三种关于性的观念：儿童无知的性意识与成人之间严格的道德分歧；牲畜代表的是性与繁衍的自然意志；堕胎代表的人工规划与节育的社会规训。宗教对性的认识是：自然，轮回，超度。宗教层面，围绕“性”展开的事件是：“和睦四兄弟”、爷爷去世后转世到家里；香曲卓玛和小说家谈恋爱失败后出家。
万玛才旦是一个擅长借鉴灵感的大师：红气球的形象，源于法国电影《红气球》（Le ballon rouge，1956)，这只红气球打开了小男孩帕斯克的孤独世界；生育与失落的主题，源自于米哈尔科夫的《蒙古精神》。至于梦境，万玛才旦更是崇拜“梦之书”。梦是人类最古老的美学，中国有周公解梦，西方有佛洛依德释梦。万玛才旦喜欢从伯格曼、费里尼、布努埃尔电影中的梦境汲取灵感，他在电影《气球》的记者会上说，“电影的本质是一场梦”，他本人更是写过小说《流浪歌手的梦》。《撞死了一只羊》里，司机与杀手的故事，互为彼此的梦境。“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那也会成为你的梦”。《气球》继续延续梦的主题，爷爷去世后转世为人，这件事“托梦”给儿媳妇。电影中的另一梦是“梦中捉痣”，兄弟俩揭下哥哥的痣，哥哥怎么都追不上他们。这两个梦的指向是相似的，那就是轮回的概念。奶奶去世后变成了哥哥，爷爷去世后要变成未出生的胎儿，这是一种淳朴的“家”的概念。“和睦四兄弟”是藏传佛教绘画，上面画的是大象、猴子、兔子和鸟叠在一起的图景，这幅画常常挂于藏民家中，象征家庭和睦。电影中的托梦场景与绘画“和睦四兄弟”的主题是一样的：时间无始无尽，往复循环。
宗教时间与世俗时间的重叠，是万玛才旦电影不变的主题。通过宗教或者梦境来赋予事件以“神秘性”，这是万玛才旦电影惯用的模式。《静静的玛尼石》中，小喇嘛被电视剧《西游记》所吸引，在神话时间与世俗时间的双重吸引中，小喇嘛感到新奇而迷惑；《撞死了一只羊》当中，杀人者于“梦中复仇”；《气球》中爷爷转世为卓嘎腹中的胎儿，但卓嘎要将孩子堕胎拿掉；孩子们在梦中捉痣。万玛才旦将宗教与世俗的对立，转译成鲜明的电影语言。万玛才旦使用“避孕套”和“红气球”两种意象，来对应世俗社会与宗教社会。“红气球”是藏地文化的再现，也构成新的表征。飘动的红气球，使电影的主题升华了。红气球自由飞升，电影赋予其诗意、崇高、宗教的效果。
万玛才旦思考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思考文化传播过程中，边陲空间对于主场文化的“延时”。这里面有一层关系便是地方性对国家记忆的纠缠：《静静的嘛呢石》（2005）讲述80年代内地经典电视剧《西游记》在藏区的传播；《五彩神箭》（2014）讲地方射箭习俗阴差阳错遁入大型国际射箭比赛的场域里；《塔洛》（2016）中男主人公塔洛背诵《毛主席语录》，理发馆里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让他遭遇了信任危机。学者耿占春在《地方与叙述》一文中写到：“地方性叙事的消失，是地方性消失的一部分。地方感和地方知识已经迅速地被大众传播无限复制的经验取代了。”在媒介发达的时代，在网络媒介和青年文化快速淹没传统媒介的时代，在电影越来越讲究类型化和模式化创作的当下，地方性的叙述变得越来越稀少。地方记忆被挤压、遮蔽，边远地区陷入沉默，没有话语的主动权，边远地区是失语的、面临着“无言的压力”。万玛才旦赋予了电影更大的复杂性，这些复杂性关联着历史与当下，关联着地方与国家，关联着宗教与官能。万玛才旦的电影有其丰富的思想面向，它们如钻石般璀璨、光芒闪烁。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