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前提与漫长的心结——有关中国都市文学的断想

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作家对现实的不同认识等诸多因素，中国都市文学的轮廓依然模糊不清。正如那些背负着坎坷与代价的“进城”故事以及不时流露的乡土情结，中国所承载的历史与所在的现实让中国都市文学不可能也没必要避开那个深厚的乡村背景。从这个角度来讲，只有文学使人的精神世界与都市、都市文明、都市气质以及都市审美发生切实的关联，中国都市文学才能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精神内核。

● 关键词

都市文学；农民进城；叙事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1980年代，作家们已然意识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文学书写方式的到来，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陈建功的《鬈毛》、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毅然的《摇滚青年》等作品，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着属于那个年代的城市意识与城市生活。然而时至今日，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作家对现实的不同认识等诸多因素，中国都市文学的轮廓依然模糊不清。孟繁华先生在《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一文中明确指出：“在乡村文明崩溃的同时，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崛起。这个新的文明我们暂时还很难命名。这是与都市文明密切相关又不尽相同的一种文明，是多种文化杂糅交汇的一种文明……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还没有建构起来，与这个新文明相关的文学也在建构之中。”

一

农民进城是中国通向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对此的文学书写则成了中国都市文学的前文本，甚至是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都市文学的一部分。

新世纪以来，随着对“进城”这一时代问题的文学叙述，城乡差异甚至矛盾无疑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但是，这些作品中一些特定的书写方式也渐渐呈现出来。那么这些趋于模式化的处理方式，是否与文学世界中城乡之间矛盾的激化存在着某些必然的关联？我们甚至可以追问，“农民进城”故事如此同质化的生产到底是来自于现实矛盾的不可调和，还是叙述层面的有意而为？

在《高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篡改的命》等城乡矛盾激烈暴发的小说中，底层仿佛成了一个无需质疑的出发点。如果我们承认“进城”指的不单单是人物方位的改变而且是大到社会阶层、身份认同小到城市里的一份工作、一处住所，那么对底层的选择本身就意识着进城过程中更大的跨越和更大的难度。同样是城市面前的惨败，这些小说又不同于甫跃辉对这一现实状况的描述。在《巨象》《饲鼠》《动物园》等作品中，毕业于重点大学又留在上海工作的顾零洲们其实已经拥有了一个不错的起点，城市给予他们的压迫更多地指向归属感和存在感的缺失，指向灵魂深处的挫伤。其实，我们在《饲鼠》中也看到了甫跃辉为顾零洲呈现出的可能，“此时的顾零洲人到中年，已然跻身商界精英之列”，但这种人生的可能对于刘高兴、汪长尺来说却是连想也不敢想的。正如进城拾荒的刘高兴的“高兴”来得莫名其妙，他和五富要变成西安人的信念也显得毫无根据。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他一个人的高兴，所有人都看出了他的悲剧，他的无知无觉或强作欢颜反而让人实在不忍去唤醒他虚幻的美梦。但是，五富的死无疑是一盆当头浇下的冷水，难道能够留在城里的只有骨灰和流散的魂灵？《篡改的命》里高考失利的汪长尺只有到工地出卖体力谋求生路，而这具躯体还要屡次三番遭受重创。为了重回黄葵处谋份差事，他要在众人面前脱下裤子表示诚意；为了讨要薪水，他被打断鼻梁挨了数刀；他在工地上跌落，“生殖器被砖头拍成了拍黄瓜，左边的睾丸被拍成了拍蒜米”。直接针对肉体的伤害回避了他们在进城过程中所受的精神创伤，相比甫跃辉笔下的顾零洲们常常需要面对“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的质疑，肉体上真实的血淋淋的伤口却能让现实的艰难与残酷以直白有效的方式拨动着人们的痛感神经，让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冲突变得有形有色，化成飞溅的血沫和翻开的伤口。进城故事从底层被引渡到身体，进城的代价被具体为现实中的血肉模糊，而这些关乎特定社会阶层、特定行业和特殊人群的现实困境在这一书写模式中被提取出来，经过某种具有典型化意义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普遍的“进城”故事的覆盖。

如果说身体的伤害在催动着读者的情感，那么“农民进城”故事中被叙述出来的道德选择则在理性层面发挥着它的作用。“进城”的障碍需要克服，克服的途径却不止一条，是激进还是稳妥，是按部就班还是一蹴而就，是合理合法还是不择手段，而在这众多选择之中又有多少“第三条道路”，其间的犹豫摇摆和不断变幻又牵扯着怎样的际遇与结局——世间复杂便在此显现。但是，近几年的小说仿佛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异常简单的世界，进城之路乍看上去坎坷曲折，实际上总会在关键之处现出薄薄的一层窗户纸，一旦捅破，那城中朝思暮想的一切便唾手可得。而这层窗户纸，往往被设定为道德、良知、情义、羞耻之心或者是人生的种种底线。

《城的灯》里冯家昌一定要通过对刘汉香的背叛才能完成他在部队提干、把全家带进城的理想；《世间已无陈金芳》中被“坐地虎”排斥的农村姑娘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京城风光无限的艺术投资商人，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她先后和好几个男人姘居，每次经营失败“要靠男人去还债或者积累下一轮本钱”，这个已由陈金芳变成陈予倩的“彻头彻尾改头换面的故人”，最终还是因为卷走了乡亲们的拆迁款被打回原形；《篡改的命》里怀孕的小文去做按摩女，被告知要“放得下架子”，而面对能不能只洗脚不陪睡的疑问，张惠的回答是“我要是你，就把孩子打掉，先用青春挣钱，再过等死的生活”。由此不难发现，“进城”中生存的障碍被轻易地转化为道德和伦理的障碍，那些试图改变自己命运和生活境遇的人们只需在黑与白、是与非、善与恶、尊严与耻辱之间做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城市的大门便会向他们或真实或虚假地敞开。有的作品当然也在某些程度上展现了选择之难，但总体上看，这些选择在“进城”中的作用被绝对化了。那么，求生何以等同于屈辱，城市如何变成“鬼门关”？其实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叙述框架中，选择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问题。当这种简单的道德预设被事先架构起来并左右小说的走向，即便其间生出怎样波澜起伏的故事，注入多么蜿蜒曲折的线索和情节，它终将被诱导着进入一个指定的场地，那就是“进城”无门、生存无望、阶层跨越的艰难以及个人在早已预设好了的社会现实面前的惨败。因此，被简化了的现实以及简单的道德选择犹如一条封闭的单行道，无论从哪个进口驶入，终点是唯一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进城”故事在读过之后总有似曾相识之感。在此背后当然是作家们的选择。所谓现实之所以被这样描述，道德的预设之所以被架构起来，终究离不开作家对小说最终指向的设想，就像我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作家一心打造的就是一个城乡隔绝二元对立的社会冲突，那么我们怎能期望他的创作会向复杂的现实敞开？在这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相比那些以道德和伦理的选择作为进城跳板的叙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回避了选择，直接把故事置于一个理想环境——从涂自强背起行囊的那一刻，他遇到的都是“好人”，无一不心存善念，无一不热心相助。这种环境固然强化了涂自强的悲剧，“好人”的无效也让小说的矛头轻易而直接地指向人心之外的社会结构，但它实际上却制造出一个道德真空的世界，完全回避了丰富的社会关系和复杂的人性，剩下的只有实验里装置模型般的城乡矛盾和社会阶层壁垒。

从底层到身体的引导和以简单道德伦理选择为前提的书写，已经成为了“进城”故事颇为常见的叙事模式，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几乎是胁迫着小说无可选择地走向了城市与乡村的激烈对抗。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书写与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呼应，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意识到，这样的创作正在以社会某一个群体的独有经验和简单化、极端化的价值观念覆盖和改写着丰富的“进城”现实。在这个过程中，“进城”的可能被不断削弱，“进城”的途径日趋狭隘，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的作家们呈现给我们的却是趋于同质化、模式化的作品。如果说小说的意义在于应对丰富的现实和繁杂的人性，在于加深人们对世界、对人心以及对一个时代具体而深刻认识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进城”故事却是常常画地为牢，将自己禁锢其中。

二

自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中人们“进城”的命运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在这一现象背后，是作家们对现实的不同认识带来了“进城”故事以及城乡关系的不同面貌。

如果我们把“陈奂生”式的进城也看作描述城乡关系的一种方式，那么新时期以来的《陈奂生上城》《人生》等作品大多在一个转型的年代里描绘着时代变幻的“未知”。因此，我们与其将之看成是对社会现实的讲述，不如把它当作对某种理想或可能的想象和表达。陈奂生在进城之前就开始相信“现在活路大，这几个钱，上一趟城就赚到了”，生活状况的好转又让他“渴望过精神生活”。进城之后陈奂生的生活则被赋予了无限的可能，他的进城只是一场转折的开始，由此展开的是后来的“转业”“包产”“种田大户”和“出国”。陈奂生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在那个年代开放、求变的预期目标，实现的是作家在那种境遇下所能展开的最美好的想象。从这个角度看，陈奂生的进城之路呈现出的是一个时代国家意识形态的缩影，虽然我们不能粗暴地将《陈奂生上城》看成是配合社会转型的写作，但作者在小说中对时代变幻的回应和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期待却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说高晓声在小说中将人物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那么《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则是在一个与《陈奂生上城》共有的前提下把创作视野置于了个人理想的实现之上。无论是高加林还是孙少安、孙少平，我们在路遥小说里看到的是蓬勃的生命、健壮的肉体、顽强的意志和改变生活的决心，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奋斗者”，是一个改革时代最具艺术感染力的角色。因此，在高晓声或路遥们眼中，所谓现实是就国家和时代为陈奂生、高加林、孙少平等农民提供的走出农村的前提和可能，是个人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追求个人幸福或者敢于产生理想的权利。

然而，梦想终究要落入现实，作家们对“进城”的理解也随之变化。无论《高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还是《篡改的命》，几乎都成了悲剧的集结地，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世间最残酷的巧合，难免让人觉察其中拼凑的刻意和应对复杂现实的草率。《篡改的命》中，校园静坐、“顶包”坐牢、武力讨薪、工伤索赔、送妻卖淫、弃子、冒名顶替上大学等等，近十年的社会新闻在汪长尺各个人生阶段对号入座，为了制造汪长尺的个人悲伤无所不用其极。它所讲述的现实只有冷漠、阴谋、为富不仁、财富的集中、权力的滥用，是个人被社会环境和所谓客观条件束住手脚反复倾轧的惨象。而这些刻意拼凑的事件在小说中零碎又力量涣散，既没有明确的责任人，相互之间也没有可靠的现实关联，它只能泛泛地指向所谓现实，把责任统统推向变化的时代。正如“我”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感慨：“这座城里，我看到无数豪杰归于落寞，也看到无数作女变成怨妇。我看到美梦惊醒，也看到青春老去。”这些作家不再像高晓声、路遥那样面对的是国家与现实的未知，他们几乎站在一个成果验收者的角度去考虑个体从乡村到城市的跨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财富分配的差异、社会阶层的固化、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的迁徙等诸多因素让农民的“进城”之路日益艰难，使城乡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那些“进城”路上的失语者，他们也不过是要像高加林、孙少平一样改变个人的生活状况，但是，无论他们有着怎样顽强的生命，有着怎样不屈的意志，他们所向往的城市生活始终对其大门紧锁。而那些通过种种途径在城市中获得一席之地甚至取得巨大成就的人们，像甫跃辉笔下的顾零洲、李佩甫《生命册》中的骆驼等，依然处于精神的失重状态，他们无法在城市里发现灵魂的居所，无法实现别人、甚至是自己对自己“城里人”身份的认同。

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以上众多作品的典型化意义，它们对某个特殊群体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的把握，真实可靠地反映着一个特定范畴内的社会现实，其中对个人诉求及权利的关照，对社会不公、正义与秩序缺失的谴责，都弥足珍贵。在这些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是个人奋斗的惨败，是坚不可摧的城乡壁垒，但将其置于数十年“农民进城”书写的文学格局中，显现出来的则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是现实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因此，一部分作家和研究者认定是改革开放本身导致了城乡差异的扩大和社会阶层的固化。但是，承认改革开放需面对新的问题并进行积极的调整，与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里甚至没必要谈什么历史趋势、现代化进程之类的抽象概念，只要抓住个体生活的切实改善和“活路”的放开就能有所应对。农民进城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生活状况的改观，它来源于城市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等一系列独有优势的吸引和乡村对此无法满足的缺憾，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是人口流动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当土地里的劳作不能满足生活需要的时候，能够经营自主、另谋活路，其实就已经架设起让农民不至被困在土地里的逃生通道。而此前的情况是，1957年底，国家已停止从农村招工；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除持有城市劳动部门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或城市户口准迁证的情况外，人口流动被严格控制。与此同时，户籍制度与生活资料供给紧密配合，农民无法享受国家粮食供应，住房、就业、医疗、劳保等一整套体系完全限制了人口流动的可能。因此，“进城”的悲剧并非直接来自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它应更多地归因于遗留已久的人口流动限制。然而，中国社科院2016年发布的“中西部农民向城镇转移意愿分布”调查报告显示近半数的农民已无进城务工的打算；近年来东南沿海普遍出现的“用工荒”也是农民进城务工热情衰退的表现。人口流动的反复恰恰说明，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以及进城路上的得不偿失已然让农民更加理性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其中更重要的是如何减少人口流动的限制，保障人们选择以及改变选择的权利；而所谓“进城”，也只是多重城乡关系中的一个侧面。至于这些小说中被反复强调的社会阶层分化与固化，本来就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新问题，改革开放之后财富分配的差异不过是一群一穷二白的人中突然有那么几个找到了“活路”，而不是原本生活富足的人们在资产的剥夺与汇聚中分化两极。财富、资源的集中也许会在社会构架中留下一个底层群体，但他们往往处于失语的状态。相比之下，刘高兴、涂自强、汪长尺们能够成为我们阅读的对象，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改革开放的结果。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再来看这几十年的“进城”故事，作家们似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特定时代的极端状况。这些小说隐隐显出对于城市的“敌意”，好像那是一个只适合去攻陷、占领之地，城门前只有伤痕累累的征服者和尸横遍野。于是我们看到了极度简化的城市与乡村和同样简化的人生，它慢慢变成一种叙述模式和认知惯性，甚至成为人们谈论这个问题无需质疑的社会成规。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已然被简单地抽象为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红尘滚滚与阳春白雪、为富不仁与为仁不富，所有的讲述都在以反复、重叠的新闻或生活片断来佐证一个早就设定好了的结局。殊不知这种认识、想象和叙述正在消磨我们对整体复杂社会结构的理解，正在不断地孤立那些试图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们，正在让乡村酝酿着对城市更大的敌意，让城市更加顽固地拒绝向乡村敞开。而我们作为一个阅读者，当城市和乡村仅仅变成制造文学冲突的符号，成为棋盘上习以为常非黑即白的棋子，即便它编织出更大的悲剧，我们也难以投入真正的衰伤与同情。

三

笛安的新长篇《景恒街》无疑应该置于都市文学的视野中加以考察，这是一部关乎都市、关乎创业和资本，也关乎自我辩认的作品。女主人公朱灵境身处风投公司，因而陷入了一干资本大鳄和创业者们密集而繁杂的关系，而她最终要面对的却是一个有关自我的问题。“粉叠”创始人关景恒从一个过气的选秀明星到估值数亿的新媒体掌舵人再到朱灵境的丈夫，最后重新变回一个“嗓子还不错的普通人”，则以波澜起伏的故事呈现出被资本挟持的都市“奋斗者”难以回避的人生历程。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写到北京，写到与北京相联的创业者的荣耀，但是它又很明确地写下“没有任何一个奋斗者能真的拥有它，他们最多能拥有的，是那种‘拥有它’的错觉”，甚至在描述关景恒和朱灵境的婚姻时不无残酷地说：“‘北京’似乎才是他们二人共同的真正的合法配偶，他们离开它出去旅行几天，总是像私奔一样，又喜悦，又不安心。”

风投、融资、商业精英、酒会、新媒体、选秀、粉丝、合租、一夜情乃至办公室里的外卖餐盒……小说几乎整合了当代都市生活的主要元素，但在左右小说情节走向的两轮融资之中加入一个古老的命题：背叛。面对投资人的要求，关景恒的回应是“你希望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而后来的情况证明，一切都不是“说服”，他利用与幽幽短暂同居的时间完成了合伙人的股权变更。小说里，关景恒始终处于一个“背叛”的链条中，从对学生时代女友的背叛，到成为驻唱时期三个朋友里的“那个叛徒”，再到与朱灵境的感情纠葛中与幽幽的秘密同居，最后是策动“蓝粉蝶”高调宣布更换偶像来为“粉叠”吸引更多的关注和资本。而直接影响关景恒命运的是第二轮融资时孟舵主的态度：“他今天能对自己的合伙人做这种事情，你知道他明天能对我们做什么？一个创始人不是必须要道德完美，可是那也要看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他的这种行为让我觉得不安全，这一点你能不能理解？”这看上去很“资本”，很“都市”，但当这个决断跟关景恒充满背叛的奋斗历程联系在一起，就往往让人觉得没那么“资本”，没那么“都市”。“关景恒，丧家之犬。关景恒，你正在为了自己战斗。关景恒……你只是想亲手拆除人生里的每一条凤鸣路。”于是，关景恒最终的溃败好似命中注定的因果报应，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道德审判。这里并不是要说孟舵主的决定过于简单粗暴，或者都市文学不需要道德评判，甚至我们可以把小说是否写出了资本运作的可靠过程也暂且悬置不谈，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在一篇描述都市生活的小说里发现更具都市气质与当代人精神状况和精神症候的文学气象与可能。《景恒街》以一个传统的、普遍的命题串起都市生活崭新又繁杂的多重面向，完全可行却又让人难免心生遗憾。因为这种叙事以及情感逻辑又将再一次重现“进城的代价”，而这无时不刻地消磨着那些被悉心建构起来的都市元素与都市氛围。

张柠的《三城记》更是让主人公顾明笛实现了“北上广”的全面游历。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文艺青年”顾明笛不甘做一名公园管理处的公务员，决心出去闯荡一番。小说在塑造着非常坚实、明确的地理坐标与城市文化氛围的同时，着力写下了都市青年所面对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上海，顾明笛一方面和朋友们谈论着行而上、历史小说、废墟美学，一方面在父母的掌控下子承父业进入公园管理处，甚至独居后还常常收到母亲发来的指定餐馆和菜单以解决午饭的短信。在北京，试图广泛接触社会、体验“书本之外、思想之外、观念之外”的顾明笛选择进入报社，但无论是专刊部时的“消费指南”还是深度报道部频频被中断的暗访以及文化新闻部的“车马费”事件，都让他的理想化作泡影；之后“曲线救国”考取博士的顾明笛又陷入了“高校厚黑学”的迷局中手足无措，而工友夜校那条“自以为正确的道路”的中断更是让他对自己以及自己所坚守的东西沮丧不已，在学业、情感、理想的多重崩溃中被送入安定医院，以休学的方式让他的北京生活告一段落。最后在广州，顾明笛见证了当年在报社志同道合的朋友施越北如何变成了陌生人，“他的话好像很有道理，言之凿凿的证据，无懈可击的逻辑，但他的心冰冷，像死了一样”。

当然，顾明笛在广州最终收获了爱情，但与爱情相伴的还有一个隐性的北方乡村。虽然在施越北的抢先动员下，顾明笛有了重回北京完成学业的苗头，但它更像一个权宜之计，而“把汗水洒在泥土上，土地回报给我们生活所用，躬耕稼穑，诗书传家”成了他最终的理想和最后的精神归处。小说企图以此让顾明笛这样的都市青年、文艺青年在“北上广”的游历与漂泊中、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实现精神上的成长——“像陶渊明那样，亲力亲为，扎扎实实过日子。其实重要的并不是在哪儿，城市还是乡村，而是劳动。乡村的劳动更纯粹，更有力量。”这是小说中理想与现实的和解，也是城市与乡村的和解，但不论是纯粹的劳动，还是“办农场也讲管理”，它都无法回避那个高悬着的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它注定不是都市的，而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对乡土中国田园牧歌式的想象，这不禁让人想起《人生》的“并非结局”，“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自然包含着中国乡村新的可能和机遇，而一个都市青年在这个过程中于乡村重新发现自己的精神归属亦无可指摘。但不无苛刻地说，《三城记》依然隐藏着由来已久的乡土乌托邦的情结，相比“北上广”，那个尚未完全呈现的“北方农村”显然成了更适合灵魂栖息的宜居之地，这是“精神家园”“净土”中国古典美学和抒情的胜利，而所谓“三城”在这个时候已然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注脚或前提。

正如那些背负着坎坷与代价的“进城”故事以及不时流露的乡土情结，中国所承载的历史与所在的现实让中国都市文学不可能也没必要避开那个深厚的乡村背景，它必然要成为都市文学的来路和必然经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只有文学使人的精神世界与都市、都市文明、都市气质以及都市审美发生切实的关联，中国都市文学才能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精神内核。而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新世纪小城镇经验及其文学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YJC751015。原载《当代文坛》杂志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