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在阅读中重新感知“文学性”

李凌俊

岁末，朋友圈和关注的微信公号里随处可见各机构发布的图书或文学作品排行榜，出于职业习惯，总是忍不住打开，浏览之余不免觉得自己荒废时光，老生常谈地发出“时间去哪儿了”的喟叹。

但看多了榜单，也产生许多疑问，其中最强烈的一个是：今天的读者、媒体人、特别是青年读者，都不看小说、诗歌和散文了吗？牢牢占据各大榜单的，多是社科学术类书籍，翻翻豆瓣，高分书中社科类也占据绝大部分，宏大的社会性话题，深远的历史研究，好像天然带着睥睨众生的气场。相形之下，文学类的书籍如有评论家朋友吐槽的仿佛“处在歧视链的底端”。由此想到，在理性至上、技术至上、方法论至上的今天，我们的阅读，乃至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因此少了一点点琴心诗意？

我无意比较两种书的高下，它们各有优长也各有受众，但我依然认为，在这一年，特别是年初因为新冠疫情足不出户的那段时间里的阅读，带给我最多惊奇、意外和触动的，依然是文学书。每周编辑版面时，我总是最先打开小伙伴采写的作家访谈，很多次都被那些文学的诗意的表达打动。在进入职业生涯的第二十个年头时，我正在重新学习成为一个文学读者，来拾捡那些看似无用的琴心和诗意。

回望这让人百感交集的一年，有两件事记忆犹新：一是在微博上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在自觉完成了生活给她的所有使命后，选择离开家独自驾车上路，我关注了她，带着暗暗的羡慕反复看她发布的一段段真实又充满情感的小视频，她带着一种可以掌握自己生活的自信，怡然自得地行走在路上、在人群中，迅速成长，变得越来越有朝气和活力；二是《中国好声音》的冠军选手单依纯在比赛中演唱《给电影人的情书》，唱到“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时，突然哽咽，泣不成声，最后带着哭腔完成演唱。节目结束后，这段有瑕疵却卸除所有情感防卫的表演收获了无数点赞，甚至有人认为这段哭泣才是整个表演的点睛之笔，脆弱又丰盈，才会打动听者的心。我总是时不时地想起这两个从生活里旁逸斜出、富有“文学性”的时刻，也许只有这样的诗意时刻，才能照亮日复一日的凡俗生活，文学亦如是。

写这篇小文时，作家黄孝阳和钢琴演奏家傅聪去世的消息相继在朋友圈刷屏。突如其来的告别总是令我语塞。黄孝阳曾说：如在云端之上，与天地精神往来。我又想起《给电影人的情书》：“人间不过是你无形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以身外身做银亮色的梦，以身外身做梦中梦。”

文学语言 在今天或许是更重要了

傅小平

谈论文学语言时，我们该谈论些什么？以卡佛这一被过度使用的经典句式开场，我并不只是为自己谈论文学语言作铺垫，而是我真的不确定能谈些什么。我不得不说，谈论语言和用语言写作一样是难的。想来太多谈文学作品的文章一上来就奔主题、结构、格局、意义等而去，部分原因也在于语言很难谈，也谈不出什么微言大义。当然一般来说，只有语言好，并且比普通作者要好，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谓，而所谓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以语言为生，语言表达之于他们是必备的基本功，这最基本的东西有什么可谈的呢？如果我非要谈，大概也只能给自己找理由说，君不见如今“作家”也在蹭蹭蹭地通货膨胀吗？

话虽如此，我实际上是不适宜来谈文学语言的。在有限的时间里，我思来想去只能以卡佛式的句子开篇，就足以说明我语言经验的贫乏。再则，都说诗是语言的极致，读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直面语言本身，我却不敢称自己懂诗，虽然浸淫文学多年，对其他体裁都不算外行了。恕我愚钝，有些诗我读几遍都不是读得太明白，但要是你想着很多读者都如我这般是外行，就索性把诗往不明白里写，那我要说我虽然一时不理解，但我毕竟还有感知力，我能感知字与字碰撞生成的声音，句与句磨合发出的节奏，段与段错落而成的韵律，乃至弥漫在整首诗的情绪或气息是否自然、和谐、美妙。我甚至能透过这些不甚明白的语言，感知你的表达是否真诚。不管怎样，如果你的思维、经验没有复杂到非得以让普通读者反复琢磨的语言来表达，你不如把诗歌写得明白一些。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读者都会有的感知力，也是我觉得可以试着谈谈文学语言的理由所在，纵使如大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所说：“解释一首好诗，结果可能是一段蹩脚的口水话。”

当然我觉得有必要谈谈语言，也是基于我个人的经验。干了记者这个行当，平常难免参加一些会议，也就经常在会里会外听各式专家说哪部作品，尤其是哪部小说写得好，何况现在各大报纸杂志都纷纷推出图书排行榜，真是给人以琳琅满目之感，我招架不住，也难免受到鼓舞，就把这些被称道，被推荐的“好书”拿来翻翻，其中自然有一些是好的，但翻了觉得上当的时候也不少。严格说起来，说这些书好也没错，主题是好的，结构是好的，也有所谓的格局和意义，但其中一些就是语言不怎么好，有时是语感和质地不好，也有时是文句不通，不忍卒读。于是我就想，连语言都不够好，就算其他方面再高妙，一部文学作品又能好到哪去呢！但语言不好，为何也被追捧？那也许是在专家们看来，别的方面太好了，以至于完全可以抵消语言的不够好，也或许是我有成见，根本就欣赏不来有些好的语言。所以岁末年终不谈哪些作品语言不好，而是谈自认为语言好的作品，也就成了明智之举，这样至少不会被认为太自以为是，也太主观吧。

譬如贾平凹的《暂坐》，我曾不揣冒昧写过一段“推荐语”。我说：“读贾平凹的作品，在我可以只需要一个理由，读他的语言。贾平凹的文字表达亦雅亦俗、亦巧亦拙、亦真亦幻，加之亦传统亦现代、亦书面亦口语、亦庙堂亦江湖，有时只在一小段文字里，都可以读出千般滋味、万般风情，读着读着就会感慨，他怎么能写出这么有意味的语言呢。”贾平凹的语言好，为一般的文学读者熟知，我也就免去了追捧之嫌，说到他的语言好在哪里，可就让我有些为难了。单是举个例子吧。小说开初写到西京上空的雾霾，人们戏谑道：哟，北京的雾霾也给咱飘些来了？！我相信很多作家会这么写：哟，北京的雾霾也飘过来一些了？！这里省去了“给咱”两个字，生动性就减了大半；“飘些来了”写成“飘过来一些了”，韵律感又减了大半。应该说，在贾平凹的小说里，这只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句子，但都能让人感觉到这些好来，只能说明他真是把语言写到家了。

而我所谓的“写到家”，是说贾平凹过人的才华和长期的训练，让他对文字的感觉到家了，而非指的他下了“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功夫，他或许写某些句子是有过一些琢磨的，但如果句句都这么推敲，怕是难以一两年就捧出一部长篇小说来。但无论如何，贾平凹是极为重视语言的，他在一些篇章里谈说语言，在这部小说里，他也写道：“任何言语一旦嘈杂了，便失去了节奏，成为一种烦嚣，感觉是成千上万个口齿同时嗑动瓜子，是满世界的蚊蝇都聚来了，嗡然为雷。”贾平凹的言语或语言自然是不嘈杂，也不烦嚣的，让人读着舒服。

作品语言让人读着舒服的还有迟子建。在对她的采访中，我写道：“多数时候读你的语言文字，就像看一副好的色彩画一般，觉得舒服，并且是赏心悦目。在这一点上，你确实是从不与读者为难，而是尽力让他们获得美的享受的。”迟子建在答问中引了新作《烟火漫卷》里的这样一句：河面上星光荡漾，就像一片爽朗的笑声。她说：“其实谁都知道笑是能看见的，笑声是看不见的。但我觉得河面的星光灿烂通透，闪闪烁烁，就是爽朗的笑声。”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她这是用了比喻里的通感手法。虽然“通感”这个词，最早是由钱钟书先生提出来的，但钱钟书运用通感主要落在人事上，他关于女人穿衣与“真理”的联想即是一例，而迟子建的通感则通自然，通天地，她的语言有着不染尘埃的纯净和明亮。

在美国作家安妮·普鲁的作品，我们也能见自然，见天地。就她今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的《树民》，我写过一个“推荐语”。我说：“她经过漫长思考得出的结论——人的本性就是重蹈覆辙，如狂野大自然一般醒人耳目。她用精湛技艺锻造的句子亦如美丽大自然一般悦人耳目。”小说从十七世纪末，两名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塞尔和迪凯在大变革的时代中离开法国，来到加拿大的原始森林中写起，安妮·普鲁写道：“不知名的草木和奇异的花朵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庄严肃穆的云杉和铁杉，松树枝末梢明亮的新生囊苞，摇摆的银色柳树，薄荷绿色的桦树新枝——一个连阳光都是绿色的地方。”说“连阳光都是绿色的”，也显然是用了通感的手法。照实说来，类似的比喻算不上出奇，譬如这样的句子——“满地松针消减了他们穿行的声响，交错的树枝稀释了他们的喘息。”也不算多美妙，但如中译本代序作者尹珊珊所说，安妮·普鲁在编织句子时浑然天成的方法，除非你如同她那般去体验和思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很是有些难度了。

我也颇为赞同尹珊珊称道的，小说里勒内与印第安人妻子的对白写得美妙。尹珊珊写道：“所有的‘不准确语法’反而能更完善地呈现出语言本身的意义，当词语颠倒，语法失效，其中的意义却露出了它应有的样子，仿佛先知一般。”这样的赞誉不可避免带有作者的偏向性，但作家最大限度利用语言资源，或者是合乎逻辑地“创造”语言，却无疑是可贵的。我说可贵的前提是，纵使创新也要符合情境，更不能以破坏基本的语言规则为代价。实际上我不时读到一些陌生化的语言，作者大概是喜好追求新奇的表达，或是自以为现有的汉语没能达到他要表达的极境而有意为之，但我读着却感到说不出来的别扭，如若不是我欣赏不来，那就只能说明这些生造词是让人耳目一新了，却严重破坏了汉语的自然美感。

从这个角度看，语言创新是难的。斯坦纳曾在《逃离言词》一文中称赞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集结起语词的大军，征召长期睡眠或生锈的语词重新入伍，同时还吸收了新的语词。”同时，他不无遗憾地表示：“更重要的是，乔伊斯从四处偷袭劫掠的语言财富，仍然闪闪发亮地堆在他的作品周围，还没有被当成通货。”以我的理解，乔伊斯的语言财富没有被很好的继承，或许在于他设立了太高的门槛，也或许是英语创新的惰性在加强。好在像安妮·普鲁这样的作家却是执着于语言创新实践。尹珊珊说，她试着默读过《树民》的英文原著，还有中文译本，觉得小说“长短句的搭配组合、词语发音高低、长词的音调、陌生的名词、冷僻的动词，仅在语言的语音层面，读出来已经是一首长得没有尽头的歌谣。”我没有对照读过英文原著，但从中文译本看，她说的话大体上是可信的。

如俄罗斯诗人、作家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的《记忆记忆》这般介于小说、诗歌、回忆录、家族史之间的复合型作品，就难说是歌谣了，倒是比较接近于长篇叙事诗。这样的作品，用出版社宣传语的说法，既是一部哲学文献著作，一部充满了写作者主体声音的批评著作，也是一部具有散文诗美感与精确的微观想象力的文学著作，本就包含了很大的阐释空间，是从主题、结构等各个角度，都可以大谈特谈的。但我还是要说，这部小说最突出的部分还是在语言上。这样一部向“语言美食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致敬的小说，如果在语言上平庸是怎么都说不过去的！以我看，她把记忆比作面包就很有意思：“往事如一团发面，只有在讲述的那一刻才会固定形状，与此同时减少体积。”只要仔细体味一下，她的比喻又准确，又形象。作为一个典型的诗人，斯捷潘诺娃就像有网友说的那样，善用隐喻和比喻，很多句子都可以有多重解读方式。同时亦如俄语文学研究专家汪剑钊所说，在这部极具探索性的书中，打破惯性思维的语词组合俯拾皆是，充分凸显了语言的诗性，由此照亮了现实中一部分被遮蔽的生活。

想来也是，我们的生活在很多时候是需要诗性的语言来照亮的，而文学作品天然赋有召唤诗性降临的使命，所以语言当然重要了。实际上，文学语言在今天或许是更重要了。因为文学的空间，正遭遇非文学空间的挤压，如斯坦纳所说：“现在，意义和实践的大量空间属于非语词语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写作最大限度发挥文学语言的功用，也可以说是在拯救文学本身。我们也有必要重申斯坦纳的忠告，“今日作家用的词往往更少，更简单，既是因为大众文化淡化了文学观念，也是因为能够由语词给出必要而充分阐述的现实的数量在锐减。”如此，作家写作更有必要强化可以由语词来充分阐释的那部分现实。但带有悲剧意味的是，如斯坦纳所说，语言的浅薄化已经使如今许多文学作品变得平庸。

以我看，斯坦纳可谓一语道出了当下文学面临的窘境，也因此更加凸显了文学语言的极端重要性。当然话说回来，语言好是很重要，但只有语言好却是不够的。古人言：“文以载道”，如果是理解为文学作品必须讲道理，是有其偏狭之处，但如果是说一部文学作品最理想的状态是，文学语言与主题、结构等如盐入水，融为一体，可就值得提倡了。问题是如斯坦纳质问，现在倾泻出来的“言”中，究竟多少在载“道”？何尝不是呢！如果言不成“言”，又当何以载“道”？

写到这里，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说清楚了什么，即使未能了然，我也似乎有理由，毕竟谈论语言是难的。如果说什么是好的语言？我们能给出的标准也无非是准确、生动、多义，有好的语感，富有表现力，等等。谈语言，确实不如谈论主题、结构等，让人更有谈论的兴致。再则，作家或写作者呼唤好的语言，难免会被目为自以为是，自视甚高，也因此如阿来这般断言：“连语言都不好，即使作品能红极一时，也不会传之久远！”实在是需要足够自信。我没有这样的底气，但作为普通读者，我总归还是抱有读到好的文学语言的渴望，也就姑妄言之了。

城市传记 在来路中，辨识和寻找未来的方向

张滢莹

为城市立传的声音，近年来愈发响亮。这种声音不仅来自于社会与经济在发展中不断呈现的活力，更来源于文化深处的脉跳。去年，叶兆言以三十万言的《南京传》携历史深处的风云而来，刻写南京身为六朝古都，从名称演变、城市建制到留下不朽传奇的人们的故事，构成了文学书写上的一次史观梳理。而在2020年的出版视野中，多部城市传记的到来，不可不说铸造了一片特殊景观：邱华栋《北京传》、孔见《海南岛传》、叶曙明《广州传》、胡野秋《深圳传》，以及何建明《浦东史诗》的纪念版，和徐风从宜兴出发写江南文化变迁的《江南繁荒录》等等。结合多家出版社的相关出版计划（如《海南岛传》即为“丝路百城传”一种），可以想见未来的数年里，关于城市传记的书写将真正枝繁叶茂，成长为蔚为大观的一片森林。

自古以来，为城市立传的努力从未停歇。《诗经》“小雅”和“大雅”中就有对于周朝都城的书写，汉代也有“京都赋”存世，以歌颂城市风物建筑的形式客观上留存了当时的城池和人文风貌，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则进一步在文学意义上为繁华的东京开封府留影。以往在关注一座城市的起源、发展、变化的轨迹时，许多人会去寻找方志中的书写，这种尽可能记录城市面貌的资料，也是对于城市以时间线展开书写的重要依据——尽量摒弃个人偏好，以客观、冷静的姿态、全面呈现的方式来写城，是史学的品格。

与“留证”式的呈现不同，如今我们在谈及城市传记的书写时，多处于一种试图勾连当下与历史的姿态。城市传记既书写城市历史，也包括与城市历史相关的记忆。如研究者芦坚强所言，城市传记的目的在于对城市历史文化进行重新书写，目的是形成城市文化认同。而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如此描述历史与记忆的区别：文学通过想象和书写将历史转变成城市记忆，城市传记表面书写城市历史，实际是通过想象与书写完成城市记忆的复活与还原，从而完成城市历史建构。于是我们会发现，在这其中，对于历史文化的还原是必不可少的。因史料的断续性，这样的还原中必然糅杂着的对于城市历史文化的想象。这种想象的丰赡，是文学作品与史料最大的不同，也是许多作家在写此类作品时候的着力之处。

以《海南岛传》为例，孔见自陈作为“传”的这部书首先是一部史传，然后才是文学作品，在尊重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力图再现历史现场，遇到众说纷纭之处，尽量在占有资料的条件下，做出采信的选择。在此前提上，将于史料阅读中的感受力和判断力融入写作思考中，多个篇章在巨细的人文关照同时，呈现了浓厚的哲理性和思考性，深度扩展了叙述空间。文史哲融会贯通的写作，使得这部作品很难被归类至当下书写类型的框架中，但它以作家立场勾勒出的海南岛人的孤勇与漂泊感，切实勾勒出了这方水土根深蒂固的人文特性——某种程度而言，也将这座岛屿的性格淋漓尽致地加以展现。与之类似，《江南繁荒录》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梳理人文江南的脉络，徐风遍访乡野桑梓，爬梳典籍方志，写作的过程也是自我解疑的过程：士农工商的文化价值观何以延续，嬗变中的坚守与繁荒如何可能？

数年前《伦敦传》引进出版，其中将城市喻为人体，街巷喻为毛细血管的想象，令许多人意识到，城市不是一个固定、死板的地理概念，而是鲜活、变动不居的生命体。城市在不同时期呈现的种种样貌，从总体上构成了属于城的活力与生机。受《伦敦传》影响，邱华栋开始《北京传》的书写，以三千年来朝代更替中城市状态的描述为章节，配以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建筑、规划等作为补充性的叙述，经纬交错，构成了一幅立体画卷。读者几乎能依照他的书写，在脑海中重构一座不断发展、边界与建筑迅速叠变和演进的城池。邱华栋对于这部作品的定义，不是城市人文历史、不是建筑文化史，也不是散文随笔，但都又与之有关。以空间格局的演进和变化为入手的样貌，也赋予了文本在城市传记中的独特性。有意思的是，将《海南岛传》与《北京传》对照时，前者不谈“我”，在文本中却处处能读出作者对于过往的沉思与慨叹；后者常出现“我”，以此引领读者共同展开观察与思考，总体面貌则是宏大视野下客观、清晰的城市发展脉络与景观。

写《广州传》之前，叶曙明也曾为《伦敦传》深深打动，但城市并非有些人所言“大致雷同”，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为了将广州不急不躁、平缓稳进的性格展示出来，他的写作大多基于平民视角，避开了宏大表述和政治视野，转而从百姓的生活着眼，写无名无姓的百姓如何生活，在时代变迁中如何前行。与之相比，《深圳传》则刻写了深圳锐意进取的创新动力来源——城市决策者、大事件与不断奋斗的小人物、小事件。

当笔力和目光由历史转向现在时，“传”才有了接续当下，通向未来的意义。读《深圳传》时，经常会想起何建明的《浦东史诗》。当叙事对象缩小为一个区域，事件跨度缩小为衔接当下的30年，非虚构的笔该如何写？何建明以四十万字所提供的范本，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历程记录，更是渗透在上海滩的每一块石头路基里和沉积在黄浦江边泥沙之中的人文思想与社会气息。被这种气息所感染，何建明的每一次采访、写作都蕴含了作家立场，这种极具当下性的呈现才拥有了坚实基底。

在扬·阿斯曼对于文化记忆的论述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社会重构自我文化身份的方式，那就是凭借文化记忆的代代相传。城市传记恰恰是这样一种方式：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立足当下，它均以打捞记忆的方式试图重塑城市传统，让人们明白城何以为城，又将在可见的将来如何演进。这也许是如今我们愈加重视城市传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来路中，辨识和寻找未来的方向。

地方-中国-世界 如何书写，如何建构

何晶

或许话题要从不久前参加的一个论坛提起，该论坛中有一个分论题是“文学批评：世界、中国与地方”，这是一个主语可被无限换置的话题，因为自严复“开眼看世界”始，许多命题就可在地方、中国、世界三者构成的空间关系里被阐释，更遑论全球化与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

自然，这是一个宏阔的话题，从中可延伸出无数的交叉小径。同样，于文学写作而言它也并不是一个新潮的话题，但在2020这个特殊的年份即将翻页的时候谈论它，或许有更多的意味。寻找一个小的切口永远是有效路径，所以不妨以今年阅读中留下印象的一个短篇小说为横断面谈起。

《2016年6月23日》是作家顾湘今年初发表的一个短篇。2016年6月26日，上海市不再实行70周岁以上沪籍老年人免费交通制度，原社保卡副卡（敬老服务专用）的使用期截止，于是这个以精确年月日为题的小说的人物、事件、内核就可以一窥其貌了。小说叙事并不复杂，在老人卡使用期截止之前，一个叫顾存兴的73岁老人，自村子里一路坐地铁、公交车至苏州市下辖的各个古镇，遇上素不相识的另一个老人也可以随意改变目的地跟着对方“乱兜”，“像浪漫的少年人那样到处乱跑”。与他形成对应的是他的妻子沈海英，几乎不离开村子，戴着墨镜晒玉米，尽管这个墨镜是被害的女儿留下的遗物。

2014年，顾湘住到了赵桥村，这里靠近长江入海口，面对崇明岛。村里多是老年人，土地也衰败了，这里的人把进城说成“去上海”，仿佛这里并不是上海一样。顾存兴的原型就是顾湘的邻居，也是当下中国两亿多老年人的一个缩影。这些老年人，如顾湘所言：“人生风平浪静、平平淡淡，也保不准有一两件伤心事。那伤心事既惊人，又显得很平常。”如果以“地方-中国-世界”这一框架来看待这些老年人，他们生存土地的变迁、外部世界的流转、人际关系的遭际，无疑是一种现实印证。

自2019年肇兴的“东北文艺复兴”，以网络平台的东北元素视频、歌手董宝石走上春晚为始，再至文学界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位青年作家为代表的“东北写作”，似乎将东北推至到了文艺的前台。然而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尽管都以东北后工业时代为底色，但他们小说的内核并不能单一而论。以双雪涛为例，他的小说更多是个人历史和城市历史的双重行进中展开，起始点为20世纪80年代，父辈-自我，工业-城市，地方-世界是交叉并行的历史中几个重要的关系词。可以说，尽管立足于那个地方，但双雪涛的小说实质远非“东北文艺复兴”这个看上去气势颇大的词语所能归纳。

回到开头提及的那个论坛，评论家郜元宝在论坛上有一段发言：没有地方性，文学就失去了血色，但长期依靠地方性，这个地方性就会变得凝固封闭。汪曾祺在关于高邮的故里小说中，用了大量的上海元素，由此让小说展开了另一个空间。因此，在“地方-中国-世界”这三者关系里，与其从地方外延到世界、拥抱世界，不如将世界装进地方。

事实上，“世界”以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想象性的观念建构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作家思维的方法论，当热烈地拥抱世界时，是否真的认识和得到了更多的“世界”呢？必须承认，于写作而言，如何“地方-中国-世界”，仍然是一个难题。

直面大众 学者“出圈”为何备受关注？

郑周明

在最新开播的辩论综艺《奇葩说》新一季里，来自华东师大的政治哲学教授刘擎刚一露面，就有“教授中的教授”、“学科之首哲学的排面来了”等弹幕飞过，也有很多网友一开始表示对他并不熟悉，疑惑哲学能为这个受众大多为年轻人的节目带来什么价值。首期播出之后，刘擎的“说话之道”让年轻观众看到了哲学这门与自己颇遥远的人文学科原来也可以如此贴近现实。

同样，近两个月，视频网站B站有一位新的UP主入驻，他坐在书房里似乎像一位传统知识分子，但面对镜头讨论的都是饭圈文化、丁真走红现象、内卷是否伪命题、凡尔赛文学是进步还是退步这类大众热点话题。他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多年关注研究城市与青年的他之前多出现在大学课堂或读书会讲座上，而这一次他希望直面更多的年轻人，为对方所关心的现实问题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提到的一些与观点相关的人文论著也会出现在屏幕一侧，提供网友参考，弹幕里来自年轻人的真实想法，也给了梁永安更多的直接反馈。

以今天的网络用语来形容这些现象，是高校教授“出圈”，但在过去，鼓励教师更多面向社会公众是许多高校的传统，学者陈思和曾说：“高校的教育不应该局限在被围墙建筑起来的校园内，应该在适当的条件下为社会服务。”去年，他便和郜元宝、张新颖两位教授携手复旦教师团队及众多作家推出了在线音频课程及书籍《中国文学课》，以深度讲解文学经典的方式，探讨当下青年关心的爱情、在路上、生活的艺术、人性深处、超越生死等重要议题，对于这种形式的探索预期，他也表示：“对于社会听众，更需要的是通过文学来发生感情的作用，丰富人性内涵，鼓励人们对真善美元素的自觉追求，提升人们对人生百态的澄明的洞察能力。”

直面青年者，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心灵鸡汤导师”现象遮蔽了原本涵义，面对多元丰富的网络信息，当代青年的敏感性和挑剔程度也在上升，教授“出圈”比过去增加的难度不仅在于真才实学，更重要的是能否放下资深前辈的心态，与年轻一代真正共情同理。

在本报推出的2020年度好书榜里，便有多部作品的作者来自高校，因分享对当下青年议题的洞见而“出圈”，黄灯《我的二本学生》、项飙与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以及我今年关注到的另一本来自陈嘉映的《走出唯一真理观》，是今年同类作品中形成现象级话题的代表作品。三位教授分别来自不同高校不同的人文学科，书名似乎也可以巧合般串联起他们的写作初衷。

曾经以返乡题材观察走红网络的黄灯，是广东金融学院教授，《我的二本学生》推出后获得很大反响，她对过往多届学生的求学之路和社会成长给予了直接而朴素的呈现，让21世纪以来生于乡镇的普通高校青年群体形成代表性的样本观察，也让他们或励志或困窘的内心首次曝露于外界面前。黄灯坦诚表示，这本非虚构作品里，她更多展现的是一个记录者视角，答案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讨论后慢慢浮现。作品出版后，更多学生和社会青年联系她，分享自己的经历和困境，特别是今年疫情为应届毕业生求职以及校外青年就业造成了压力，对前途的迷茫是她听到的最多倾诉。倾听与理解，是黄灯认为自己当下所能起到的作用，她提到，一个正在服刑的青年写了长信给她，曾经也是二本院校学生的他误入歧途，在看了《我的二本学生》之后感到了某段人生之路的被理解。善于倾听而能带着理解的眼光去反思，对今年形成热议的一些关键词，黄灯也对记者表示，关键词代表的不仅是现象罗列，更重要的是应当触动全社会去反思当下青年在求学或职场所遇困惑、难题背后的复杂原因。

“忧愁也不是坏事，只要你扛得住。”这是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著作《走出唯一真理观》中的一句话，哲学的深奥在他笔下，变成了可以直接用于思考自身处境的表达。陈嘉映很好地隐藏了哲学说教，他首先强调的是自己热爱思考，然后召唤同样爱思考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哲学，尤其今天的哲学，不是宣教式的，我们之所求，首先不是让别人明白，而是求自己明白。”就像书名所提示的，这个世界没有唯一的真理，年轻人所遇到的问题也并非只有唯一的答案，陈嘉映没有避讳自己的局限和哲学的局限，也希望青年通过寻找不同途径和不同答案来发现相互的关联，“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样交流，怎样斗争。”面对庞杂时代带来的各种新现象新问题，理解对方或许比寻求答案更为首要，学会思考也比发泄情绪要积极有效得多，正如陈嘉映在谈论青年心态时所观察到的：“今天的人容易产生失败感和无足轻重感，原因非常多，我想这跟人人都面对漫无边际的整个社会有关。一个人直接面对太大的世界会带来一种无力感。”此时，如何动态地看自己的人生计划以及持续纯净的努力就显得更为重要。

以一己之身为示范，是直面青年者的另一种形式，从温州到北大再到牛津大学的项飙教授，凭借社会人类学以及实证主义的视野使《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面向了更多的年轻读者。这本书涉及的话题之多以及复杂程度，在上述书作品都是最明显的，不仅面向青年遭遇的现实问题，也在为同代人给出自己的思考回应。在流动的全球化时代，项飙本人的成长发展正是一个样本，这也是他敢于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原因，同时他也坦诚自己作为“70后” 还不足以对那些大话题给出更深的思考呈现，如果能为当下青年分享一些提醒和反思便实现了价值。在对话中，他提到学术训练可以分享给青年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年轻人不要把社会科学当作寻找答案和解决方案的一个路程，它确实给你工具，但这个工具怎么用、怎么用好，完全在于你。”

无法提供解决方案的阅读让一部分青年获得了被理解被共情的渠道，进而学会思考自己的处境与未来，也有一部分青年群体对此并不以为然。从弹幕内容和书籍评论中，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密集的网络信息之中，直面内心的交流机会还太少，无论是短视频、综艺节目还是写作的形式，直面青年者的教授们或许可以越来越多加入其中，时时勤拂拭公共话题背后那些陷入简单化的思维和情绪。

青年写作 属于他们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袁欢

作为报社唯一的 “90后” 记者，在这两年的采访中，我不知不觉地偏向了对青年作家的关注。这其中当然有个人阅读偏好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她）们的文学世界给我带来的奇妙感受，无论是遇见作家的第一本书或是发现不同作品间的差异性，无疑都让我产生一种对话的兴趣，在轻松的氛围中的多次对话，对我本人来说，也常常感受到一种和同龄人共同成长的乐趣。

说到今年青年作家小说写作呈现的特点，其实很难被归纳，他们的写作往往呈现出复杂性与多元性。以我浅薄的阅读和采访经历来看，对于语言的实验似乎可以作为一条内伸的线索，想提到的第一本书是“大热”作品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你几乎可以在年末各大盘点榜单中看到它的身影。这本小说集最先吸引我的就是它的语言，如作家贾行家所说的“有一种古老的文字秩序在暗中流传”，现代可探访到汪曾祺，更远则可追溯至中国古典诗词，蕴含着东方的古典之美。在采访时，陈春成也是今年第一位会用大量的时间来讲述古典诗词对创作影响的年轻作家，他向往“技近于道”的境界，小说中充盈着玄妙的趣味，但同时，他也喜欢博尔赫斯迷恋的时间循环，推理小说的独特气氛……种种影响因子，化入到小说中，便形成了一个浪漫、肆意却连接现实的幻想世界。

而童末所体现的是另一种语言实验的可能，她关注少数民族的语言，有意将语言作为看待自我和世界关系的密码，加上她人类学的研究背景，《新大陆》的前五篇文本，她的视野扩大至更为全球化的议题和更广阔的生命经验上。但她本人十分谨慎“人类学”这个标签的使用，比如在采访中，她就曾说过： “不是将 ‘人类学’作为一个标签贴在我的写作者身份上，更不想主动把我的这部分经验特异化。”

陈春成、童末是今年遇见的新作家，王占黑的《小花旦》则是我读的她的第三本作品，如果说前两本《空响炮》《街道江湖》同属于一个“街道英雄”系列，这一本则代表了她对该系列的新思考。她的小说是在无数次都市漫游里写出来的，她喜欢溜街，爱好融入到小说中，便是原本的“社区”成为她观察城市的一处枝桠，她任文字飘散到城市空间的各个坐标系中，书写城市密林里的普通人，同时尝试将目光由上一辈拉到了和她同代人的身上，写几个年轻人是怎样在“拉扯中生发新的动力”的。

王占黑将自己的笔留在了城市，而有一部分青年作家，特别是从乡镇辗转来到城市的，身上带着乡土和城市的双重影子，其间的暧昧与割裂，形成了故事生长的养料。联系今年再次由五条人乐队引发的“小镇文化热”来看，小镇文学也是一个观察的切口。林培源的小说集《小镇生活指南》，被他称为“潮汕故事集”，顾名思义所写篇幅大多以潮汕小镇为背景，聚焦于一些边缘的、被遗忘的、生活在困厄中的人。他注重讲故事的原则，带有很强的“常识性”写作的色彩。同样，把笔触落在家乡小镇的还有张心怡，这是一位典型“学院派”出身的作家，她的小说集《骑楼上的六小姐》，聚焦的是一群生活在福建清濛的女性。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自觉的对于地方女性命运的探索精神，小说以小女孩的视角去探寻长辈们的生活，从日常生活进入到历史的隐秘空间。就像她的老师张怡微评论的那般：“张心怡的福建清濛系列小说，是这十余年来社会变化的诠释和猜想，有非常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写作的企图心，这一点远胜过我们这一代写作者。”

小镇文学说到底仍属于地方书写的一种，呈现的是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语言等，而东北无疑成为了近年来地方叙事的焦点之一。去年热闹的“东北文艺复兴”发生之际，《三联生活周刊》曾推出封面专题 “讲述东北”，把双雪涛、班宇、郑执等青年作家正式归为“以沈阳、哈尔滨作为写作背景”的东北创作者，而将他们一起讨论，似乎成为一个新的文学景观，他们向读者讲述着那些被雪水打湿的北方故事，这种小人物的命运在大历史的湍流中浮沉，因具有浓烈的时代感而唤起了共鸣。郑执的小说集《仙症》就如书名，带着隐喻：幻想自己在潜艇服役的精神病人，临终希望得到慰藉的父亲、破绽百出的婚姻男女……他擅长将日常生活形态融合到带有魔幻、地方色彩的故事里，描写极具画面感。从《生吞》到《森中有林》，是他对通俗文学的某种执念，也体现他在文学审美上的追求——浅近、质朴而有力。

班宇的《逍遥游》依然延续并扩充他的沈阳铁西故事，双雪涛的《聋哑时代》是再版作品，虽然将这几位一起分析，但只要仔细阅读作品之后，会发现在那些共通的意象之后，是作家不同的文学写作观。可以说，他们从东北出发，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而东北叙事带来的连接点还包括，小说文本更容易与影视产生互动效应，比如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郑执的《生吞》都在影视化改编中。

最后想插入一个小话题，我在使用“青年作家”来称呼“80后”、“90后”这些作家时，偶尔在采访中也会询问诸如你怎么看待青年作家经验匮乏等有点俗套的问题，好几位作家的第一反应是“我已经快（超）三十岁了！”这样一个回答让我想到评论家李壮的文章《三十岁的钙化灶：关于青年写作的“折旧”问题》，他写道：“相对于现实社会的狂奔速率，文学世界的内在时间，则依然大致延续着曾经的节奏。”也就是说，文学世界的青年的生理年龄、社会年龄与文学年龄存在隐秘撕裂，而这是文学界独特的一个现象。那么，既然有这样的“时间差”存在，未来还远，那我们的期待是否也不用太急切？

但对青年作家的争夺，无论是期刊还是出版，无疑成为一个重要的阵地，我想背后与这个时代一直以来的“青春崇拜”有关，同时也是因为我们总是热烈地期待着一种新的文学想象，一种创新的话语的诞生。但如今，光作家的“出道”方式就远比传统文学生产机制更加复杂，比如班宇、王占黑等，他们都不是通过传统期刊被读者熟知的，而是通过豆瓣、one一个等新媒体完成最初亮相，再回归到传统文学生产中来，不同的审美趣味意味着不同风格作品的走向，他们的思维更活跃，写作更为自由。而事实是，无论处理现实还是回望历史，他们都已经成为了时代书写的主体。

我想，一个好的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怀着既坚守又期盼进步的心态，且对文学有自我思考和追求，未来的青年写作，将走向何方？他们的博弈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