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史铁生 | 张新颖：​消失的谈话

今天一早网上看到史铁生去世的消息，不敢相信；没过一会儿就有一些短信，不得不信了。“死不过是一次迁徙”，史铁生的一句诗，是吗？

二〇〇四年五月，王安忆请史铁生来复旦。出趟远门，对史铁生来说是件大事，在王安忆也是件大事。她安排史铁生夫妇住在番禺路的银星假日酒店，那里离她家近，方便照顾；事先还联系好了附近的医院，史铁生在上海期间要去做几次透析。二十一日晚上十一点半，王安忆打电话给我，说约好了第二天上午的访谈。这个访谈是《上海文学》的计划。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到酒店的时候王安忆已经在了，过些时候李章也来，我和史铁生谈话的时候他拍了一些照片。

史铁生精神很好，前一天王安忆和李章陪他做过了透析。没有客套，我们的谈话直接就进入正题，从他的创作谈起。他说得认真，感觉他常常是说的时候还在用力想着。他不会用流利的漂亮话来应付你。他想着你的问题，说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有些是已经形成了的，他曾经表达过；有些似乎还在思想的过程之中，他得寻找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

史铁生是个很会说话的人，让我印象至深的却不是他会说话，恰恰相反，是他不会利用会说话的优势让谈话变得轻松，不会用现成的想法和光滑的语言来回避问题。谈话过程中有时候有点费力，这个费力就产生于语言、思想和问题之间的摩擦。这个费力也见出人的诚恳和执着。

说话的时候史铁生抽烟，“中南海”，抽两口就掐灭，稍后再点上抽两口。一支烟要抽六七次。

王安忆坐在旁边不说话，只是过一会儿就到史铁生身边给他放松一下腿。她做得那么自然和熟练，史铁生也很自然地接受。这个细节一下子让我理解了他们老友的感情。王安忆在和我的《谈话录》里，有一节专门谈史铁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段日子，她在北京动不动就会去他家，在他家觉得特别放松；可是和他谈话就觉得很辛苦，但别有乐趣。

中午吃饭，王安忆和李章点了几个普通的家常菜。史铁生的太太陈希米问他上午抽了几支烟，他说三支。

饭后走出酒店，我忍不住拿出录音笔，边走路边听上午的谈话。回到学校后把录音笔交给一个学生，请她整理。几天以后，她告诉我录音笔上的声音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这个录音笔是为准备这次谈话特意去买的，竟然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一急，身上的汗都出来了。

这个没有想到的结果让我内疚不安，一直到今天想起来还是。为一次谈话，史铁生事先得积蓄好一阵子精力和体力。却这样白白浪费了。我试图凭记忆写下那天的谈话，写到一半就感觉不对，他的语句和想法，复述出来就走样了。

隔了两天，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史铁生到复旦，马原开车去接，和他一起在叶耀珍楼多功能厅与学生对谈。史铁生对学生们说：“我先申请抽一支烟，这有百害，但是有一利，就是控制紧张。王安忆邀请我，从北京来到上海，我就为今天紧张，在飞机上紧张，在地上也紧张。”他是真紧张，我看到他拿香烟的手有点抖。但说着说着就不紧张了。对谈后来以《我们活着的可能性有多少》为题发表在《上海文学》。

我那天去地坛，想起史铁生在复旦说过的这几句话：“我在任何情绪下都在地坛里待过，我在地坛里待了十五年，十五年写了这一万多字。”

今天猝不及防的消息，让人无言以对。回想那次消失了的谈话，情境历历在目。看到网友贴出史铁生的诗，其中一首是《最后的练习》，抄在这篇短文的末尾：

最后的练习是沿悬崖行走

梦里我听见，灵魂

像一只飞虻

在窗户那儿嗡嗡作响

在颤动的阳光里，边舞边唱

眺望即是回想

谁说我没有死过？

出生以前，太阳

已无数次起落

悠久的时光被悠久的虚无

吞并，又以我生日的名义

卷土重来

午后，如果阳光静寂

你是否能听出，往日

已归去哪里？

在光的前端或思之极处

时间被忽略的存在中

生死同一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此文章刊于《长城》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