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比较视野中的学术创见
朱先生1905年出生于浙江苍南县的一个农村家庭，中学毕业后进入免费的南京金陵神学院读书。3年时间，他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1927年，受大革命思潮的影响，朱先生投笔从戎，随军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青年书局从事编译工作。1929年，凭借一篇论文《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受到当时福建协和大学校长的赏识，于是没有读过正规大学、没有博士学位的朱先生，在该校谋得一份教职。1930年，朱先生受学校选派，赴日本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回国后，他继续在福建协和大学任教，并兼任《福建文化》主编。1936年，朱先生受聘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朱先生困守租界孤岛，除了到学校教书，便是潜心著述，其间出版了《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基督教与文学》等著作。朱先生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调入南开大学的，他热爱南开，终老于南开，他的主要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都在南开。朱先生除了认认真真教学，还专心致志地从事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工作。
朱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尤以对圣经文学与希伯来文化的研究用力最勤，成果最显著。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版的《基督教与文学》《文艺宗教论集》等著作中，朱先生深入考察了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论述了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主持编写了《古犹太文化史》《希伯来文化》《古希伯来文学史》《圣经文学十二讲——圣经、次经、伪经、死海古卷》等著作，发表了《圣经文学的地位和特质》《希伯来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基督教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等多篇论文，还为1982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撰写了有关希伯来文学与犹太人文学的条目。朱先生一向十分重视教材建设。他认为，教材是教学的基础，只有编写出具有科学性与实用性的优秀教材，教学质量才有保证。1985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经过多次修订，至今已出到第五版，累计发行100多万册，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和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朱先生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稿》（以下简称《史稿》）是在《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以下简称《史略》）的基础上重写的。1988年，这部内容更充实的《史稿》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时的朱先生已年逾八旬，视力衰退严重，看书写字都得借助放大镜，其写作之艰辛程度可想而知，其奋斗之精神令人敬佩。
《史稿》和《史略》比较起来，主要思路和框架结构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资料更翔实，内容更丰富，观点更明确，条理更清晰。《史略》11万字，《史稿》32万字，增加了近两倍的篇幅。
朱先生在《史稿》的序言和绪论中明确指出：“本书的主要意图只是论述我国各时代文学主潮的特点，把历代主要代表作家、作品的精华荟集在一起”，以便一目了然地展示我国三千多年来“文学发展、变迁的全貌”。朱先生认为，以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大都以朝代或世纪为纲，将作家、作品依时间顺序罗列叙述，散漫琐碎，茫无际涯，令人不得要领。如若以文学体裁为纲，“单依各种文体的变化，缕述其发生、发展和衰替”，那是“只着重在文艺的躯壳，舍本而逐末”，使人难窥堂奥。朱先生根据自身的教学实践，力图打破文学史的旧体制、旧框架，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来，这种勇于探索、革新的精神，在《史略》出版的20世纪30年代，实在是难能可贵。从《史略》到《史稿》，不变的写作思路就是：以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把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串联起来，既论述文艺思潮流变的原因及影响，又点评作家的创作倾向与作品的艺术特色，从而“从纵的和横的方面去归纳文艺历史仪态万千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史略》和《史稿》都是具有开拓性的中国文艺史著作。
朱先生还认为，旧文学史的分期法是“切瓜式”的，即按照朝代或世纪分期，人为地将源远流长的文学发展史切割成独立的片段，这是有悖于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的《史稿》采用的是“波浪式”分期法。因为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动态的，如同奔流不息的长江大河，思潮起伏，作家辈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消彼长，前后重叠更替。只有采用“波浪式”分期法，才能反映文学史的真面貌。《史稿》共12章，第一章“绪论”，其余各章依次为：“北方现实思潮的发达（西周至春秋）”“南方浪漫思潮的发达（春秋、战国）”“南北思潮的合流（秦汉魏晋）”“佛道思潮泛滥（东汉至唐前期）”“社会问题和复古运动（唐后期）”“唯美思潮的泛滥（中唐至北宋）”“民族意识的高涨（宋、元）”“文体大革命与民族意识（宋、元）”“古典主义（元、明）”“浪漫主义（明、清）”“现实主义（清以来）”。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每一章的内容完全是按照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来设定的，在时代顺序上多有重叠与重复。这就较为完整地体现了社会变迁、宗教传播、思潮更迭、文学兴衰内在的有机联系。
朱先生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他具有崇高的人文情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史稿》无疑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专著，但朱先生的学术思维与学术眼光和一些只关注中国文学的学者有所不同。在他看来，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中国文学放置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才能真正领会和把握中国文学的本质，才能领会和把握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共同性及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史略》的序言中，朱先生明确表示，他是受到西洋文艺思潮的启发而写这本书的。从《史略》到《史稿》，都立足于世界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来比对、梳理中国文学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发展历史，用西方广为流传的文艺思潮、文艺理论来解读中国的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大体来说，秦代以前，我国北方文学的主流是现实思潮，而南方文学的主流是浪漫思潮，到了秦汉一统中国，南北文学思潮逐渐合流。隋唐时期，由于佛教大规模传入，并与本土的儒、道思想相结合，推动了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多样化。而以佛经为代表的印度文学，也为传统的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中国文学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朱先生认为，在西方文学史上也有类似的现象，欧洲最初的文艺思潮是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哲学，以现实主义为主流；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兴起，古希腊、罗马古代哲学与希伯来神学相结合，从而产生世界性的新宗教思潮——基督教，以圣经文学为代表的希伯来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的交汇融合，开创了欧洲文学的新纪元。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灿若星辰的唐诗、脍炙人口的散文、引人入胜的传奇小说皆兴盛于唐代；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以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李商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以及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都出现在唐代。它们为后世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世界文学而言，不仅有其基本的发展规律，而且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是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先生特地为《史稿》增写了“文体大革命与民族意识（宋、元）”一章。在“中国文体大革命”这一小节中，朱先生开宗明义地写道：“中国文体，在宋以前一直是以短篇的诗歌和散文为主；宋以后才有白话长篇小说和真正的戏剧，而且其后的文学也改变为以小说、戏剧为主了。传统的诗文理论范畴也被突破了。这个大变化，不能不说是中国文体的大革命。世界上有几个富有文学遗产的古国如中国、印度、希伯来、希腊等，最初的文学发展情况有两种，一以诗文为主，一以长篇史诗和剧诗为主。前者如中国和希伯来，后者如印度和希腊。但后来都发生了大变化。中国文体的大变化，主要由来于民间文学和外来文学……外来文学最早对我国文学发生影响的是印度文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它的影响下，促使我国文体的大革命。”朱先生进一步指出，印度文学中的佛经“变文”是一种韵散杂糅的文体，在印度和希伯来文学中很常见。佛教传入中国后，这种有说有唱的长篇叙事文体，开始在寺庙里流布。后来流落到城市的勾栏瓦肆和广大农村地区，内容也由佛经故事扩大为非宗教故事，从而直接促成了长篇小说和戏剧的诞生。这又和欧洲中世纪的戏剧发展非常相似。欧洲近代戏剧“原先是中世纪教会礼拜仪式的扩大，最初搬演圣经故事、圣者传说，逐渐扩大到世俗的故事；舞台从教堂里面搬到门口，再从教堂门口搬到街上去”。在民间流传衍变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欧洲近代戏剧。至于小说，朱先生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他提出，像《维摩诘经变文》这种长达30余卷、用骈文和韵文写成的宏丽叙事诗，“可能直接影响到张文成的《游仙窟》，再由《游仙窟》直接影响到日本文坛，产生了紫式部《源氏物语》那样的小说杰作”。这为比较文学研究留下了一个有趣的课题。
在《史稿》中，朱先生运用比较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比较、梳理、概括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从全书的基本思路和总体结构来看，唐代文学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元代后期至明代前期文学类似于欧洲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文学类似于欧洲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明代末期至清代末期文学类似于欧洲19世纪中叶兴起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欧洲古典主义是专制王权的产物，基本特征是拥护王权、崇尚理性、严守格律。中国古典主义则是明代中央集权的产物，在以《水浒传》《三国演义》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中，以《浣纱记》为代表的南戏中，都可以发现古典主义的色彩。从明中叶起，古典主义逐渐僵化，变成拟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文学应运而生。欧洲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追求自由、崇尚感情、喜欢想象和幻想。明代杰出思想家李贽惊世骇俗的理论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先声，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伟大戏剧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是中国浪漫主义戏剧的丰碑，脍炙人口的《西游记》是浪漫主义小说的杰出代表。此后，李渔的戏剧理论和他的喜剧创作、悲剧作家洪昇的代表作《长生殿》等等，都为浪漫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近代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西方的科学精神和实践思潮传入中国，促使中国文学在明末清初逐渐转向批判现实主义。但中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又和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多属中小资产阶级或同情下层平民的没落贵族，他们揭露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批判资产阶级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合理现象。中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往往是失意文人或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揭露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腐朽，批判当权者奸诈昏庸、胡作非为的恶劣行径以及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戕害。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一部光辉的批判现实主义戏剧杰作”。而小说方面的成就尤为巨大，《金瓶梅》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先锋”，《儒林外史》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
朱先生的《史稿》处处闪烁着比较文学的思想火花与学术创见。从中外文学的平行比较到交流影响，从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比较到作家作品、艺术技巧的比较，无不广泛涉猎，囊括其中。例如《诗经·大雅·生民》与古罗马神话罗慕洛故事的比较，唐代诗人李贺、李商隐与欧洲唯美主义诗人的比较，元代戏剧与西方戏剧的比较，等等，不胜枚举。《史稿》在论及《楚辞》的思想艺术成就时，从屈原诗歌中常用的感叹词“兮”联想到《旧约·耶利米哀歌》所用的“气纳体”，并指出二者都表达了“亡国之痛”的共同主题。在论及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时，朱先生特意生发开去，转述了18世纪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在《谈话录》中的一段话。歌德说他读了一部“中国传奇”，深受感动。这到底是哪一部传奇呢？歌德没有说明。有人说是《玉娇梨》，有人说是《好逑传》，朱先生则认为“可能是《花笺记》”，并介绍了《花笺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介绍了作品在欧洲的翻译、传播情况，还引用了歌德《中德四季晨昏歌》作为佐证，令人耳目一新，思路开阔。
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是《史稿》的一个重要特色。对于具有渊博学识和探索精神的朱先生来说，古今中外文学早已融会贯通，积存于心。大凡探讨学术问题，总能信手拈来，旁征博引，相互比较，别出新意。这部《中国文艺思潮史稿》虽然只有30余万字，算不上鸿篇巨制，但其内容之广博、方法之新颖、观点之独特、论述之机敏、行文之活泼，都不是一般的中国文学史专著可以比肩的。这也是本书具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的原因。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