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油菜坡里的“乾坤”
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晓苏的短篇主要集中在两个表达领域：高等学府和那个叫油菜坡的乡村。在以高校为题材的短篇中，晓苏凭借自身丰富的生活体验，以及对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深切思考，常常以轻松调侃的笔调，在亦庄亦谐的叙事中，揭开了一幅又一幅隐秘的面纱，让我们看到当今高等学府中诸多体制的弊端和人性的痼疾，令人啼笑皆非，又沉思良久。在以油菜坡为载体的短篇中，晓苏则拥有两副面孔，一副是怀抱温暖的人性，在各种伦理的缝隙之中，呈现人世间的真情或底层百姓的质朴；另一副是以戏谑之笔，嘲讽乡土社会里世道人心的功利化变迁，鞭笞之中，溢满作家的无奈之情。
这里所选的短篇《海碗》《我们应该感谢谁》，都属于晓苏的油菜坡叙事。在我看来，它们也恰恰体现了晓苏面对油菜坡的两副面孔。《海碗》属于温暖人性的守护之作，乖张的人物性格和言行之中，饱含了某种至死难舍的情感记忆。它是一种立足于当下的历史遥望，也是一种内心深处的精神秉持。而《我们应该感谢谁》则从中国传统伦理出发，通过物质性的酬谢，撕开了乡村社会变迁中日趋诡异的人性景观，并对乡土中国的未来发出了质询。它们都是很热闹的小说，叙事跌宕起伏，人物之间的关系充满张力，或历史与现实纠缠，或伦理与人性冲突，让我们从油菜坡的小村庄里，看到中国乡村社会中复杂的生存景象。
作为晓苏审视中国乡土社会生存形态的一个载体，小小的油菜坡，既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伦理基质，又打上了时代变迁过程中的精神烙印；既承载了血缘亲情的内在结构形态，又映现了世俗欲望驱动下的人性错位；既牵扯着遥远的城市化想象，又有着独立自足的生活空间。油菜坡里的中国乡村，似乎隐含了晓苏的某种叙事雄心，即以此岸世界的忧思，寻找并抵达彼岸世界的缅想。这种叙事雄心，在《海碗》和《我们应该感谢谁》里，同样可以看到某种端倪。
从故事层面上看，《海碗》多少有些传奇的成分。九十多岁的外婆虽然老得不成样子，但越活越精神，每顿饭要吃一大海碗，还加半碗汤。这当然有些超常。所以连“我”的父母都担心自己死在外婆的前面。但在这个传奇的人物身上，还附着了更多的传奇。首先是那只破旧的海碗，几乎是外婆永不离身的宝物。外婆与父亲的几场冲突，都源于这只海碗，而且外婆以绝决的姿态，最终捍卫了海碗。当父亲忍无可忍地将海碗扔进了屋后的藕塘，居然也被外婆找到了，似乎海碗与外婆之间，有着神秘的心灵感应。其次是那个受伤的剿匪战士，他藏在苏家寨的山洞里长达两个月，由外婆调养并恢复健康。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据油菜坡的各种传说，再加上外公的英年早逝，也成为无法解释的历史之谜。最后是乞丐的出现，从不让人分享海碗中任何食物的外婆，竟以充满母性的情感，将食物给了这个可怜的乞丐，仅仅是因为他长得像当年的剿匪战士？外婆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传奇，是由于她的内心藏着太深的记忆。它是情感的，也是人性的，忘不了，也舍不掉。或许它有违于我们传统的日常伦理，但它无疑支撑了外婆作为女人的漫长人生。
外婆的传奇是隐秘的。这同样与晓苏对叙述者的设定有关。作为孙辈的叙述者“我”，当然无法清晰地了解外婆的人生。外公去世时，母亲也只有十岁左右，父亲作为外乡人，对此更是一无所知。这意味着，“我”要解开外婆充满谜团一样的漫长人生，只有通过一些必要的冲突去抽丝剥茧。为此，晓苏设计了三场颇有意味的冲突。第一次是搬家，父亲发财之后弃旧迎新，很自然地将矛头指向那只旧海碗，导致外婆绝决的抗争。这次抗争，表明了海碗是外婆生命里的重要信物。接着是在新居里，父亲将外婆的海碗摔破，导致外婆直接绝食，直到海碗重新锔好，外婆才恢复常态，而且为了守住海碗，外婆宁愿每天在卧室吃饭。这次冲突，表明了海碗就是外婆的生命。海碗在，生命便在。第三次是父亲将海碗悄悄扔进了藕塘里，居然让外婆找回来了。这次冲突，将海碗上升到灵魂共振的层面，即海碗与外婆的灵魂彼此呼应，休戚与共。从信物到生命再到灵魂的相依，晓苏以不断蓄势式的叙述，完成了海碗在外婆心中的意义，也使我们看到了海碗所承载的极为幽深的历史记忆。
读《海碗》，很容易让人想起晓苏的另一个短篇《花被窝》。它们都选择了看似日常却又不太引人注意的意象，并以此作为整个小说叙事的纽带，推衍人物内心某些隐秘的情感。这种写法当然算不上新奇，但体现了晓苏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能力，也体现了“小说从小处着眼”这一基本叙事原则，因为无论是海碗还是花被窝，都是乡村日常生活中每天相随的东西，也是最容易承载人物内在情感的物象。如果换成某些颇为稀罕的物件，可能会导致叙事在说服力上出现问题。
说到小说的说服力，最关键的，还是作家要建构坚实的逻辑依据。当作家在构筑小说的整个故事框架时，基石要结实可靠，情节转换要合乎情理。由于晓苏擅长传奇性的故事编撰，叙事的说服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我们应该感谢谁》里，父亲中风后觉得自己来日无多，一定要返回油菜坡。油菜坡对他来说，是生活之根，也是生命之根，因为他的世界是建构在这块土地上的，即使他的孩子都不在身边，但他熟悉的生存经验、获得认同的群体关系以及世俗欲求的资源系统，都处在油菜坡。所以，父亲死活都要回到油菜坡，即使子女无法回乡照顾。这是传统中国农民永远也无法舍弃的土地情结。小说正是在这种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故事。当父亲去世之后，他也顺理成章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
当然，随着父亲葬礼的完成，摆在子女面前的伦理问题出来了：要感谢侍候父亲的乡亲们。首先当然是村长尤神，因为他最早主动提出来可以照顾好父亲，事实上，尤神也确实做到了，“尤神每次都说我们的父亲很好，有专人给他煮饭，有专人为他洗衣服，还有专人陪他睡觉，让我们不要牵挂，只管安心工作。”但是，当“我们”买来电视机等贵重物品感谢村长之后，钱春早却出现了，因为他的老婆每天都给父亲做饭。看到钱春早充满怨气的神色，“我们”只好再次买来电视机等，以示谢意。岂料三天之后，又出现了哑巴金斗，他可能是日夜陪着父亲的人，也似乎是“我们”最需要感谢的人。从正常的人伦出发，“我们”渐渐地发现，尽管照顾父亲确实是一个复杂的事儿，尽管村长和钱春早也未必说过谎，但是“我们”要感谢的核心目标，似乎在以击鼓传花的方式不断变换。这种变换，既凸现了油菜坡的世道人心，也使“我们”陷入某种伦理的怪圈，因为从村长到钱春早再到孤寡的哑巴金斗，身份愈渐卑微，却愈是具有道德的拷问之力。
中国是礼仪之邦，乡村更是礼仪尤为讲究的社会。《我们应该感谢谁》从日常的人伦出发，意欲彰显“我们”对礼仪的尊崇，却不料陷入某种道德的困境。其中所隐含的世俗物欲、情义礼节、道德律令及人性景观，却让人寻思再三。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