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力斌《杜甫与新诗》：一轮明月照古今
正大，是该书的立足点。作者于此二字的提炼，是基于萧涤非和叶嘉莹两位先生的论断。叶先生认为，成就杜甫集大成者最重要因素“乃在于他生而禀有着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的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萧涤非先生分析杜甫抒情诗时说，“一是真实，二是重大。杜甫的抒情诗全是从真情实感中从肺腑中流露出来的。重大也就是说，他的感情是有分量的，有巨大内容的，是和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的。”作者说，“高远之思想可谓大，真挚之感情可谓正”。认识到这一点是极紧要的。若在这一点上达不成共识与自觉，是难以进入杜诗的世界，对杜甫的理解就会失之偏颇、支离、怪异。笔者于此一点之倚重，乃是多年研读杜甫之感获，更是《杜甫与新诗》于我阅读的强烈体验。每读一次，这一体验愈加强烈，我不得不将“正大”二字置于首位。
杜甫有一个强大的情感本体。他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不生发“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这就是杜甫的“大”。他的情感与天地同流，与万物为一。能感万物，遂有千古绝调。杜甫的诗是有“教”与“道”的，是儒教，有诗道。这是他的大，也是他的正。这是中国诗学最为重要的精神命脉。《风》《骚》以降，凡是伟大的诗人，都要在这里流连忘返，驻足赏叹。这是作者的一个重要发现，书中三复致意。
杜甫不失为伟大的批评理论家，虽然他关于诗的理论著述甚少。如果上溯早他200多年的刘勰《文心雕龙》，晚他半世纪的韩愈《答李翊书》，或者之后200年的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将这600年的文学作一长时段考察，很容易明白一些文学事理。杜甫置于这，是诗的坐标，风骨兼备，情采条贯，上而遥接《诗三百》之传统，下而启律诗之新径，尤其是在新的诗体（律诗）上全面的建设和系统的思考，可以说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他与韩愈一样，都是唐宋之际坐标性人物。站在这一坐标上，仰观中古，俯察近古，很多文学史的问题亦易看得分明。
深入理解汉语是新诗建设的重要一维。不惟新诗，散文、小说亦然。汉语文学的特点和优长，如何发掘它的美，以及在新时代写作中的增长点，这似乎为当代文学研究和创作界所遗忘。汪曾祺于此曾做了很多工作。《杜甫与新诗》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用较大篇幅分析“杜甫与新诗”中的名词运用与处理，及其文化要义和表达效用,又是作者的一大创说。是及时的，极紧要的。及时，是说新诗，包括旧体诗创作，偏离汉语太久远；极紧要，是说汉语表达传统，汉语思维的缺席或弱化，在汉语的美的开掘方面，不是深广而是荒芜，并没有长成什么像样的庄稼，更不消说是丰收与成熟。
师力斌以建筑的美喻象杜诗世界，其中关于“石头”的论述，不妨看成是他回归汉语的一种努力。他找到了“名词”与“名词魅力”，提炼出“诗学是建筑学”，并在这一视阈下观照杜诗中的“炼字”“炼句”“句法”“比喻”等传统研究中的老问题，间之以诗人的匠心，当代文化研究的学养，析论精微，会心之论亦多。他以新诗为例，分析名词在地理空间的变换、抽象与具象、大与小、局部与整体等方面的运用，大声疾呼重新讨论这一问题，以“发扬名词意识的传统，张扬汉语的美学潜力”。
杜甫以其精湛的汉语加工组织的艺术，实现了诗中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的熔铸与会通。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古今事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求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矣。”这正是杜甫别造之孤诣，别生之新境，以古事今情、时空交错、虚实相兼、情理共携而别造一种艺术之幻境，在语词、语句、情感、情理中跳跃，闪耀着艺术的光芒。
与此相应的是，杜诗的“精严”。师力斌在“动词技术”一节里用了“打磨功夫”“琢磨用字”等说明杜诗艺术的经典性，摄住新诗的发展，重提句眼，阐发这一艺术的古今一贯。这是文艺创作的一条真正规律。即自由与精严、自然与规矩的内在统一。现代崇尚“逸笔草草”的画家，崇尚“萧散简远”的书法家，以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文人，多得很，然而我却不明白他们的真本领在哪里，真精神在何处。就“内在统一”论，刘勰说“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杜甫的“风”，是与“析辞必精”的“骨”联系在一起。杜诗的由“骨”（雄健、骨力）而呈现的“风”（于杜甫而言为“体貌”，于诗而言为“感染力”），可以说是千古无两。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这里的“改”，这里的“长吟”，就是在寻觅那个最合适的字与句。若是认真研究庄子的用字、造句、安章、谋篇，研究鲁迅的篇章语言，句与句的联系，段与段的安排，同样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诚然，沈从文的小说、冰心的散文、海子的诗，以意象性见长，属于“深于风”者，可以不用“骨”去“析辞”（“析辞”主要是指评论作家的词语以及词语间的联系）；孟子、庄子、司马相如、阮籍、李白、苏轼、姚鼐、康有为、马一浮、郭沫若，大抵属于“深于风”者；荀子、扬雄、嵇康、杜甫、黄庭坚、戴震、章太炎、陈三立、鲁迅，大抵属于“练于骨”者。然而，一旦文艺批评淡漠或缺少“骨”的意识，文学家创作重意蕴而不追求言辞的力量，接受者不能持以“忠恕”研读作品的利害得失、妍蚩好恶，汉语的力量（表现力和效用）势必减弱、稀释，以至消亡。作为“土壤”存在的汉语，在此基础上而构建的文学大厦，其建筑之牢固、力量之坚拔、美观之格调，皆可准于此而平衡之。
我一直认为，今古文章有其汇通处。《杜甫与新诗》已萌其蘖象，意识到文学史的古今问题是一个横亘的大论题。百年新诗，有不少的诗人和理论批评家没有忘记“汉语”这块肥沃的土壤。杜甫和他的不朽诗篇好像一轮明月，今古相照，宇宙清辉，苍穹与存。新诗的百年，如同初唐，桐花初开，清新细丽，是早春二月的蓓蕾，它的绽放，终要等待更多的新诗作者和批评家们，作自觉的探索与实践。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