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东方古陶瓷艺术图鉴
陶罐和瓷器是最能反映上古时期及至近代的中华文明的一个特别载体。其中既有灵感的猝然爆发，也有刻绘与烧制的技艺和艺术性。无论是陶器还是瓷器，乃至显现于这些器皿之上的各种工艺与绘画，似乎都有着某种神性与人类最瑰丽与奇崛的想象力因素包含其中。正如沈荣均在文章中所说，陶器和瓷器的最初形成，肯定来源于某一种偶然的心灵机缘和付诸实施后的“石破天惊”。
器皿的无意中生成，便不亚于冥冥中的某种天启。陶器和瓷器的先后出场，从工具性的意义升华成为艺术创作和鉴赏，这肯定又是文明的一个飞跃，同时也是新的创造。艺术的本质是空灵的，也是神性的，艺术及其一切行为，大致是人类在混沌至“清明”的物质生活中的“心灵淘洗”与“精神提炼”。从工具到艺术品，从模仿到独创，这种阶梯式的递进，体现的是人类最为阔大与丰富的心灵及其无限的“触发力”。在这本名为《天青色等烟雨》的文化随笔当中，沈荣均触摸和观照到的，似乎是从古老的《诗经》开始的，《郑风·野有蔓草》中“零露瀼瀼”“婉如清扬”等等，再到“人面鱼纹”彩陶盆，再到仰韶文化，以及马家窑文化中的代表作品“舞蹈纹彩陶盆”。沈荣均于古老的文化遗存的纹路与形态之间，看到的是古中国人的现实生存情境和纤毫毕现的诗意生活。
在读《天青色等烟雨》这本书的时候，我极其佩服沈荣均的耐心与定力。他是能够在审视中灵思飞动的人，也是能够从神秘莫测的古代人的生活当中“提取”到时间的蛛丝马迹的人。关于陶俑这样的古物和艺术品，我所知道的仅仅是“秦俑”，还是因为秦始皇的名气太大了，还有对西安的某种固定印象。而这本书又展示了汉、北魏、唐等时代的各种陶俑，如说唱俑、持镜俑、陶女俑、武士俑、侍女俑等，在《天青色等烟雨》中我都是第一次见到。
当然还包括那些以动物为原型而创作的、造型各异甚至有些摄人心魄的动物俑，如鸡鸭鱼猪马羊狗等等。人和动物向来是相辅相成且须臾不分的，其中的情感也是极为复杂的了。在此间，沈荣均所写的“秘戏图”的画像砖，便是出自眉山彭山区江口镇的崖墓，即男女行乐图。郭沫若称之为“天下第一吻”，沈荣均则说是“死了都要爱”。再行至魏晋南北朝，陶俑这种“生活的艺术”似乎大面积开花，无论形式、样式、工艺和用途等等，逐渐地广泛起来了。最典型的便是沈荣均此书中写到的“陶牛车”，这种以牛拉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艺术品，遍及全国各地，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河北、四川等地均有出土。如此可以说明，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艺术风潮，也可能是普及型的、庙堂与民间均喜欢的“摆件”。
最珍贵的莫过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而沈荣均对竹林七贤的“看法”，特别是从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帝王陵墓中出土的上述文武的解读，更具有穿透感。竹林七贤之后世遗存大抵是极少的，而《竹林七贤砖画》中所表现的人物风骨神韵，端的是举世无匹，也验证了史书所载之流风遗韵。嵇康的“长啸”、王戎的玉如意等等，使得人物更加个性。沈荣均的书写也采取了逐一点到、生动画像的方式，使得“古物”及其艺术表现和谐统一，且具有现代性和立体感。至唐代，无论是唐三彩，还是陶俑制品，再加上瓷器等等，显得更为雍容，也具备了某一些国际气质。宋代的“美”，性灵、自信、优裕与和谐的一面触手可及，反映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自是一番“十里看不尽”的市井繁华与朝代气质。
《天青色等烟雨》这本书既是艺术性的深度旅行，也是历史的回旋刻绘与线条式的勾勒。通过有形的艺术品遗存与研究，一件件、一桩桩、一幕幕、一节节，次序行进，把最具有中国本土独创性的艺术品做了最严格和审慎的、文学性的梳理和展示。这一点，我想是《天青色等烟雨》的主要特色。沈荣均的语言精巧而浑厚，叙述之间不断有神来之笔。加之他多年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喜爱与研究，使得他在书写中处处可见深厚学养与博学智识。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