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研究的新成果
席云舒在《胡适考论》“代序”里讲述了他是怎样走上胡适研究道路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还在念大学的时候，读到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先生在文中高度赞扬了陈独秀和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这使他对《新青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当时，国内还没有简体版《新青年》，学校仅有一套影印本收藏在图书馆特藏室，普通学生无法借阅。2001年，他调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就想出版一套简体版《新青年》。他千方百计找来了一套影印本，利用业余时间，独自承担了700多万字的《新青年》杂志电脑录入工作，前后花了整整6年时间，后来这套简体版《新青年》由黄河出版集团出版。在这个过程中，他重新认识了胡适在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2010年他考入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系统地阅读了北大版《胡适文集》和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这为他的胡适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他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了数十万字胡适研究的重要论文，这些文章为他在学界树立了口碑。
这本《胡适考论》收录的只是他发表的一部分胡适研究论文，他还有多篇胡适英文佚文的翻译和研究文章，将收进另一本文集《胡适译论》。这本《胡适考论》的特点十分鲜明，“无论是史料的考订，还是对胡适思想与学术问题的论述，均常有新见”。通读全书，有如下几点让笔者印象深刻。
本书运用了大量英文文献，解决了许多前人未曾涉及或未能解决的问题。例如，周质平教授1998年出版的《胡适与韦莲司：情深五十年》一书附有一份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成绩单，由于这份成绩单上只有科目编号而没有课程名称，人们不知道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时究竟选修过哪些课程，各种版本的胡适传记只能根据《胡适留学日记》和《胡适口述自传》里的零星记载来加以猜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里，还有18篇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时期的课业论文手稿，由于这些手稿都没有留下日期，档案里全都编在1912年，有关胡适转去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学习哲学之前究竟接受过怎样的哲学教育，以及他的文学革命思想究竟是受19世纪以前英美文学的影响更大，还是受20世纪初的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影响更多，学界一直聚讼不休。席云舒运用康奈尔大学2014年公布的胡适选课目录、1910至1915年康奈尔大学的《课程大纲》等第一手英文资料，逐一考证出胡适每学期的选修课程，并与《胡适留学日记》等相互参证，不仅还原了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时期接受的文学和哲学教育情况、他的18篇课业论文手稿写作时间，也为解决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再如，有关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席云舒通过胡适1946年在康奈尔大学的6次演讲《中国近世的理智再生》、195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10次演讲《近千年来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等英文手稿，系统地梳理出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的完整论述，纠正了一些学者对胡适这一思想的片面看法和不当评价。
席云舒对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的梳理，揭示了胡适思想的宏观体系，这个体系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由于胡适的英文论著并未被充分搜集整理出版，学界对他的这一思想知之甚少。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阐述的是3000年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先秦的《诗经》和诸子百家时期直到西汉，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原生时期，也是人文主义、理智主义和自由精神的勃发时期，《诗经》中的“国风”表现的是世俗的人文情感，孔子、孟子崇尚理智，而百家争鸣则体现了一种自由争鸣的精神；东汉以后至唐代，是一个以舶来的印度佛教为代表的中古宗教时期，也是世俗的人文情感、理性精神、自由精神被禁锢的时期，宗教情感取代了世俗情感，对儒道释教义的信仰取代了理智，对宗教教义的阐释取代了思想学术上的自由争鸣；宋代以后直至清代，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再生时期，也是人文主义、理智主义和自由精神的再生时期。这个再生时期又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宋代程朱理学对中古佛教的怀疑与反抗，二是程朱理学又被定为一尊之后，明末毛奇龄、胡渭、阎若璩、颜元、李塨等对程朱理学的怀疑与反抗，三是清代汉学家通过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的考证学方法对宋学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还伴随着文学作品中世俗情感的觉醒。这种世俗情感和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思想独立精神的再生，所体现的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精神。但宋代以来的三次“文艺复兴运动”都是不自觉的，因而都没能取得成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把“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由自发转变为自觉，通过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建成言文一致的国语，把白话文学确立为文学的正宗，让全体人民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使整个民族的人文情感、理性精神、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得到全面复兴，从而引导中国走向充分的现代化。而整理国故和文学革命，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中的历史面向和未来面向。席云舒认为，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不仅可以看作他思想的一个总纲，也是他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的一整套方案。它不仅揭示了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规律，更揭示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
席云舒从不盲目追随学界权威的观点，始终坚持自己基于史实的独立见解。近年来，许多学者都主张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至晚清。但席云舒认为，这类观点是从后视镜里看历史，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胡适倡导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目的是要把白话确立为我们的国语，把白话文学确立为文学的正宗。黄遵宪、梁启超等晚清文人提倡白话，是为了维新变法、改良群治，为了提高社会底层的文化素质，而不是提升白话文学的地位。正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才使包括晚清文学在内的白话文学成了文学的正宗。从后视镜里看历史，人们只看到晚清白话文学跟五四新文学处在同一地平线上，但事实上，把晚清白话文学抬到历史地平线上来的，恰恰是五四文学革命。
本书可圈可点之处还有很多，譬如对胡适哲学方法论的讨论，席云舒以西方哲学史的视角，对17世纪以来欧洲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18世纪康德的先验论哲学，直到20世纪的杜威哲学进行辨析，认为胡适对杜威哲学并非亦步亦趋。再如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席云舒引《胡适留学日记》中的“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一语，觉得哈贝马斯、吉登斯、福柯等人所说的“现代性”强调的都是欧洲启蒙运动造成的与中世纪传统的“断裂”，如果“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则不应该忽视欧洲文艺复兴所带来的理性的复苏，从中世纪的信仰到18世纪理性的高扬，不应仅仅看作是一种革命性的“断裂”，而应看作是人类理性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如此，“现代性”的内涵则须要重新定义。作者的这些分析使本书充满了思辨色彩，文风又深入浅出、清楚明白。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