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原浆散文读感：激活经验世界的无限玄机
应当看到，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强调经验世界，倡导原浆散文，自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正如许多业内人士所感受到的，信息时代的新事物、新技术、新文明正以优劣并存、得失互见的样态，在较深的层面上参与和影响着作家的生活与写作：一方面，神奇莫测的声像编码和无远弗届的网络传媒，帮助作家开阔了视野，延伸了目光，进而在一个异态纷呈且又进退自由的镜像世界里浏览大千，“神与物游”，就中收获事半功倍、举重若轻的艺术效果。然而，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几乎铺天盖地，密不透风的声像传递与网络覆盖，很自然地交织成一张文明之膜、资讯之网，于无形中间离、懈怠和弱化着作家同实际生活和经验世界的关联，甚至使一些作家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依赖搜索引擎和虚拟空间找题材、找灵感、搞创作的习惯。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作家单向度地穿行于光怪陆离的网络世界，既无法产生情感的高峰体验，也很难形成生命的深切记忆，更不可能真正激活植根于个体社会实践的精神火花与原创思维，而以上这些偏偏又是优秀散文作品的核心要素和必要质地，是散文家最终走向成功的绕不过去的硬道理。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薑斋诗话》）由此可见，《星火》标举原浆散文，聚焦经验世界，实际上是对已有的散文创作规律的一种阐扬和回归，同时也是对网络条件下文学现场流行意趣的一种矫正与反拨。
令人欣喜的是，《星火》对原浆散文的倡导，赢得了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一年来，刊物收到的应征作品多达数千件，折映出作家踊跃参与“原浆式”散文创作的巨大热情。而刊物相继推出的数十篇原浆散文作品，更是以一种切近生活原生状态和原汁原味的文心与笔触，激活了作家经验世界的无限玄机，从而把一个时代的多种面影、多样情境刻进了历史光盘。这当中一些有益的探索与成功的追求，值得我们细致梳理和认真总结。
散文作为文学中的“自叙事”（相对于小说的“他叙事”）文体，无疑格外看重自身表达的真实性。然而，何为散文的真实性，散文界的看法迄今并不一致。有人把散文的真实性解释为必须写真人真事：也有人认为散文的真实性，其实与文学的艺术真实并无二致。在这方面，原浆散文的作家，虽不曾有过专门的观念宣示，但还是透过自己的审美侧重和言说方式，呈现出别样的理解和认知——散文的真实性更多是指叙事者高度个性化的精神在场和直面生存，即创作主体敞开心扉，捧出灵魂，以特有的无所讳饰的豁朗与坦诚，酿造物我同在、形神合一的艺术情境，进而使读者产生生活确实如此，生命“就是这样”的肯定性感受与认同性评价。
请看王晓莉的《候诊区》。该文聚焦病患世界，既写了时下普遍存在的远不能让人从容宽慰的就医情景，也写了如此境遇中各种各样的患者状态与心态。由于这一切饱含着“我”曾经作为病人身临其境的忧患与苦涩，同时又注入了一位作家观察人性和体恤人心的清醒与敏感，所以候诊区的众生相和“心电图”，尤其是“我”和“东乡老者”身上流淌的那种“苦中含甘”的“西西弗”式的精神诗意，便呈现出强烈的真实感和在场感，也别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杨献平的《最好的活着，最好的念想》，用作家和两个舅舅的血缘亲情编织全文。在作家笔下，大舅和二舅的性情、家境以及命运遭际都有所不同，不过在对待外甥的态度上却是高度一致：他们都喜欢外甥，关心外甥，希望外甥能成材，有出息，当然也特别气愤外甥的想入非非，不干正事。为此，他们不惜摆开阵势，痛加训诫。无奈作为外甥的“我”，偏偏执迷不悟，我行我素：为买书、为嘴馋，为到大城市开眼界，找出路，“我”一再赊账借钱，增添家庭的负担；同时不会干农活，不懂过日子……直到后来参军离开家乡。这时，作品展示的已不单单是山地农民曾经的艰难生存，同时还有一个失去了上大学机遇的农村青年，为换一种活法所做出的顽强努力与别样挣扎，以及在最终改变了处境之后所进行的诚恳的反思、自省和忏悔。显然，这是主体与客体的双重真实，当然也是双重的感染与征服。此外，耿立的《纵酒》，陈炜的《生儿育女》，蔡瑛的《秘境》，杨柳风的《一位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春节日记》等，均能以主体的真诚统摄场景的展开，其结果不仅有效地强化了作品的生活现场感和艺术感染力，而且于本质意义上彰显了散文的审美个性与文体特征。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经验和体验，都不是空洞和抽象的存在，而是紧密联系着特定的时代情境和历史氛围，是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和主体实践的产物。惟其如此，散文作家要真正写好写透“我”的经验世界，就必须首先深入了解、准确把握孕育和催生了这一切的特定的时代契机和历史条件。具体到当下而言，就是必须充分认识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密切关注改革开放的壮举和中华崛起的进程，就中选择恰当的感应区和突破口，完成“我”与和生活和时代的对话。一些原浆散文作家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出现在他们笔下的经验世界或体验过程，不再是封闭的心灵絮语，而是自觉衔接了时代的脉跳，明显回荡着历史的跫音，进而化为言近旨远的中国故事。
从陈果的《父亲，父亲！》走出来的父亲，命运跌宕，性情复杂：他是乡村大地上最早富起来的“陈万元”“陈十万”，但后来却被无序商海和不良商人榨光了劳动所得，成了失败的创业者。他“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着”，成全弟弟妹妹的学业；解决乡里乡亲的困难；即使遭遇车祸，一旦获知肇事者家中还有两个没长大的孩子，便毅然承担起全部医疗费用。然而，他对自己的儿子却格外严厉，格外“抠门”，有时甚至不近情理。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的感受是：“指望他温和以待时他是那样高冷，担心他沉陷软弱时他是那样坚硬，以为他内心冷峻时，自内而外，他让你读懂了什么是真正的宽厚与温情。”而当我们将这样一位立体多面的父亲，放到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加以观察，即可发现，他在很大程度上浓缩了整整一代人的奋斗史和心灵史，是许许多多普通劳动者和谋求改变者的代表。
彦妮的《北风扬》再现了作家进城后以卖报谋生的一段经历，其画面中固然不乏屡屡碰壁，一再受挫的艰窘，但亦有“我”与妻儿的相濡以沫、朋友与“我”的抱团取暖，更有来自赵老师、吴老师和原君们的同情、关心与支持，所有这些汇成一种温暖向上的力量，传递出当今社会底层生存的活力、动力与希望。温新阶的《村小备忘录》勾画出一位令人难忘的陈老师：在岗时，他锱铢必较，以小气闻名，连校长借一根针都要记账。退休后，他一洗故态，竟然长期资助了三名初中生；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不忘把该交的资助费预先交给学校。陈老师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他的同事们说：“是因为收入的变化”，同样是老师，现在的工资是过去的一百多倍，所以“他老想做点正事和善事”。而收入的变化说到底也就是时代的变化，这里，陈老师为人的变化，实际上成了社会前行的注脚。还有杜怀超的《琥珀色的旧事》，欧阳国的《父亲进城》，朱朝敏的《塔灯》，张映勤的《网兜儿和菜篮子》等，都把个人的命运和感受镶嵌到了宏大的时代进程之中，溶解到了摇曳的历史细节之内，从而有效地强化了作品内容的纵深感和丰富性。
有很多时候，经验和体验是感性的、丰富的、鲜活的，但又是浅表的、凌乱的、杂芜的，这决定了散文家要想较有深度和力度地表现经验世界，除了应当尽可能保持其直观性、生动性和现场感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启动思索的目光，深入打量并破译自己的经验积累和感性储备，就中发现蛰伏的精神因子，为葱翠的形象之林融入深刻的理性内涵。一些原浆散文作家无疑深谙此道，其笔下作品明显呈现出写“形”亦写“心”，审美复“审智”的取向。
斤小米的《让尘土复归于尘土》，讲述了父亲借钱给别人却让“我”来讨债的一段经历，不过作家没有将这段经历处理成简单的经济诈骗或债务纠纷，而是准确地抓住了父亲身上潜在的二重心理：因为是从贫穷中走过来的，所以“在可以静坐喘口气时”，他愿意当一回债主，找一份助人的快感，也愿意把信任留给仍在同贫穷搏斗的人们；然而，曾经的拮据又使他特别在意手中的钱财，一旦发现它陷入危险的境地，有可能不翼而飞，就会感到格外的懊恼、惊慌和无措，以致将难题捧给女儿。为此，作家除向父亲施以援手外，还由衷希望：“且让张牙舞爪的尘土落在地上，复归于尘土，而善良宁静的本心复归于淡定安然。”毋庸讳言，对于仍在追求或希望财富最大化的那一群人来说，作家所言并非切实可行的救赎之道，倒是她所展现的生活实景向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正在经历着多种变迁与沉浮的芸芸众生，亟待一种崭新的精神启蒙与妥善的心理关怀。
黄璨的《杀牛队》是一篇场景奇崛、情感复杂、思绪幽远的奇文。作品开篇先写了“我”在小饭馆里结识“杀牛队”的情况，继而“我”跟着“杀牛队”抵达宰牛现场，一时间，淤满凝固牛血的圆坑，象征着死亡的牛绳套，喘着粗气、用牛角紧紧抵住牛栏的黑牛，嚓嚓的磨刀声和扎进牛脖子的刀锋……整个杀牛过程悉数再现，跃然纸间。而穿插其中的“我”的联想、对白以及接下来奇特的心理活动，则很自然地凸显了两个严肃而沉重的话题：第一，牛助力人类生产，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按说人不该杀牛，然而生活在高寒地区的人们，若不吃牛肉，拿什么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高能量？显然，这是人与动物之间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也是一个必然要长期争论下去的环保话题。第二，杀牛的场面暴虐血腥，按说原本温情柔弱且相信因果报应的女作家，应该感到伤痛或惊悸，但当时浮现其心头的，偏偏是格外的安宁与镇定。正是这种“心”与“境”的巨大反差让“我”蓦然警醒：意识深处潜藏的冷漠正在催生残忍的鳞片，若任其无所阻隔地发展下去或扩散开来，只会覆盖生活中极其珍贵的温暖和希望！这样的作品对读者形成的精神冲击力是强烈的，也是持久的。
指尖的《在我和我们之间》通过对“我”的生命历程的回眸，揭示了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人们普遍“怕孤独，怕寂寞，怕排挤，怕成为令人厌恶的人”，因此便极力同别人一样，极力靠近大多数，极力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这样的处世选择是正确的吗？作家在咀嚼半生经验的基础上，用含蓄的形象做了小心翼翼的否定性回答。尽管早在一百多年前，鲁迅就抨击过“借众以陵寡”的现象，并倡言“任个性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但现代人究竟该怎样看待并处理现实生活以及民族语境中的群己关系，始终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在这方面，指尖提供的经验和思考既有意思，又有意义，值得我们持续探究，不断叩问。此外，王雪茜的《特洛伊木马》、梁炳青的《教师手记》、林文钦的《入静》、丘脊梁的《悬空》等，或包含着自觉的问题意识，或联系着繁复的哲学话题，均有较大的理性空间，进而使作家的经验世界愈发曲径通幽，耐人寻味。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经验积累是以表象储存为基本载体的，而表象储存在人的头脑中尽管是具象的、直观的，却并非总是记忆的底片和往事的复原，其中所谓“想象性表象”便常常搅拌着移位、变形、通感、幻觉等等，因此，散文家书写经验世界也不一定仅限于写实的、再现的路径，而是完全可以引入写意的、表现的，乃至抽象的、超验的构想，以营造丰赡、奇崛、摇曳多姿的艺术空间。在这方面，鲁迅的《野草》堪称经典和样板，这部作品原本浓缩了作家在绍兴、北京等地繁复多样的经历和阅历，但这一切在走向读者时却分明呈现了“诗与哲学”的非写实形态，其中的象征、隐喻、拟人、梦幻以及意识流手法等等，不但更新了文体与修辞之美，而且使作家的经验和体验因为曲折含蓄而愈见丰沛幽深。
我不知道原浆散文作家如何看待以上观点，但出现在他们笔下的一些经验世界，却在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借鉴着鲁迅的《野草》。譬如，陈年的《狐狸的礼物》写的是“我”身为女性的生育体验，不过作家没有平铺直叙地讲述这一过程，而是将一个与狐狸相关的梦境化入其中，这一魔幻化的情节安排，不但使作品叙事显得活泼生动，有味有趣，而且把女性受孕时特有的那种又惊又喜、忐忑不安的心情，表现得既准确又传神。谢宝光是一位注重散文文本实验的青年作家，他的《歧路》从“我”陪着爷爷、领着儿子在扬州游玩的现场写起，但接下来的文字完全打破了时空限制，一种自由、开放的心理时间，一条穿插、跳荡的叙事脉络，巧妙地编织起家中四代人不尽相同的命运场景，尤其是父子之间颇具反差的矛盾纠葛，而所有这些，最终由“我”访问朱自清故居和重温先生定格了父亲形象的名篇《背影》来作终结。这时，高度陌生化的艺术气氛，连同一种普遍存在，但又不时被忽略的博大而深厚的父爱赫然浮现，予人以深刻的印象。李路平的《鱼为什么活着》让鱼的活法和“我”的生存相准而立，或互文描绘，或换位沉思，推动着作品意涵的持续扩展和深化。蒲素平《一根角铁的生活》把角铁对象化和拟人化，透过“我”在劳动中与角铁的零距离接触以及真诚对话，立体形象地托举起具有崇高感的生命意志和人格追求……如此这般的实验性写作很难说已经抵达艺术的化境，但这种试图多途径、多样化表达经验世界的追求，却无疑是有意义的，也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正如一切文学探索与审美实验都不可能天衣无缝、尽善尽美一样，目前已经发表的原浆散文也存在某些缺欠和不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不少散文家都能依据人生的第一手经验进行创作，但由于对这些经验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必要的提炼，所以写出的作品较多停留于生活的表层，少了耐人寻味或启人心智的东西。在这一维度上，鲁迅当年所强调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圭臬。第二，大多数作家习惯对生活经验做定向的观察、思考和表现，致使作品的意旨与情感也只能是相应的单向度行进，而缺乏真正优秀作品所需要的立体声响和“复调”效果。为此，建议大家有暇时不妨读读刘亚洲的《王仁先》、韩少功的《万泉河雨季》等等。第三，对于作家而言，直接的人生经验生成不易，再生更难，因此在使用直接经验进行创作时，理应坚持科学取材，节约用料，以求可持续发展。而从已发表的一些篇目看，似乎写得太实太满，有滞涨壅塞之嫌，这种经验输出上的奢侈也值得注意和改善。韩昌黎有言：“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答李翊书》）衷心祝愿致力于原浆散文创作的作家，能在生活的海洋里或冲浪，或潜底，持续吸纳时代的营养，不断增强经验的积累，进而捧出形全神足、质文兼备的大作品、好作品。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