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人生就是一个“暂坐”的过程
我们注意到，处于《暂坐》中心位置的，主要是以暂坐茶庄的女老板海若为核心所形成的一个城市上层女性的圈子。关于这一点，叙述者曾经借助于视点人物，那位来自遥远的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姑娘伊娃的口吻而有所揭示：“伊娃说：你那十个姊妹我只见过三四个，这次我可要全认识哩。”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多少会引起一些歧义的话语表达。一种理解是，这里的十个姊妹是包括海若在内的，加一起一共十位。另一种理解是，十个姊妹并不包括海若，加起来也就成了十一位。根据文本中的描写，海若周边的这些女性分别是：陆以可、冯迎、夏自花、司一楠、徐栖、严念初、希立水、虞本温、应丽后、向其语。如此这般罗列下来，连同海若自己在内，一共十一位。由此可见，她们姊妹一共是十一位的理解是正确的。但请注意，在文本中，我们却也同时发现了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叙述表达。比如：“便也端了酒杯，接着陆以可的话，说：咱姊妹么，我觉得叫十钗不好，这是套用金陵十二钗，本来就俗了，何况那十二钗还都命不好。应该叫十佳人。”再比如：“羿光说：向其语认为称作佳人也俗，也确实落了俗套，我建议，既然你们每人都是佩戴了一块玉，不如就叫西京十块玉。”从这样的一种表达来说，海若她们姊妹加起来恐怕应该是十位才对。那么，作家的创作本意到底是十位，还是十一位呢？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贾平凹或许一时疏忽，竟然把十位误列成了十一位。细细想来，以上这些女性形象中，从重要的程度来说，如同向其语或者虞本温，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去掉其中的某一位，并不影响整部《暂坐》的思想艺术格局。
应该注意到，在前面我们所引述的叙事话语中，羿光曾经不止一次地把海若周边的这十多位上层女性比附为《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贾平凹或许是要借助这种方式巧妙暗示《暂坐》艺术构思上与《红楼梦》的某种渊源关系。事实上，只要是关注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朋友，就都知道，他不仅一贯擅长于女性形象的刻画塑造，而且有不少作品干脆就是以女性形象为核心主人公的。典型如中篇小说《黑氏》，长篇小说《带灯》《极花》。只不过这一次到了《暂坐》中，取而代之的，是以海若为中心的一个城市上层女性形象群体。但问题在于，一部以一个城市上层女性形象群体为主要关注对象的长篇小说，就必须被看作是一部女性小说吗？就我个人的阅读体会来说，答案恐怕只能是否定的。正如同《红楼梦》虽然也以很大的一部分笔墨书写“金陵十二钗”的生活，但我们却并不能因此而把《红楼梦》看作一部女性小说一样，我们也不应该仅仅因为贾平凹在《暂坐》中集中关注一个城市上层女性群体而把这部作品简单而粗暴地指称为女性小说。在我看来，海若她们这个女性群体固然是《暂坐》的主要关注对象，但隐身于其后的，却是当下时代整个中国的社会现实状态。贾平凹以一种象征隐喻的方式所真切关注思考的，其实是后者。从这个角度来说，海若她们这个女性群体，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直接通向当下时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症候式存在。就此而言，一个不容回避的结论就是，与其说《暂坐》是一部女性小说，莫如干脆就把它理解为一部拥有深邃批判意旨的社会小说。
最近一个时期，在和贾平凹次数不多的闲聊过程中，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及过韩邦庆那部以上海滩的妓女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此种情形告诉我们，《海上花列传》已然进入贾平凹的关注视野之中。尤其是在先后两次认真地阅读过《暂坐》之后，由于两部作品的关注对象都是城市里的女性群体，我便不由自主地把两部作品联系在了一起。众所周知，《海上花列传》是清末的一部长篇小说杰作。因为它主要运用吴语写成，所以便一向被视为中国的第一部方言小说。尽管小说的具体切入点是清末中国上海十里洋场中的妓院生活，但要想写好这帮风尘女子的生活，就势必要广泛地涉略当时的官场、商界及与之相链接的其他社会层面，这样一来，《海上花列传》自然也就因其对社会各个层面的表现而变成了一部具有突出批判性色彩的社会小说。倘若要寻找《海上花列传》与《暂坐》之间的渊源关系，我想，首先就体现在这一点上。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韩邦庆自己，曾经在小说的序言部分，就作品的艺术手段，做出过这样的专门说明：“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却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①虽然也没有从贾平凹那里得到确证，但韩邦庆所谓的“穿插”与“藏闪”之法，却恐怕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贾平凹《暂坐》的创作。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到了《暂坐》之中，“穿插”与“藏闪”二法更多地呈现为一种难分彼此、相互融合的胶着状态。这一点，首先突出地表现在章节的特别设定与命名上。从第一章“伊娃·西京城”起始，到第三十五章“伊娃·西京城”为止，每一个章节名称的构成差不多都是一种类似于首尾两个章节的“人名”加“地名”方式。“人名”，主要意味着这一部分集中讲述的就是这个人物的故事，而“地名”，则明确地告诉了读者这一章故事的主要发生地。依此类推，第二章“海若·茶庄”所集中讲述的就是海若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则是被作为小说标题的那个暂坐茶庄。第三章“陆以可·西涝里”所集中讲述的，则是发生在西涝里的陆以可的故事。就这样，某一章集中讲述某一个人物的故事，三十五章相互勾连，延续下来，自然也就是如韩邦庆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彼此“穿插”。但请注意，整部作品中先后登场的多达二十位左右的人物的故事，作家却并没有一次性地全部讲述完毕，而是分别以断断续续的方式分数次讲完。如此一种情形，借助于韩邦庆的说法，恐怕也就是所谓的“藏闪”之法了。
所谓的“穿插”与“藏闪”之外，贾平凹《暂坐》自然也有着自身的艺术特点。首先，是来自于遥远的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姑娘伊娃这样一位与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两个部分均紧密相关的视点性人物的特别设定。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公元2016年。这一年雾霾天特别严重的初春时节，曾经在西京城里留学过五年时间的伊娃，又一次回到了为自己所魂牵梦绕的西京城：“伊娃确实和街道上的人没有区别。在西京留学的五年里，自以为已经是西京人了，能叫得出所有街巷的名字……更习惯了这里的风物和习俗，以及人的性格、气质、衣着、饮食，就连学到的中文普通话中都夹杂着浓重的西京方言。”具体来说，她之所以要返回到西京城，与她回到俄罗斯后的不幸遭际紧密相关：“当学业完成回到圣彼得堡的五年里，母亲去世，与那个男朋友又分了手，从此多少个夜晚，她都是梦里走在了只有这个城市才有的井字形的街巷里，在城墙头上放风筝。听见了晨钟暮鼓……是的，西京是伊娃的第二故乡了，回圣彼得堡是回，回西京也是回，来来往往都是回家。”这里，虽然同样是“回”，但此“回”却很显然非彼“回”。西京留学结束后返回故乡，自然毫无疑问是“回”。但在圣彼得堡呆了五年时间的“回”西京，却仅只因为她曾经有过在西京留学的经历，因此这个“回”也就多少带有了一点勉强的滋味。细加参详叙述者所给出的致使伊娃返回西京的理由，虽然并没有明确点出，但其中一种情感或者说精神疗伤意味的存在，却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无论是母亲的去世，还是和男朋友的分道扬镳，都给伊娃的情感与精神世界造成相应的伤害。之所以不是在回国之后不久，而是在经历了这一切的五年之后才选择重返西京城，与伊娃内心深处渴盼获得某种情感或者精神慰藉的潜在愿望密不可分。孰料，实际的情况却是事与愿违。伊娃重新回到西京城后不过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她在强烈感受西京城雾霾天极端恶劣气候的同时，更是亲眼看见了海若她们那一众城市上层女性不期然间遭遇的种种人生惨剧。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有了以上这些经历，尤其是海若被市纪委带走后一直都如泥牛入海没有消息的情况下，失望至极的伊娃方才决定离开西京城返回俄罗斯。当辛起建议不如到什么地方去散散心的时候，“伊娃说：到什么地方去？我就是为了散心才来的西京，也该回去了吧。”辛起便要求伊娃一定要把自己也带走：“伊娃就真的买了她和辛起去圣彼得堡的机票。这事伊娃没给任何人说。过了四天，海若还是没回来，羿光和陆以可也没回来，伊娃和辛起就搭起出租车去了机场。”一路上，伊娃内心里满满地都是感慨：“伊娃说：活佛还没有来，海姐还没有回来，羿老师也不在，我就这样离开这个城了？辛起无言以对。伊娃说：唉，西京也不是我的西京，我是该离开了。”“我只说来这里了有新收获，没想丢失了许多倒要回去了。”原本一门心思想着能够在西京城疗伤，没想到得到的却是更大的情感与精神伤害。从表面上或者从物质的层面上来看，伊娃的确如辛起所说，没有丢失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内心世界早已被物欲占领的底层女性辛起，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在目睹了海若她们众姊妹的人生惨剧之后，伊娃原本就已经受伤的情感与精神世界，更是变得伤痕累累了。她之所以在重返西京城不过半个月的时间就决定回到圣彼得堡去，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到了小说结尾的时候，贾平凹又如同在《极花》的结尾处一样，“玩”了一个小小的艺术“花招”。请看小说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在抽搐中，伊娃醒来，屋子里空空荡荡，窗外有烟囱在冒烟，烟升到高空中成了云。正飞过一架飞机。”毫无疑问，这样的一个自然段，正构成了对伊娃和辛起一起搭伴乘飞机返回圣彼得堡这一事实的颠覆与消解。这样一来，关于伊娃她们俩启程飞往了圣彼得堡，到底是一种实存，抑或只是伊娃的一个梦境，贾平凹所最终给出的，就是或此或彼的一种带有明显开放性的描述。又或者，无论伊娃到底最后启程返俄与否，伊娃对于西京城，对于自己所亲眼看见的一段人生的强烈失望，却是显而易见的一种事实。一种从伊娃开始的小说叙事，最终又归结于伊娃，所首先构成的，就是一个首尾照应的既有开放性又有闭锁性的叙事链环。在一个已然是全球化的时代，把一位俄罗斯姑娘设定为视点性人物，借助于一个现代外国人的眼睛来打量一座拥有古老悠久历史的西京城的当下形态，描摹表现围绕在海若周围的一众城市上层女性的人生故事，正是贾平凹艺术智慧的一种体现。
其次，是一种若隐若现如同草蛇灰线一般的艺术结构的设定。一方面，是贾平凹自己在小说后记中已经明确指出的夏自花那条线索：“她们有太多的故事，但故事并不就是《暂坐》的文本，在《暂坐》里，以一个生病住院直至离世的夏自花为线索，铺设了十多个女子的关系，她们各自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相互间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在关系的脉络里寻找着自己的身份和位置。”②夏自花的生病住院直至离世，固然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结构线索，那位自始至终都没有正式出场的冯迎，实际上构成了另一条带有某种悬念色彩的结构线索。作品中，冯迎其实是和夏自花一起被叙述者在第二章“海若·茶庄”中最早提及的。因为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在这里姑且要多引一点原作的文字：“章怀说：不喝了，冯迎托我来捎个话，碰着你就给你说了吧。海若说：哦？章怀说：昨天在朱雀路上碰着了冯迎，她好像很急，要我捎话到茶庄，说是有个叫羿光的欠着她十五万元，她又借过叫夏什么花的二十万元。海若说：夏自花？章怀说：对，是夏自花。冯迎说让羿光直接给夏自花十五万，剩下的五万她让她妹妹再给应丽后。海若却一下子变了脸，说：你昨天见到了冯迎？章怀说：昨天上午呀。海若说：这怎么可能？冯迎十天前随市书画代表团去了菲律宾，不会这么快就回来。就是回来了，她不来茶庄却让你捎话？！你见的是不是冯迎？”面对海若的质疑，章怀却不仅信誓旦旦地强调自己见到的就是冯迎，而且还特别描述了冯迎的肖像特点以及她身上穿着的衣装情况。更重要的一点是，此后从羿光那里得到的相关信息，却又确证了章怀所传达的账务情况的确所言不虚。这样，一个难以得到合理解释的情况就是，既然冯迎已经参加书画代表团出国，那她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突然出现在西京城，更不可能把账务这样的私密问题随便委托给八竿子打不着的严念初表弟章怀。更进一步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演化，一直到小说即将结束的第三十二章“冯迎·拾云堂”中，我们方才不无惊讶地了解到，原来，早在半个月前，也即伊娃刚刚重返西京城，《暂坐》故事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冯迎就已经因为马来西亚的飞机失事而不幸身亡了。也因此，正所谓人死债不死，小说开篇不久章怀捎话这一细节，其实意味着冯迎的亡魂依然惦记着一定要想方设法了结自己生前的账务纠葛。单从时间的节点上来说，她对章怀的显灵之时，恐怕也正是自己因飞机失事而身亡的刹那之间。怎奈此身已然是灰飞烟灭，所以只能不无匆忙地显灵给章怀，委托他传达相关信息。应该注意到，虽然她一直都没有正式出场，但在故事情节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海若众姊妹的对话与交往，却又总是时不时地就要涉及冯迎这个人物。我们之所以把她看作是夏自花之外的另一个草蛇灰线式的结构性人物，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除了结构性功能之外，冯迎这个根本就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也更是牵涉到了一个贾平凹的世界观或者说生命观的问题。小说中，与这一命题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陆以可。在第三章“陆以可·西涝里”中，当伊娃不解地询问陆以可这样一位城市上层女性为什么会居住在西涝里这样一个棚户区的时候，陆以可给出的，竟然是与再生人父亲有关的特别答案。好多年前，陆以可突然在西涝里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与记忆中的父亲形象酷似的修鞋匠。问题是，“她的父亲已经去世三十多年啊，但他就是她的父亲，难道世上有和年轻时的父亲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或者是再生人，是父亲的又一世也三十多岁了？！”等到陆以可因病耽搁三天后再去西涝里找修鞋匠的时候，他却已经消失不见了。由此，“她越发相信那是父亲来昭示她什么的，于是就留在了这个城市，买下了这个街区的房子。”无独有偶的是，到了小说快要结束的第三十章“海若·筒子楼”这个部分，当陆以可见到夏磊生父也即那个姓曾的男人的时候，又一次不期然地发现了他与父亲的相似：“陆以可却说：你瞧他走路的肩头一斜一斜的，就是我父亲的样儿么！这是咋回事呀，怎么这个城里总有我父亲的影子？！接着就喃喃起来：是让我继续留下来吗，爹呀，爹。”尽管说陆以可坚持留在西京城，与她先后两次遭逢再生人父亲紧密相关，但我们的兴趣却很显然并不在这个方面。如果把陆以可的“再生人父亲”现象，与冯迎的“亡魂不散”现象联系起来，或者更进一步地与贾平凹其他作品经常出现的类似现象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和看待如此一种神秘现象。这一方面，我们首先必须警惕的误解，就是因为此种现象无法用现代科学加以阐释而简单地将之归入到所谓前现代的“迷信”而加以否定。这里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一直到现在为止，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的很多现象都无法用所谓的科学理念与方法得到合理有效的解释。从这个意义层面上来说，所谓的现代科学，其实也不过是理解看待世界与生命的若干种方式中的一种。如果我们不能够轻易地把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诸如“蕾梅黛丝乘飞毯上天”“多次死而复生的吉普赛人梅尔加德斯”“喜欢吃泥土的丽贝卡”以及“神父喝了可可茶后便可以浮在空中”这样一些故事情节因其神秘难解而加以否定，那么，也就同样不能否定贾平凹笔下诸如“再生人父亲”与“亡魂不散”这样一些带有鲜明本土化色彩的神秘现象。作为一名经历过现代性洗礼的当代作家，贾平凹当然不会轻易地否定现代科学那些理念和方法，但与此同时，他却并不排斥那些无法用现代科学涵纳的各种神秘现象。很大程度上，正是那种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现代思想，再加上对各种神秘现象的理解与敬畏，构成了贾平凹个性化特色非常鲜明的世界观与生命观。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既往的我们，往往会在一种城乡二元对立的前提下，简单而粗暴地把类似于贾平凹笔下的这些神秘现象归之于前现代的乡村世界。现在看起来，这样的一种理解和判断，是极端错误的。事实上，正如同贾平凹在《暂坐》（实际上，《废都》的情形也同样如此）所形象描述的那样，类似的神秘现象，也一样地存在于西京城这样现代化的大城市之中。无论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社会现代化程度有多么高，它也不能从根本上拒绝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各种神秘现象的存在。惟其如此，我们才不仅不能把差不多已经构成了贾平凹一种标志性存在的神秘现象观照看作是某种观念落后或者腐朽的表现，反倒应该将其视为作家某种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均有所拓展，更开阔通透的，对世界和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实际上，借助于俄罗斯姑娘伊娃的域外视点，通过夏自花和冯迎这两条草蛇灰线式的结构线索，贾平凹所集中透视表现的，乃是包括海若等一干现代城市上层女性在内的当下时代中国人的艰难生存处境与普遍精神困境。依照常理，既然是所谓的城市上层女性，那就意味着她们已经摆脱了一般老百姓柴米油盐的日常生存烦恼。这一点，单从海若给留学澳大利亚的儿子海童汇钱这一细节，就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当向其语询问海若每个月给海童汇多少钱的时候，海若给出的回答是一万八千三百元。尽管向其语马上就感叹说太少，然而，按照李克强总理前不久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披露的情况，中国尚有六亿普通百姓的年收入在一千元以下。两相比较，端的是天壤之别。但千万请注意，总体的收入之高，却并不就意味着她们远离了艰难的生存处境。正所谓穷人有穷人的艰难，富人也有富人的苦恼。那位同时兼具结构性功能的夏自花的情形，即是如此。小说开篇不久，夏自花就因为罹患白血病而一病不起。夏自花自己罹患重病且不说，关键是她还有一个风湿病严重的年迈老娘，和一个年仅二三岁的儿子夏磊。顶梁柱夏自花一病倒，老娘和儿子的生计，自然也就成了问题。这样，也就有了海若众姊妹对夏自花的各种帮助。一直到夏自花不幸去世后，她真实的生存状况方才被掀开冰山一角。却原来，身为模特的她，是在一次楼盘开工典礼上，与曾姓男人偶遇并开始相好的。曾姓男人虽然一心想和夏自花结婚，却怎奈家里的老婆就是离不了婚。两个人只好被迫维持这种不正常的生活方式，一直到夏磊出生，到夏自花不幸罹患白血病，再到她撒手人寰。尽管作家并没有展开详细描写，但仅从夏自花的被迫依赖曾姓男人（虽然其中也无疑会掺杂有情感的因素）这一点，而且还把这种情形维持数年，所隐隐约约透露出的，既是她生存处境的一种艰难，也可以被看作是其精神困境的具体呈现。
这一方面，需要特别提出加以关注的，是应丽后与严念初她们两位，当然也包括海若自己。原本是好姊妹的应丽后与严念初，她们之间的恩怨纠葛，源于严念初介绍应丽后投资给王院长的胡姓朋友。原本说定应丽后贷给胡姓朋友一千万元，利息每个月是五十万。因贪图高利息，应丽后一时不慎，便把钱贷给了这位胡姓朋友。没想到的是，好景不长，只是过了几个月，这位胡姓朋友就因为资金链断裂而跑路了。这样一来，应丽后的一疙瘩气就堵在了胸口：“原本把钱贷出去要赚个高利息的，甚至筹划着拿利息就可以再去买一间门面房子，而如今不但没了利息，本金也得四年才能收回，这是多窝囊的事！”事实上，严念初之所以心心念念地不惜损害闺蜜的利益也要帮王院长的忙，也只是为了能够通过讨好王院长，好从他那里拿到医疗器械的项目。胡姓朋友可以跑路，王院长却跑不了路。事发之后，应丽后只好被迫和王院长、严念初一起签订了一个新的还款合约。合约规定，由身为贷款担保人的王院长，承担偿还应丽后本金的责任。一共四个年头，第一年还一百万，第二年二百万，第三年三百万，第四年四百万，加起来正好在四年的时间里把一千万还完。尽管已经签订了新的合约，但身为债权人的应丽后心里却一直在打鼓，怀疑王院长是否可以真正履行合约：“王院长的朋友跑了路，王院长真的肯在四年里还清本金吗，能还得了吗？上一份合约签得好好的，王院长和他的朋友拍了腔子，海誓山盟，结果出了不测，那么，现在签的合约会不会将来也出意外呢？心里又慌起来。”携带着这样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态出现在其实早已阅人无数的海若面前，自然纸里包不住火，很快就露了馅。一直到这个时候，海若方才敏感地发现，严念初在签订新合约的过程中，玩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只是把自己写成了“连带担保人”。面对着严念初的花招，应丽后一时火冒三丈：“不是她，我认识王院长是谁，认识胡老板是谁？我是信得过她才同意借贷的，她竟然这时候要脱身？！”人世间很多糟糕状况的生成，都是内心里的贪欲作祟的缘故。如果应丽后没有贪欲，就不会有高利贷的事情发生，如果严念初没有贪欲，也就不会有试图从借贷事件中脱身的事情发生。一切都是贪欲惹的祸，正是可怕的贪欲，最终造成了应丽后与严念初姊妹之间的情感生分。问题在于，严念初还不仅仅只是貌似无意间“坑害”了应丽后，应丽后的借贷事件之外，严念初也还曾经恶意欺骗过自己的丈夫阚教授。在大学里讲授物理学的阚教授，是一位收藏有很多和田籽玉的玉痴。他这一方面的收藏，估价差不多有上亿元。他在五十五岁的时候，和严念初（也即传说中那个和他相差了很多岁的时尚漂亮女子）结了婚，而且还育有一个女儿。没想到，就在女儿只有一岁半的时候，两个人却离了婚，孩子被判留给了阚教授。严念初依照法律的规定从阚教授那里分走了多少财产且不说，要害处在于，一直等到他们俩分手后，阚教授才借助于亲子鉴定的方式，确证女儿和自己其实不存在血缘关系。严念初，在诈骗丈夫财产的同时，也欺骗了他的情感，并严重伤害了他的精神世界，说起来真的很是有一点十恶不赦的感觉。从严念初的所作所为来判断，致使她如此这般欺诈丈夫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其内心深处深潜着的强烈贪欲。正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作为一位早已摆脱了生存困扰的城市上层，严念初之所以还是要如此这般地执念于贪欲的满足，所充分说明的，正是难以遏制的欲望对其人性的严重扭曲和畸化。也因此，如果说应丽后生存处境的艰难在于无端地被欺诈掉千万资财的话，那么，严念初的陷身于欲望深渊而不拔，却也同样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精神困境的喻示。
相比较而言，《暂坐》中最具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就是那位在众姊妹中处于众星捧月地位的暂坐茶庄的女老板海若。小说开始不久，叙述者就借助于伊娃送给她的“连提了四套”的俄罗斯套娃礼物，巧妙地指明了海若所兼具的数种身份：“伊娃说：这就是你么，妻子，母亲，茶老板，居士，众姊妹的大姐大。”尽管海若出场时已经是一个单身女性，但儿子海童的存在，却说明她曾经的婚姻状态。曾经是“妻子”，现在仍然是“母亲”。“茶老板”点明的，是她的社会职业。“居士”，则意味着她的精神信仰状况，这一点以后还会被进一步展开讨论。至于“众姊妹的大姐大”，所特别强调的，则是她在众姊妹中事实上的领袖地位。细细想来，小说中海若自身的若干性格特征，也基本上切合于她的以上数种身份。首先，是她的精明强干。一个城市单身女性，既能够把儿子送到国外留学，还可以把这座暂坐茶庄经营到在西京城很是有些影响的地步，所必须依赖的，正是她非同寻常的创业与工作能力。与此同时，作为众姊妹中大姐大式的人物，她在日常生活中也总是显出一副古道热肠、勇于担当的模样，颇有几分定海神针一般的女侠风范。只要是那个上层女性群体中的任何一位，碰到什么难题，海若总是会挺身而出，有所承担。比如，夏自花病倒后，自觉出面组织众姊妹轮流值班照护她的，就是海若。再比如，应丽后与严念初的经济纠葛发生后，应丽后的本能反应就是去往暂坐茶庄找海若大姐：“一个小时后，海若送应丽后回去，分手时应丽后还说，海姐，那你一定找严念初呀，我急得很。海若说：我比你还急！这不光是一千万的事，咱姊妹总不能从此少了一个人啊。”由海若的这种说法可知，在她的内心深处，的确把维护这个上层群体的存在放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但请注意，除了以上这些带有明显正向度的方面，海若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不仅变成茶庄老板，而且还成了一个城市上层群体的精神领袖，却也还有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的负向度因素的存在。说到这一点，海若与伊娃的一个对话就很是有些耐人寻味：“海若说：经济不好的城市饭馆多，混得艰难的男人关心政治么。伊娃说：男人？女人就不关心政治？！海若怔了一下，说：在中国啥能没政治？”海若之所以会“怔了一下”，肯定是因为伊娃的问话触动了她自己经营茶庄过程中与社会政治发生的那些根本就不可能避得开的紧密关联。唯其如此，她才会紧接着发出一声“在中国啥能没政治？”的由衷感叹。实际上，尽管贾平凹在小说中没有对海若的发迹过程展开详尽的描写，但从文本中的若干蛛丝马迹来判断，海若的茶庄事业肯定与现实政治有着难以剥离的瓜葛。我们注意到，在第六章“虞本温·火锅店”这一章节，海若她们一众姊妹和羿光一起欢聚的时候，羿光曾经悄悄地询问过海若：“羿光把海若拉去一边，悄声说：你没请市委秘书长呀？海若说：虞本温请客，他和她们都不熟，我没有请，巩老板也没有请。”看似一笔带过，但此处其实却蕴藏有某种深意。果不其然，到了第十五章“伊娃·拾云堂”中，因为市委书记突然出事，海若和她的心腹小唐之间便有了这样一番对话：“小唐说：我是听顾客讲的，还说问问你，证实一下哩。海若说：嗯。小唐说：不会涉及齐老板吧？海若说：我给齐老板打电话，没有打通，不会牵涉到他的。这次招商大会是市政府办的。交给小唐一张卡。小唐说：还是给宁秘书长？海若说，他一直照顾咱的。”毫无疑问，海若之所以要暗中打点秘书长，肯定是因为从秘书长那里得了大好处的缘故。没想到，仅只是到了第二十五章“海若·麻将室”的时候，小唐就已经被市纪委带走调查了。骤闻此一消息，一贯谈笑风生的大姐大海若顿时六神无主：“浑身的肉就跳起来。确实是肉跳，跳得似乎要一块一块往下掉。”尽管羿光一番打听的结果是，应该没事的，小唐把事情说清楚了就会很快回来的，但到了第三十三章“海若·停车场”这一部分，还没有等到小唐被放回来，海若自己也被市纪委悄无声息地带走了：“对方说：是你的事！海若说：我的事？！对方说：来了你就知道了！海若不吭声了。对方说：喂！喂？！海若说：我听着的。对方说：你明白为什么没有去茶庄直接找你而给你打电话的意思吗？海若说：那我必须去了？对方说：一个小时后我希望在西苑饭店楼下见到你！”就这样，一直到小说结束，到伊娃准备要重返圣彼得堡的时候，曾经一度呼风唤雨的海若，都没有能够回到茶庄：“海若没有回来，也没任何消息。就像是风吹走了柳絮，泥牛入了海。”那么，海若的问题到底有多大？海若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从现代小说艺术的角度来说，贾平凹都不需要进一步作出明确的交代。仅海若被市纪委带走本身这一事实，连同此前与秘书长有关的那些蛛丝马迹，再加上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中国社会现实，一种权力与资本交易或合谋的结论，其实就已经呼之欲出了。在这个过程中，海若自身的责任肯定是无法逃避的。我们对海若做出如此评价的原因，与此前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紧密相关。当那位做煤炭生意的马老板要买羿光三幅书法作品的时候：“海若的卡上很快打进来了二十七万，但她并没有去羿光那儿，和小唐上了楼，要从柜子里取羿光曾赠送给她的那些书法作品。”既然海若都可以用瞒天过海、李代桃僵的方式对待好友羿光，那其他一些出格的事情就一定也可以做得出来。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理解和评价海若她们这些城市上层女性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小说中有两个细节不容忽视。一个是小唐被带走之后，陆以可和海若的对话：“陆以可说：你是说，咱出了问题还是咱生活的环境出了问题？海若说：我问你哩你倒问我。”尽管小说本身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但一种较为理想的答案是，生存者与生存环境两方面恐怕都已经出了问题。另一个细节是，羿光曾经面对着伊娃这样来评价海若她们众姊妹：“你不觉得她们众姊妹就是个蜂团吗？伊娃说：蜂都是身上有毒，能蜇人呀。羿光说：是的，这就是我在一篇文章里也写过了，凡是小动物，要生存，它们就都有独门绝技，比如刺猬有刺。螃蟹有壳，节虫能变色，壁虎能续尾。蜂当然和蛇、蟹、蜘蛛、蜈蚣一样都有毒，但蜂却酿蜜，蜂的酿蜜就是一种排毒，排自身的毒。”就这样，在把海若她们比做蜂团的前提下，羿光一方面强调蜂是有毒的，另一方面却又强调蜂的酿蜜其实就是在自我排毒。在这里，贾平凹很显然是在借助于羿光的口吻，以一种象征的方式理解并讨论着海若她们人性构成的复杂状况。细细体味，我们便不难感受到作家那样一种简直就是难以名状的慈悲情怀。
关键的问题是，即使是羿光这样一位满脑袋都被光环缠绕着的著名作家，在《暂坐》中也似乎“在劫难逃”。正如同海若在与伊娃的对话中所强调的那样，在中国，没有什么人什么事能够和政治完全脱离干系。海若这样的商界人士不行，羿光这样的著名作家也同样不行。事实上，只要是熟悉贾平凹的朋友，都可以一眼看出羿光和贾平凹之间的相似度来。尽管说贾平凹很多小说作品中都会出现带有一定自传性色彩的人物，但如同羿光这样相似度几可乱真的自传性形象，截至目前，除了《废都》中的庄之蝶之外，羿光恐怕是第二个。虽然名满天下的羿光不仅发表过很多有影响的作品，而且他的书法作品在市场上拥有天价般的行情，但身为政府某处处长的许少林却对他颇有微词：“许少林说：我更是看不上他的人。市上领导好像重视他，他以为自己真了不起了，其实需要他时他就是金箔，不需要时他就是玻璃。”许少林的话虽然看上去有点刺耳的尖刻，但仔细琢磨一下，在进入当代之后的中国，实际的情形还的确如此。在其中，我们所强烈感受到的，其实是一种极富机巧的反讽和自嘲。更进一步说，羿光的如此一种真实生存处境及其精神困境，在第二十一章“伊娃·拾云堂”部分，通过他和伊娃的故事而被表现得特别淋漓尽致。因为对俄罗斯美女伊娃充满了强烈的兴（性）趣，所以便想方设法地讨好献媚于她。不仅要给她过生日，好在一起饮酒作乐，而且还主动提出要给她画一张像。但就在羿光和伊娃在一起兴致正浓的时候，却不期然地接到了一个来自领导的电话。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彻底打乱了他们的好兴致。且让我们来看电话内容的片断：“我和他是熟的，也仅仅是给他汇报过工作的熟，他也是以示关心作作秀么。当然要划清界限。”“哎呀，约好了医生去看病的，能不能不参加呢？嗯，嗯，那好吧。我听你的，那就参加。还必须有一个表态发言？这该说什么呢？好吧，好吧。”虽然只是断断续续，但明眼人却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即使是如同伊娃这样的俄罗斯姑娘，也马上就发现了羿光接电话前后的判若两人：“伊娃倒觉得羿光变了个人似的，声音一惊一乍，表情也极其丰富，她忍不住要说你是在表演吗，但看羿光的脸色，却没有敢开口。”即使颇有些城府的羿光努力地想要平静如常，但便破坏了的心境终究还是一时难以平复。这样也才有了伊娃更进一步的发现：“他明显不在状态了。画得很慢，观察上好大一会儿才画上一笔，又还是画坏了，就把纸撕了重来。如此连撕了三张纸，伊娃说：还想着刚才电话的事？我还替代不了那个电话吗？！”你别说，此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伊娃还真替代或者抵消不了那个电话。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那场性事上：“但是，该要做的事都要做，如何地迫不及待，如何地浑身大汗，偏就做不成。羿光就不停地嘟囔：这从来没这样呀！没这样呀？！还要做，还是做不成。”如此这般一番苦苦的挣扎，到最后，“伊娃突然抱住他的头，她看到了他一脸的水，不知道那是汗水那是津液那是眼泪。”又或者说，那既是汗水也是津液更是眼泪。究其根本，贾平凹在这里哪里是要描写展示羿光与伊娃之间的性事呢。借助于如此一场失败的性事，作家所欲真正象征隐喻的，其实是身为著名作家，或者说身为附皮之毛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面对强势权力时一种内在精神世界的衰败、颓伤以及虚无。
这样一来，自然也就涉及了贾平凹在《暂坐》中对象征手法的熟练运用。如果说羿光与伊娃之间那场失败的性事已经带有突出的象征色彩的话，那么，更具有象征色彩的，恐怕就是小说中反复进行的关于雾霾的描写。小说开篇处，伊娃刚刚抵达西京城，雾霾就已经出现了：“天刚刚亮，似乎还有半片残月寡白着，拥挤的人群便全在雾霾的街道上混乱不堪，场面诡异而恐怖。”到后来，这雾霾便日益严重了，以至于连陆以可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陆以可说：唉，我初到西京时，那时多好的，现在是天变得雾霾越来越重，人也变坏了。”但即使如此，雾霾的情况还是越来越严重：“雾霾依然不退……雾霾真的是人为污染所致，还是地球有问题了，如一颗苹果要腐败了，就会散发一种气体来？”一直到小说结尾处，到伊娃准备再度离开西京城的时候，雾霾还是那么变本加厉的严重：“那个傍晚，空气越发地恶劣，雾霾弥漫在四周，没有前几日见到的这儿成堆那儿成片，而几乎成了糊状，在浸泡了这个城，淹没了这个城。烦躁，憋闷，昏沉，无处逃遁，只有受，只有挨，慌乱在里边，恐惧在里边，挣扎在里边。”一方面，这固然是在以一种写实的手法真实再现当下时代中国雾霾严重的情况，但我们如果把相关的描写，与三条大的风通道最后只建成了一条如此一种境况联系起来，那么，贾平凹在《暂坐》中的雾霾描写，就极很可能是在象征隐喻着某种不那么理想的社会境况。我们之所以在本文的开头处就特别强调《暂坐》乃是一部有着突出批判品格的社会小说，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其实也还不只是雾霾，同样具有一定象征色彩的，也还有那位千呼万唤不出来的所谓“活佛”。小说开始不久的第二章“海若·茶庄”部分，就写到吴老板已经联系了一个西藏的活佛到西京城来。但一直到小说的故事情节全部结束的时候，这位带有突出神秘色彩的活佛都没有能够来到西京城。作家的如此一种艺术设计，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贝克特杰出的荒诞剧《等待戈多》。不管怎么说，活佛当然有着无可否认的象征意味。关键的问题是，他所象征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他的即将到来象征着某种人性救赎的希望的话，他却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来。如此一种情形，是否可以干脆就被看作是某种彻底的绝望呢？或许，不同的读者对此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也未可知。
无论如何，这个以海若为大姐大的城市上层女性群体中，夏自花和冯迎不幸去世了，应丽后和严念初也反目了，海若被市纪委带走也不知下落了，羿光与陆以可跑到了马来西亚，连同伊娃，也准备携同辛起重返圣彼得堡了。与此同时，一方面，是雾霾的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却是活佛的迟迟不肯到来。所有的这一切积聚在一起，便是一种苦难而可怜的人间，便是一种短暂如闪电的带有突出“暂坐”色彩的悲剧人生。
2020年6月8日凌晨1时15分许
完稿于西安建国路寓所
注释：
①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②贾平凹：《<暂坐>后记》，《当代》2020年第3期。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