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派批评”的提出与反省
山西真有“晋派批评”了吗？它的起源何在？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面高高的旗帜？兹事不小，需要回答。
“晋派批评”的提出
记得2017年，山西省作协主席杜学文，组织省内17位评论家，编写一本关于当下文学评论新课题的理论著作。选择课题，分头认领，集体完成，这是山西作协抓评论建设的一个举措。在2018年夏天的贾家庄书稿讨论会上，文学批评家的主体建构问题，引发了大家的热烈争论。山西师大的栗永清，无意中提出一个“晋派批评”的概念，忽然间点燃了大家的兴趣，大家七嘴八舌一通乱说，然后不了了之，但这个具有诱惑力的新词，在大家的无意识中生了根。评论界有一个微信群，名为“山西文学评论新方阵”，关注现实，讨论文学，是批评家一个自由而温暖的精神“家园”。“晋派批评”这四个字，不时出现在大家的议论中。2020年，就在金春平那篇全面评述山西文学评论文章发表之际，北京评论家张陵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做文学评论“中国派”》，文中说：“近些年，各地文学评论界批评流派意识越来越强。广东已经亮出‘粤派批评’的旗号，其他文学评论强省也在酝酿，可能不久后就会出现‘陕派批评’‘鄂派批评’‘湘派批评’‘晋派批评’等。”文章说的是一些文学评论强省，正在酝酿亮出自己的批评旗号，“晋派批评”只是捎带提及，并未认为山西有了批评流派，但却给山西批评家莫大的鼓舞与勇气。微信群一片飘红，一些年轻的批评家似乎觉得，山西文学评论已是高峰，有了自己的批评流派。自然也有质疑者、否定者、沉默者。年长一些的批评家，则往往较为低调、客观。我在微信群中说：“当下文学评论的重镇，是‘京派’‘海派’‘苏派’批评，但人家都无意自封为派，也不会有人给他们封赏。‘粤派’‘闽派’批评的旗号，已在文坛树起，他们是实至名归。‘晋派批评’的称号则感觉名不副实。我以为，要形成批评流派，必须有丰富的、较长的历史，有代代传承、卓有建树的批评家，有活跃的、影响全国的批评态势，有自己的、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我们离这些批评高度，还有很大差距。当然大家有了批评流派的意识，有了走向全国文坛的诉求，自然是好事！”
山西文学批评的两次高潮
山西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成就卓越，在中国文学历史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但批评著述不多，中唐时期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文学理论中的独特篇章；唐代柳宗元的文学评论，金代元好问的诗歌批评，别具风采。现代文学时期，随着新文学的潮涨潮涌，文学评论也活跃起来，景梅九、李健吾、贾植芳、王瑶、姚青苗、常风、贺凯等，在文学史、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有诸多建树。但其中的几位学者，一直工作在北京、上海等城市。
新时期文学以来40余年，山西文学的繁荣发展中也有兴衰沉浮。文学批评出现过两次高潮期，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一次是新世纪20年代。在“晋军”作家强势“崛起”的同时，一批阅历丰富、思想开放的中年批评家随之登场。如李国涛、董大中、韩玉峰、李旦初、张厚余、杨士忠、蔡润田、韩石山等，一面为“晋军崛起”推波助澜、展开评论，一面积极参与全国的文学评论与对话，为推动山西文学乃至全国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又带动了一批更年轻的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批评家成长起来。此时的“一刊一报”——《批评家》与《太原日报》“双塔”副刊，是山西文学批评走向全国的主要平台。第二次就是新世纪以来的20年代，在各种条件和因素的互动、合力下，山西文学批评出现了第二次高潮期。此时的山西文学，逐渐从传统向现代、从一体向多元转型。既往的文学强项小说出现衰微，而过去的弱项散文、纪实文学、文学批评呈现勃兴。文学批评上，原来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中年批评家进入老年，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青年批评家成为中年实力派批评家，而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又一代年轻批评家脱颖而出、走上前台，实现了文学批评队伍的更替、壮大。可谓世事沧桑、人生易老。此时，文学体制愈加重视文学批评队伍的整合，以作协为纽带，联络了协会派、学院派、媒体派等诸多方面的批评才俊，构成了一个可观的文学批评新方阵。如协会派的杜学文、段崇轩、杨占平、王姝、马明高等；如学院派的王春林、傅书华、杨矗、侯文宜、苏春生、刘媛媛、薛晋文、白杰、崔昕平、阎秋霞、赵春秀、白春香、郭剑卿、刘阶耳、栗永清、王晓瑜、毛郭平、廖高会、金春平、刘芳坤、何亦聪等；如媒体派的王朝军、吴言、高璟、李德平、周俊芳等。这支批评队伍人数之众是空前的，梯队完整容纳了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几代人。
记得2009年，省作协开过一个总结、评估各文学门类创作状况的研讨会。谈到文学评论，大家一致的看法是“青黄不接、后继乏人”。那确实是一个“断链”的时段，老一代批评家渐渐淡出，新一代批评家还未出现，中一代批评家所剩无几。几位实力派批评家如席扬、郝一民、赵勇、谢泳、阎晶明等，陆续调离山西。作家协会不再像过去那样，不断孕育、涌现批评家。2010年，省作协成立了由七个委员会组成的文学专业委员会。文学评论委员会聘任段崇轩为主任、傅书华和杜学文为副主任。山西一直没有一个文学评论组织，有一个专业委员会主抓评论，不失为权宜之计。十几年来，文学评论委员会与省作协创研部紧密合作，在省作协的统一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实施签约评论家制度、召开文学评论会议、组织文学对话、编辑出版书籍、提携批评新人，山西文学批评出现了风生水起的现象，第二次高潮逐渐形成。这支队伍中的一些佼佼者，逐渐成果丰硕、立足全国。如王春林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评论，如杜学文对中华审美与当下文学的论述，如段崇轩对当代短篇小说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如傅书华对现当代文学中“个体生命”的阐释，如杨矗对中西对话诗学的研究，如侯文宜对中国古典文论的探索，如薛晋文对当下电影电视剧的批评，如崔昕平对当代儿童文学的评论，如金春平对西部文学的探索，如吴言对刘慈欣科幻小说的解读，如王朝军对当下创作与作家作品的批评，如刘芳坤对当下文学的评论等。他们在广阔的学术领域又找到了自己的一方土地。
文学历史就像一条奔涌的长河，每一种探索、每一点努力，都会给长河注入活水、动力。十几年来，在省作协的协调组织下，出版过两种丛书：《山西文学批评书系》（八种），《新锐批评家丛书》（十种），前一种作者为五六十年代人，后一种作者为七八十年代人。举行过多次重点批评家的文学对话，对话整理成文发表在全国重要报刊上，在文坛上引起一定反响。如《文学发展与核心价值观的审视与对话》（《人民日报》）、《回归经典重建经典》（《文艺报》）、《打通批评、理论与学术间的壁障》（《长江文艺评论》）、《乡土的粗粝与温情》（《文艺评论》）等。十几年来，以集体写作的方式，编辑出版了《山西文学批评家自述》《山西文坛“风景线”》《从乡村到城市》《新时代中华审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等；即将出版的有《山西新文学小说文丛》。深入的合作、交流，提升了每一位批评家的思想与学术能力。
批评是为了推进创作
山西文学已然出现了一个批评的高潮期，但“晋派批评”的帽子仍然显得名不副实。杜学文在对话中婉转地说：“无论如何，我们并不是为‘派’而‘派’，而是为了推动创作，促进繁荣。”言下之意，他并不认同山西有了“晋派批评”，而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成“派”，是为了推进创作。傅书华指出：“说到‘晋派批评’，我是觉得，青年一代批评家心中有这样一个目标是好的，但现在，还是以作扎扎实实的努力为好。”青年批评家白杰认为：“亮出‘晋派’这面旗帜，有历史的根基和现实的需求。”“但我们真正具备了‘晋派’的实力了么？应该说差距还非常大。”他的话是中肯的、清醒的。有文友认为：山西已经有一批富有实力的全国性批评家，如果把全国的晋籍批评家都算在内，“晋派批评”的旗号就是响当当的。如张志忠、张德祥、郝一民、谢泳、赵勇、阎晶明等。这话有道理，但可行吗？
越是在成功的时候越需要反省自己。用“晋派批评”的尺度衡量我们自己，确实存在诸多差距与问题。山西批评历史，算不得丰厚、光辉。我们没有那种学贯中西、引领学术的大家。有几位晋籍名家终生工作在外地。当下的几位中年批评家，学术上有所建树，但成果还不够厚重、精湛；而青年批评家，多数写作还没有目标，属于零打碎敲，尚未找到自己的学术领地。“晋派批评”的意识还很薄弱，“晋派批评”的思想观念、学术风格、写作方式，我们还很不自觉，更没有体现在写作实践中。还有，文学批评中存在的功利主义、江湖风气、浮躁情绪、粗制滥造等等，在山西批评家身上同样存在。形成占据一方的“晋派批评”，何其艰难？
希望“晋派批评”的讨论降降温，我们只要记住这样一面旗帜、这样一种理想，作出我们每个人扎实的努力足矣！”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