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四十年的“中国文艺复兴”
李遇春将中国文学传统从“对象”转化为“方法”，源于深刻的问题意识。作为研究“对象”，中国文学传统只是静态的对象化存在，作为“方法”的中国文学传统，则是审视既定话语模式的一个重要支点，可以借此将流行的文学史观和批评话语重新问题化，进而在古今通变与中西融合的视野中丰富我们对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认识。
以中国文学传统作为方法，李遇春将中国文学的百年历程视为3次连续性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出将“复兴论”作为建构百年中国形象的文学新范式。这种“复兴论”是对启蒙范式和革命范式的双重反拨，重视“启蒙”或“革命”对激活传统的重要意义，将文学传统视为百年中国文学持续不断的构成要素——“表面上看，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文艺运动笼罩着强烈的西方色彩，但在骨子里却是复活后的‘中国根底’。”这一范式跳出了中西与新旧二元对立的理论窠臼，体现出新时代复兴中国文学传统的内在逻辑。
以中国文学传统作为方法，李遇春发现“寻根文学”的文学史意义被远远低估。他认为，应当把“寻根”看作近40年来文学创作的“主潮”。从新时期文学之初汪曾祺、陆文夫等人的文化小说和笔记小说，到莫言、韩少功、贾平凹等“50后”旗帜鲜明的寻根文学，再到苏童、格非、余华等“60后”先锋作家回归传统的转向，付秀莹、乔叶、李修文等“70后”作家笔下潜滋暗长的种种本土文学传统，以及更年轻的新世纪作家（包括网络文学作家）在整体上回归传统的倾向，都是寻根“主潮”在不同时期的体现。以代际方式梳理文学史脉络当然难免疏漏，但借此线索显然更易发现，40年来的中国文学一直以“寻根”的姿态践行着“中国的文艺复兴”。
以中国文学传统作为方法，李遇春在展开理论辨析的同时，也进入鲜活的文学现场，深入分析当下小说创造性转化中国文学传统的实践，第二编和第三编正是以个案研究方式对第一编宏观思考做出的回应。
作者发现，贾平凹新世纪以来的《秦腔》《极花》等小说“以高密度的日常生活叙事方式直指世相人心”的新变化，将其命名为“微写实主义”，并视其为百年中国现实主义美学的演变新趋势，而这种“微写实主义”正是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产物。《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中的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是“微写实主义”最直接的催生力量，西方的文学资源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滋养，但“都立足于中国本土写实文学传统而发生内部蜕化或蝶变”。此外，李遇春从传统文化和文体两个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出发，对刘醒龙、欧阳黔森、姜天民、迟子建、乔叶、张好好等作家的解读也十分精到。刘醒龙的《蟠虺》和《黄冈秘卷》一方面着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人格，另一方面赓续中国小说的野史杂传传统，二者均指向“大（杂）文学”或“大（杂）文体”的文学传统；欧阳黔森的地方志小说将中国文学中的博物传统、传奇传统、抒情传统三者有机结合；姜天民的“白门楼印象”系列短篇小说里的异人轶事和野史杂传色彩、迟子建长篇小说的文体美学及其历史叙事传统、乔叶的新世情小说、张好好的地方性叙事无不都是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重要实践。
李遇春认为：“启蒙、革命和复兴，分别是我们理解百年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三个话语向度，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三位一体的和合共生状态。”以中国文学传统作为方法，有助于在长时段文学史视野中思考中国问题，开放地调动古今中外的文学经验，昭示着多元的文学图景和对话立场。这种研究路径既非盲目复古，也非时髦追新，而是旨在超越中/西、传统/现代等二元思维模式，重构中国话语和中国形象，其实质是一个不断发现中国文学主体性，并在全球化语境下重构中国主体性的过程。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