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证》：以生命见证生命的书写
《生命之证》的写作具有文学行动的意味。基于求证、求真的精神和写作立场，作家在写作中尽量捋清事件的动线，尽可能地依据亲历性的体验、多方面采访的记录还原武汉经历的这场生死大劫的来龙去脉，与制造喧嚣的不实传闻形成强有力的对峙。作品开头就讲“一切只能建立在真实与诚实的基础之上”。奠基于“诚”与“真”之上的纪实性写作虽然不能从客观上改变灾难本身，但却能激浊扬清，以诚探真，恪守文学的伦理，赋予事实尊严，令人重新认识暗夜中的人性辉光，再次擦亮团结、互助、奉献、忘我、爱这些词语，从而抚慰伤痛。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之证》式的写作其实具备了文学治疗功能。
作品中有言：“面对疫情，尤其是特大疫情，人类免不了被打回生命原形。这不是休止也不是终结，倒是有可能以生命为起点，直截了当并毋庸置疑地生发和确认真理的逻辑，从而把人类的真理重新叙述一遍”。这是高明的见解，也是令人叹赏的雄心。从灾难叙事当中，人类自不幸里获得机会，回到生命的原形，审视我们的文明之基，将理所当然的生活以及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等级秩序，既有文化体系中的价值原则，我们自以为文明的生活方式、信念，人与人、人与物的交往方式重新作为悬而未决之事来审视，把那些我们曾经深信不疑的真理放在人类命运的大考面前重新衡量，把那些我们认为已经经过长期社会发展而被证明的部分，再度放回到一种特殊的“元叙事”里重新估量，让这些再次成为问题。我们因此能够重新去发现真理、确认真理，叙述真理的逻辑。
正是在前述意义上，《生命之证》所提供的求证与求真的探索就成为一种介入式的行动，恢复文学对于时代真相、对每个个体的命运及其生活价值进行追问的能力，文学的“在场感”和“介入性”由此彰显。
两位作者用真诚的写作再次证明文学具有“让我成为一切人，让一切人成为我”的伟大品格。比如作品当中坚守一线、与死神搏斗，“满怀爱意，用温暖的双手，冒着生命危险将一个又一个濒临死亡的患者努力渡向生的彼岸”的摆渡人；比如做着平凡而辛苦的工作，却能在危难之时深明大义，主动“涉险”，清理医疗垃圾的环卫工人……读这样的内容令人感动，一是这不是“他们”的故事，“我”的经验与之相通；二是在生命的尊严和完整面临巨大挑战的时刻，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人与人生命的根须始终紧紧相连。作家在作品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没有刻意以片面的道德判断去取消生活的复杂、人性的丰富，他们所努力的正是使宏观决策到微观层面的集体意识、个人经验乃至个体生命表达都能被看见、被听见。
文学的疗愈不在于救急和知识，而在于培养体贴和同情，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对人性善满怀敬意。《生命之证》对两位作者而言也具有上述意义，他们不单作为观察者、采访者去还原事件，摄录他人生活的片影，更是通过写作对自身经历的创痛、对生存之惑，对有关现代文明危机的忧患之思进行自我清理，展开自我疗救，重新思考在世的态度、文明的价值以及个人如何再度以“信”的力量面对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世界。正是意识到作家不是在旁观者的位置上探查伤口，而是与我、与所有人一样承受创伤、困厄对个人的心智、情感的锤击，又力求以个人的探寻和掘进来承担命运的沉重。这是蕴含了共同体意识的写作，这也是两个幸存者为了让文字配得上我们所受的苦难，不断向着火光奔跑而捧出的心血之作。
“证”也是证词和证言。灾难是最大的荒诞，然而面对荒诞，文学也必须给出自己的证言，以面对社会又内在于艺术之中的方式。证词本就是见证自然与社会的灾难，对宏大的历史叙事、历史记录进行补充的重要形式，是我们返回现场的重要凭借和方式。证词保存了创伤的“当时形态”，兼具了精神性、物质性的人类的整体伤疤，才真正地昭示了我们曾经怎样生活，又应该如何生活。
灾难应该被生命化、关系化、问题化，灾难造成的伤口应该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敞开，使人类暂时性的受挫能够被置于整体命运的维度，促使我们更深地理解存在与虚无、必然与偶然、事实与价值、真实与荒诞、有限与无限，并且思考超越之道。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从社会治理层面认真反省，寻求承担现代性后果、补救现代性之弊的方法。匆忙而过度地把创痛转化升华为精神资源和道德源泉，使得创痛本身的深刻内涵、生命之重被轻化了，这也导致匆忙的克服和草率的升华缺乏说服力。创伤的意义只有在“抉心自食”、一次一次重返生命之伤，通过对痛苦的体认、反省寻到自新的可能并在降低灾难重复率的行动中产生。灾难书写应该最大程度地恢复人及人类的痛感，应该给创伤和疼痛以它的本体性地位，使其成为重建我们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的方法与路径，把生活实感和生存真相还给每个人。
《生命之证》中，所有的“证”最终都落实到了生命层面——生命之证，根本上证明的就是生命之可贵、生命之庄严，就是生命至上。生命之证与生命之思、生命之诗、生命之悟交相融合，抵达的正是文学的丰富和宽广。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