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徐怀中论

关键词：徐怀中 创作风格 军旅文学

楔子

2018年，步入90高龄的徐怀中先生终于为长篇小说《牵风记》画下了最后一个句号。在鲐背之年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堪称奇迹。尤其是小说自当年12期《人民文学》刊出以后，迅速成为出版界和评论界的热门话题，各路方家的好评高论此起彼伏，风头劲健，一路牵风而行，直至2019年秋，以最高票（与《人世间》并列第一）荣膺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正可谓实至名归，众望所归。至此，徐怀中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沉潜酝酿，携一部繁华落尽见真淳的薄薄小册子，再一次站到了当代中国文学界的聚光灯下。

回首往事，不禁让我们想起徐怀中的创作轨迹——这位在圈内“偶尔露峥嵘”的作家，创作生涯近70年，发表作品不足百万字，却能在不同历史时期独占鳌头，推出切中时代节拍，甚至引领创作风尚的作品，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终至文学高峰。写作战线之长、作品之少和标准之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反差，从而留下了巨大的文学探索空间，也为我们研究徐怀中本人和这一文学现象（姑且称之为“徐怀中文学现象”）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其实，徐怀中的创作路线极为清晰：概略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相应的写作时间对应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之后。他的早期作品写于西藏和云南，处女作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1954）和此后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1956）皆取材于修筑康藏公路的经历。作家怀着对西藏高原壮丽景色的向往，对边疆火热斗争生活的憧憬和浓郁风土人情的兴趣，采撷身边的故事和积累的素材进行创作。《我们播种爱情》的发表为徐怀中赢得了最初的文坛声誉，也奠定了他创作的现实主义底色。在20世纪50年代，结合边地生活的实践经验，他接连写下了《十五棵向日葵》（1956）、《雪松》（1956）、《松耳石》（1957）、《卖酒女》（1958）等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徐式写作特色”进一步明晰：他笔下的人物有一种率真和朴素的美，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渴望与激情，语言洗练、睿智、潇洒。同时，在现实主义的风格之上，又逐渐增添了故事性元素和传奇色彩。这一尚处于萌芽的创作特点在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1959）中得到极致发挥。《无情的情人》由短篇小说《松耳石》改编而成，通过一对恋人的离奇纠葛讲述一个阶级斗争与爱恨情仇相交织的复仇故事，透露出一种热烈、大胆、奇异的野性之美，是开放在电影文学之中的一朵“鲜异之花”。至此，我们不难发现，30岁之前的徐怀中不光是写作的一把好手，同时还是一把快手，短短几年时间，他就以斐然的创作实绩，初步构筑起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

但是，由于《无情的情人》突然遭遇的一系列批判，正在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徐怀中倏忽沉寂了，而且这一沉差不多就是20年！一个作家从30岁到50岁，本该正是富于创造的黄金年龄，却不得不交了“白卷”，想来令人万分痛惜！直至1980年，徐怀中低调复出，就以短篇小说《西线轶事》高票当选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头奖，震动文坛，并且一举开启了新时期军旅文学先河，被誉为军旅文学的“换代之作”（其实，几乎同期发表的堪称《西线轶事》姊妹篇的中篇小说《阮氏丁香》亦为佳作）。作家的创作灵感伴随着时代封印的解除而爆发出来了！他的情感是丰沛的，同时又是克制的。穿透战争表象，直抵社会生活的细部与根部，苦苦思索这场战争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人心到底产生怎样的震荡。他在战争文学的炮火硝烟之中另辟蹊径，将读者从残酷的正面战场引入历史的深处与人性的丰富之中，贡献出了刘毛妹这一富有另类美感的军人形象，从更深层次挖掘出了军人的当代价值，和极富历史感的时代精神。

此后，差不多又是一个20年，除了中篇小说《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1984）之外，人们又读不到徐怀中的新作了，只听说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了一个文学系，并很快推出了莫言等新人新作，引领文坛时尚，其伯乐的风头一时无两。加之他随后不久即出任总政文化部部长，忙于政务，作为作家的徐怀中倒是又渐渐淡出文坛了。这禁不住让喜爱他的读者为之悬心：一个20年未发声的作家，刚刚突出重围，声誉日隆，却又倏忽搁笔，又将耽搁多少年呢？如果就此结束写作生涯，那是一件多么令人惋惜的事啊！

而事实上，在此期间，徐怀中尽管没有新作问世，但并未停止对文学的探索、思考，和文学观念的蜕变、转型，直到世纪之交，甫一出手便以 “变脸”而“声势夺人”，连续两期在《人民文学》推出短篇小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1999）和《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2000），这两篇可视为徐怀中创作过渡期的代表作。前者风格奇诡，若说是先锋，却语词地道，简约凝练，一派现实主义作风；但若说是传统，情节结构又出神入化，毫无逻辑。后者则自然平淡到极点，直接运用谈话口吻，流畅朴实，与前者面貌又大为不同。二者相继问世，看到标在上面的作者名字，让人大呼意外，似乎绝对不可能出自徐怀中之手！这两篇小说的反响并没有多么热烈，然而它们的出现,实则是徐怀中抛却固有模式，“回返文学自身规律，亦即回返我自己的未来”的一次努力尝试，也为后来“举全身之力而一击”的晚年心血之作打了个“前战”，更昭示着徐氏创作风格的两个面向——平淡与传奇，向着各自的极点无限扩张，充分舒展，最终达到浑然天成与奇幻诡谲高度融合的极致境界。前一个风格特征的代表作是融小说、散文、通讯、政论于一体的长篇非虚构文本《底色》（2013），后者则是短小精悍却又意味幽深的集大成之作《牵风记》（2018）。两部作品是徐怀中在晚年融合了生命体悟的文学结晶，获得业界高度认同，接连折取“鲁奖”“茅奖”两项文学桂冠。也由此，徐怀中在耄耋之年实现了又一次和以往告别的凤凰涅槃，创造了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传奇，也与中国艺术的“晚郁风格”现象不谋而合——杜甫少年成名，一生流离坎坷， 56岁有感于多舛命运，留下《登高》绝句；国画大师齐白石60岁后“衰年变法”，直至90岁炉火纯青，臻于化境……许多艺术大家和学术大儒，皆是经历了时间长河的涤荡，完成个人经历的沉潜式思考，在晚年再一次爆发出创作活力，达到艺术上圆融开阔的自由状态。用徐怀中的创作情况来观照，正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一、柔美与雄浑的高度融合

如今，面对徐怀中跨越60余年的全部创作文本，我们不仅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的文学成长史，还有蕴藉其中的作家流动的生命。这条创作生命的长河尽管奔涌了60余载，却仍然是如此清澈、清新、清纯，引得一代代读者驻足忘返。

查询徐怀中作品的相关研究，我们发现，雷达、陈骏涛、范咏戈、方位、周良沛等评论家对他早期和中期作品关注较多；而晚期作品《底色》和《牵风记》发表后，又掀起新一轮评论热潮，高平、朱向前、王中才、陆文虎、张志忠、刘大先等老中青三代批评家都曾先后撰文评价。但是，关于徐怀中一生创作的综论却迄今未见。综合比较研读这些文章后，我们认为，雷达先生写于1985年的《徐怀中风格论》是评论徐怀中中、早期作品最具代表性和较有见地的一篇文章，观点也多为笔者所认同。雷达提出的最重要观点是将徐怀中创作的主要风格概括为偏重“柔性美”。同时，也指出了徐怀中作品的时代局限性，继而提出：徐怀中是名家，而非大家。雷达在文章结尾不无期待地指出：“既然他鼓起了‘不能不踏上时代节拍前进’的勇气，谁能说，徐怀中的风格就此凝固了呢？”

事实证明，徐怀中以堪称完美的创作实践回应了评论者曾经的开放式设想。而我们的研究起点，正可以从笔者与雷达观点的差异处入手。

首先说徐怀中创作风格。恰如雷文所说，徐怀中早期作品确以“柔性美”著称，但雷文无意中却忽略了徐氏写作逐渐发展出的另一个向度的风格：雄浑。徐怀中一面将柔性恬淡的美感铺展于字里行间，一面又以独到的战地生活体验，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种风格的形成、演变与融合过程。

徐怀中在创作伊始，便将“美”作为对艺术的第一追求。他在中学时代，阅读了诸如《红楼梦》《水浒传》《狂人日记》《铁流》《毁灭》等闻名于世的中俄小说，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偶像：普希金和梅里美，而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孙犁。也正因如此，他吸收的文学营养是醇正的，高级的，是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正典，并从中汲取、继承了较高的审美品质，保证了他在踏上文学之路伊始便有意无意地防止和克服了同时代作家易于落入窠臼的创作局限。同时，徐怀中又不缺少同时代作家与时代同频共振所激发出的生活热情，从未忘记一个艺术家所必须遵循和坚持的个性，从而奠定了他文学作品的好品味和高品格。

再论作家“出身”。徐怀中属于新中国之初崛起于西南边陲的以公刘、白桦、彭荆风等人为代表的西南军旅作家群。这一青年作家群体在文学前辈冯牧麾下，茁壮成长，加上个个握灵蛇之珠，家家怀荆山之玉，艺术天性恣意生长，各有各的绝活——公刘在文坛初露头角便像是一朵深谷里升起的云，清新而绚丽，为诗坛一时之翘楚；白桦是个“多面手”，写作领域覆盖诗歌、小说和电影，在当年的文坛耀眼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彭荆风则倾其一生钟情于西南边疆写作，擅长大部头、高产量。徐怀中跻身其间，良性竞争加之耳濡目染，恰如秀木成长于一片繁茂森林。他的作品既融入了共通的“边地风情”，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之处：从终年积雪的世界屋脊到亚热带西双版纳的旖旎风光，无形中为他的创作增添了七彩斑斓的底色，构成了富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风俗画，极富艺术魅力。他的语言轻灵、俏皮，富有智慧，与石言、茹志鹃、王愿坚等短篇高手相比，徐怀中又多了一份边疆的绚丽色彩与瑰丽想象，较之更为浪漫；而以规模论，他又明显区别于同时代的吴强、杜鹏程、曲波、魏巍、刘白羽们的宏大叙事。尽管徐怀中算得上“年少成名”，但他的作品又始终显得有点另类，总在主流的边缘游走，有一种趋于主线思维却又有些疏离的美感，使他成为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当然，要说对文学精华的直接吸收，还是孙犁对徐怀中的影响最大。徐怀中曾在创作谈中提及，在写作之前或创作过程之中，他总要拿起孙犁的作品读一读，“熏一熏”，像面对收藏的古董般，对语言、文字以及流淌于其间的意趣、韵味作一番欣赏、把玩，再下笔经营自己的作品，像事先校准了“基点”，再来就得心应手了。而对这种美感的天然亲近，也与徐怀中内心对美的把握相一致。他曾赏鉴孙犁的小说《琴和萧》，对这篇精巧短章冠之以“天籁乐章”的高度美誉。其中引用孙犁的这样一段话：“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徐怀中继而说，这是孙犁的文学宣言。这又何尝不是徐怀中自己的文学宣言呢？他的创作心灵是充分自由的，试图在每一次创作中翻新、求变，找到契合自身个性气质的最为独特的、进而形成有别于同类题材的任何一部作品和任何一位作家的风格。于是，我们在徐怀中的作品中，看到其承袭于孙犁的空灵、隽永、诗意。若再往前追溯，还能感受到沿袭于沈从文、汪曾祺一脉的文风，平和冲淡、深幽细腻地挖掘人物心灵深处的人性光辉。这种特质在他《西线轶事》《阮氏丁香》《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等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举例来说，《西线轶事》的女主角是某有线通信连女子总机班中的六姐妹，这样的人物设置在战争背景下本就有着特殊用意，似乎让读者在生死一线的强压下感受到一股清新的风，于焦灼的窒息中掬起一捧甘泉。“太阳就要落山了，六姐妹一字儿排开走回驻地。她们在河里洗了个痛快，一个个头发蓬蓬松松，夕阳照耀下那红润的皮肤像是透亮似的。”钢铁般的队伍里，几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有一种单纯而纯净的气质，她们洗刷掉一身残酷血腥，显露出柔与美的本质。即便是描写正面战场，徐怀中也是落笔轻盈的。且看女战士陶坷抓捕女冲锋队员的一段描写：

越南姑娘双臂向上，高耸的胸脯完全暴露给了对手。陶坷想到，可以腾出一只拳头，猛击对方的胸部。她在什么书上读到过，说女人乳房是一个致命处，经不起打的。小陶没有这样做，她竭尽全力扭动几下，拖带着越南姑娘旋转了几圈。横过枪，当胸一推，对方连连倒退十多步，仰面摔倒在地上。

这段近身肉搏的书写，无疑应该是战争中关乎你死我亡最为残忍的情景。而在徐怀中笔下，即便是到了生死一线之际，对人性最深处的关怀与关照，挖掘人性深层的美感仍然是超越其他一切的价值存在，这种终极关怀可以成为超越国籍、超越立场、超越生命的一抹无比珍贵的温情。同样追逐人性之光的表达在《西线轶事》的姊妹篇《阮氏丁香》中也能寻到端倪。陶坷与越南俘虏阮氏丁香从敌对到尝试靠拢，再到逐渐敞开心扉、彼此分享秘密的过程，恰是作家试图消除仇恨界线，书写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真实写照。小说回避着戏剧性的强烈效果，以平淡真实的创作手法表现、再现历史真实，突显超越民族的大义情怀。

这些短小精悍又“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精致篇章，构成了徐怀中中、早期作品的主要风貌。如果将他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较，在那些动辄几十万字的“红色经典”面前，他的作品的确太少了。但若由此便推论他付出的努力也不及长篇巨著的作家，那就是对他创作艰辛的轻慢了。

这里仅看他对待一个短篇的态度，便能大体明了他的创作用力之深。1964年，徐怀中写作短篇小说《四月花泛》之时，正经历《无情的情人》遭遇批判后的“空窗期”。在此之前，由于政治环境的紧张，他已经有几年没发表过任何作品，而这篇小说也是应组织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征文的应景文章。可就是为了写好这么一篇“命题作文”，徐怀中特地跑到小说主人公——一个过年回家帮战友带东西做好事的战士所在的部队，和连队炊事班的战士们同吃同住。这还不够，接着，他又沿着战士返家的路线，从吉林四平出发，转乘火车、汽车、小船，到达湖北浠水农村，按照战士分送战友物资的实际家庭挨家挨户地探访，到每个家庭里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战士家乡生活的细枝末节，徐怀中甚至和战士家属一同下乡插秧，参加晚间评公分会议，每天至深夜一两点方休。正是这样扎实的生活体验，使得一个短篇小说出自平凡，近乎天然，通篇洋溢着真挚而朴素的农耕文明气息，传递出淳朴浓郁的乡情与乡愁。人物间的对话多是由武汉当地的语言风格写成，由于作家对方言驾驭得精准、原汁原味，甚至有读者以为徐怀中是地道的湖北籍作家。

徐怀中沉潜于生活，令笔者不由联想到作家海明威著名的“冰山理论”——如果一部作品的含金量有八分，那么好的作家会将八分之七的思想感情隐藏在文字背后，真正通过笔端呈现到文本层面的，只有八分之一；而拙劣的作家恰恰相反，由于笔力不逮或是不够自信，经常会把所思所想完全罗列出来，反而大大降低了艺术感染力。如果作家能够处理好这之间的微妙分寸，读者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这“八分之一”背后的艺术分量。用先生自己的比喻，文本与素材之间，也可说作是树冠与树根的关系——根基愈深，树木愈向上生长。这番想来，徐怀中的写作颇得王摩诘诗句“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的精髓，着墨不多而尽得风流。他的“爬行”过程是漫长的，有着常人意想不到的“波折”——先是慎重选择题材，选定后又“慢工出细活”，打一篇深思熟虑的腹稿；而后誊写在纸上，且不免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推敲、完善；继而在小范围内打印出来，分发给战友、文友，征询意见，其中不免引发诸多关于创作的书信往来，碰撞思想，求取新意，而后再来一番细致修改。如此郑重其事又颇为烦琐的创作，在作家圈内实属罕见。

然而“柔性美”并非徐怀中创作风格的全部，在精巧的美感之外还氤氲着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生命气象。他出身行伍，少年参加八路军，早在拿起笔的同时就暗下决心：要写出军旅文学不一样的风貌。对于作家来说，光有决心显然不够，幸运的是，徐怀中抓住了历史机遇，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多次战争之中：他经历过面对日寇大扫荡的险境，追随过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大战，也经历过越南美军B-52轰炸机地毯式轰炸的命悬一线，直至作为将军、部长统御一方……而这些经历正是他的前辈、同路人中少有的，所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淀，他的笔力愈加深沉老道，在平和、优雅和唯美的同时，又有雄视天下、风云跌宕的一面，有雄健豪迈、雄浑凝重的一面。

这一特征从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中萌芽，在长篇非虚构文学《底色》当中开始突显。作品无处不弥漫着战争的紧张与残酷：它还原了徐怀中1965年以“中国作家记者组”组长身份率组在越南南方战地采访的一段真实经历。可以说，新中国自朝鲜战争以后，中国作家深入战场之久（长达4个多月） ，历经炮火之险（何况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军炮火），恐怕无出其右者。书中多次提及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历险。事发凶险，但笔触却淡然。在炮火硝烟的考验中，徐怀中成功采访了从南方最高军事指挥员阮志清大将、第四军区司令员三庭、南方总部副司令员“三姐”阮氏定，到珠姐、娟姐、六姐阮光化、阮文龟、阮氏梅等若干英雄人物，在书中将他们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还浓墨重彩描绘了“卡德号”航母之役、布尔克饭店之炸、公理桥袭击之憾等重大事件。并且从中、苏、美和中、苏、越两个大、小三角关系的纵横比较中透视出国际风云的波诡云谲……这些“态势”、人物和故事或者是徐怀中凭着自己的新闻敏感捕捉而来的，或者是冒着生命危险从战争中“打捞”和“淬炼”出来的。经过如此历练，作家对待生死的淡然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文字中。他提到B—52机群的投弹轰炸下鲜有生还者，“如同一支农机队在翻耕土地，前面拖拉机手开出耕沟，后面的犁铧紧挨着，一趟一趟翻耕过去，不会遗漏下一片生土。”有谁赶得巧，正在轰炸目标范围以内，叫作“中了头彩”。玩笑后面，掩饰了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奈或乐观。再譬如：1966年1月美军的立体化大“扫荡”，徐怀中多次预想着不可避免的近距离遭遇战：“我对自己的战斗经验很有自信，使用手枪虽不大灵光，但也还说得过去。从西宁出发前搞了一次实弹射击，我琢磨到了，这只‘五四’式有一点‘头沉’，枪口向下栽，击发感觉略略上抬一点就正好。短兵相接，持续不了多长时间，我有14发子弹，足可以应付下来。”两处都没有热血沸腾，更没有豪言壮语，但恰恰是语气平静，心态淡定，才更见出“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大将风范。所谓“底气”就是一个中国老兵的战斗经验和革命意志，真正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从容，和坦然冷静地追问死亡之于战争的意义。再看《牵风记》中，虽然小说中描写细节如蕉叶上的蝉翼透如薄纱，极其逼真，但弥漫全书的战争风云却有如历史足音，步步紧逼，隆隆作响，撼人心旌。这一工笔一写意，两极撑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张力场，并在其间激荡着一股苍茫、雄浑的生命气象！这在徐怀中乃至前辈军旅作家的笔下都是鲜见的，这也就等于说，徐怀中已经将沈从文、孙犁一路的小说美学风格作出了相当幅度的拓宽与推进。

二、写实到写意的瑰丽蜕变

徐怀中创作风格的另一个维度是从写实到传奇再到奇幻，也可谓之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

写实是徐怀中创作的“原色”。大概是受时代特征影响，他必然地起步于现实，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织绘文学蓝图。徐怀中的早期作品带有强烈的真实感。1954年，25岁的作家发表了处女作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作品取材于他参与修筑康藏公路的真实经历，以连队指导员的身份和战士一起修路、一起劳动。那段生活无论对身体还是心灵都构成考验：海拔4000—5000米，超过了雪线，空气已经很稀薄；炊事员烧一锅水，这锅水看着“咕嘟咕嘟”烧开了，把手伸进去却感觉不到烫；穿棉大衣，穿上右边一只衣袖觉得累了，要休息一下再穿左边一只衣袖；心脏亢进，一分钟心跳到一百二三十下……尽管外部环境如此恶劣，徐怀中还是咬牙扛下来了。他在西藏修筑康藏公路的工兵部队、牧场、农场都待过。拉萨通车以后，从西康到拉萨一共有三个农场，他在每个农场都住了很长时间，跟农工一块种地，还学会了开拖拉机。此外，他阅读西藏的历史，和当地人一起上寺庙，与喇嘛、活佛聊天，依次拜访过当时拉萨的四大家族。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足够多的文学性细节汇集起来，便有了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以及后来的《我们播种爱情》。

也许是出于谦虚，作家自己将《地上的长虹》视为“稚拙”之作。小说的整体层次感虽不如此后作品中那般从容自如，但是毫无疑问，在一位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笔下，读者已经能够读到一幅幅激荡着时代热情又洋溢着青春活力、极富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边地生活图景——

遥远的天边，

牡丹花正在开放。

孔雀啊！孔雀！

请借一借你的翅膀；

不，孔雀！

你飞不过层层的雪山，

你飞不过条条的大江。

我祗请问你，

劳你告诉我一声，

世上可有这样的人，

能在地上架起一道长虹。

藏族姑娘清亮的嗓音婉转悠扬，仿若天外之音穿透层层云雾，为观者展现出一个神秘的白雪世界，其间上演了一段段动人的、带有浓郁异域风情的故事。这篇小说塑造的人物有很高的辨识度，即便以今天的眼光重读，也无法忽视它的艺术高度与价值，这对于一个作家的处女作来说显然殊为难得。无论是因战争而残疾的“智能型”政委余洪，还是硬汉式基层指挥员梁永泰，善于动脑筋力争上游的战士杨小林，抑或是美丽而性格开放的白玛，技术能手工程师冯捷，理智干练的女卫生员辛惠……我们都能看到他们根植于生活真实从而具备的鲜明性格，能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共情于他们，理解他们，继而由衷赞美和感叹在康藏公路上那些抛洒了青春与汗水的饱满生命。

由这一个中篇入手，读者可以感受到徐怀中为自己划定的文学“准线”和创作方式：从自己熟悉的、具有实感真知的生活领域中汲取素材，倾心去表现生活所固有的率真美和揭示人物形象无限丰富的内心世界。徐怀中看到了边境经济建设和阶级关系上跨越了多少世纪的变化，又领略了世界屋脊之上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他因此将他的心、他的笔，对准了边塞军民的斗争生活，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国家在一个时期内的发展主线。因为真实，所以有力量；因为重视内心，所以他观察人、描摹人，是从“文学为人学”的本质入手，直击要害。作家曾这样说：“我总是习惯于利用自己所熟悉的生活面，试图去铺展开一个哪怕只是小小的，却一定要具有全景真实感的世界，让读者呼吸到充裕的生活气息，不至于缺氧。我想，无论是西藏老宁，傣家和苦从姑娘，以至活佛、土司这样的民族上层人物，都不应该随意驱使，仅仅用来印证某种无意识正确的政治概念或图解一下有关政策，而应当写出他们精神面貌的特征和新的变化。”

这也就不难理解，尽管徐怀中用心积累了那样多的素材，然而在构筑他的文学王国之时，他又为何如此谨慎对待，不愿“随意驱使”他的人物，不让任何一个人轻易出场，如同精心布置的棋局，每落一颗子都需下棋者思虑周全，全盘在胸，力求每一次出招都精准到位。我想，这种文学观念也是他所作不多的原因之一。

继《地上的长虹》之后，仅仅两年时间，徐怀中又进一步扩充了他的“西藏版图”，写下了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这部小说为他赢得了文学界的极大关注，奠定了他最初的文学地位，被前辈作家叶圣陶称赞为“建国以来出现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并且还被翻译成英文、俄文、德文等数个外文版本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此时，他还是个不满30岁的年轻作家。

小说以西藏地区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工作为中心，描绘出相当广泛的各阶层人物及西藏和平解放后发展新生活的人文风貌。这个主题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鲜有作家触及的：西藏地区和平解放以后，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怎样为西藏人民办好事，西藏人民怎样在农奴制度下逐渐觉醒过来。小说中的一段话可以看作这部书的“文眼”——

每个人的精神又都是那样振奋、严肃，每个人的眼睛都闪耀着光亮。

要知道，播种机所投下的，是种子。同时也是每个耕耘者对这处女地充满了希望的心！也是每个耕耘者所要献给祖国的这一壮丽高原的全部的爱情！

作品刻画了更为立体复杂的人物群像，从党的工委书记到技术推广站的男女干部、职工，从西藏土司、部落头人到下层贫农、牧民，徐怀中都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描写。这些人物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风貌，却不约而同地在时代号角的集结下热情地回应生活，憧憬生活，创造生活。作家对他们刻画之深入，之精准，都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人物之外，西藏地区复杂的社会情形、历史沿袭、风俗制度等林林总总的知识都为小说所涵盖。这部小说的诞生，标志着徐怀中的创作已达到相当的成熟度了。

如果说现实主义的起点使得徐怀中的作品中不乏工笔式对人、对物精确至微的刻画，以此达成和确立作品的可信度。那么“传奇”写作的开启，则如前文所述，和他对文学精华的吸收和边地风光天然蕴含的奇谲浪漫不无关系。同时，徐怀中又是学美术出身，《牵风记》中汪可逾在墙上刷写宣传字画的细致描写可视为他自身经历的复制。徐怀中的文字有强烈的画面感。如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开篇：

大约是初秋——西藏高原的四季确实不太分明——山岭上已经积了很厚很厚的雪。雪，在太阳照耀下闪射出强烈的银光，仿佛那层层大山不是坚硬的花岗岩，而是透明的水晶石。除去常青的云杉，坡地上的树木已在渐渐地被剥得赤身裸体了。群山所环抱的草原，也已在渐渐地褪去葱绿而显露出暗淡的本色，宛如山洪汇集的一片浑黄的、沉寂的湖水。然而，这草原是辽阔的，一望无垠的！

这样的描写，仿佛让读者真的置身于银白色积雪覆盖下略带萧瑟的开阔草原，原始的、野性的自然色彩笼罩了天地，为后面故事的铺展营造了天然的意境。

对于故事性的追求，我们从徐怀中早期作品，诸如《十五棵向日葵》《松耳石》《雪松》等若干短篇中，都可以看到痕迹。徐怀中推崇梅里美的小说《高龙巴》，这个发生在意大利科西嘉岛的家族复仇故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坚韧、执着、冷艳又决绝的经典少女形象。而这个形象，我们可以在《阮氏丁香》的主人公身上寻到她的影子，更能在由短篇小说《松耳石》扩展成的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中，从女主人公娜梅琴措的音容笑貌中捕捉到这一性格特质的全貌。与《高龙巴》相似的是，《无情的情人》也是围绕复仇者展开的，只不过从梅里美笔下的家族仇恨转变为徐怀中作品中反映西藏的阶级斗争。被农奴主迫害的藏族青年桑多吉与土司女儿娜梅琴措有着两人原本不知道的世仇，一系列生活的意外让这对恋人陷入纠葛，真相也随之揭开。他们由相爱到相恨，最终决裂，娜梅琴措赴死。尽管它是徐怀中发表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但浓郁的地域风情、戏剧化的跌宕情节和爱恨情仇的模式为故事增添了光辉，使它成为一个颇为精巧的、带有中世纪色彩的戏剧。剧本的开篇和结尾皆运用山鹰的意象：

一只山鹰，抗逆着风暴低空掠过，把自己的身影投印在地上。

……

大鹰的身影，从草原上掠过；霞空中，一群矫健的鹰展翅飞翔。

鹰的起落间仿若镜头拉伸，营造了一个旷远而冷峻的氛围，上演着桑多吉和娜梅琴措暴风骤雨般的爱情故事。

由此，读者大致可以看出：时间行至20世纪60年代，一个致力于抹去斧凿痕迹，追求一派天然的徐怀中，和一个大胆热烈、讲述传奇的徐怀中同时出现了。

按照艺术家通常的发展路径，此后徐怀中需要做的，是将对外的观察体悟与内在的思想探求不断摩擦、碰撞，在互通圆融的过程中升级、升华，向着更为高远的艺术境界阔步迈进。可恰在此时，这条通向更高艺术殿堂进阶的罗马大道意外堵塞了——《无情的情人》受到了严厉批判。一时间，“极为有害的倾向”“人性论幌子下的修正主义”等听上去颇为可怕的论断“袭击”了徐怀中。毫无疑问，它对风头正劲的年轻作家来说，是多么大的精神打击，对他的创作热情又是多么严重的挫伤！如果徐怀中的创作生涯就此止步，似乎也是说得通的，事实上他也确在此后搁笔十几年。可他若真是一蹶不振，停滞不前，再无佳作问世，我们又怎会在今天来谈论他所创造的“徐怀中创作现象”呢？

幸而，这位不断拓进和探索的作家没有令他的读者失望。尽管在新时期以后，他发表作品的时间间隔抻得很长，但每次捧出的新作都是深思熟虑、深沉发力的“重量级”作品。而在21世纪之后，他的小说传奇的色彩愈发浓郁，愈加富有探索精神，作品风格也向着从传奇到奇幻的阶段大踏步迈进。

短篇小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讲的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漂流到连队驻扎的小岛，被部队救起，随后又投海自杀、神秘失踪的故事。小说也是以一个又一个悬而不解的迷局，展示了现代人无法索解的绝望。这篇小说的标题下引用了一段隐喻式的人生格言，在《牵风记》里又重复使用，成为引领全篇寓意的一个极具关键性的线索。另一个短篇小说《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虽是平淡的写法，但文中那个小女孩的“一抹极淡极淡的微笑”，被原封原样复制了下来，便是《牵风记》中北平女学生汪可逾脸上总带着的那个“标志性的微笑”。小说开篇，正是由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生活细节切入，无形中为情节的展开带来了一层空幻的神秘感。这两篇小说，无疑是徐怀中进入奇幻风格的准备之作。

到了《牵风记》，徐怀中却是再一次刷新了个人高度，震动了我们有关当代军旅文学的传统思维定式，拓展了整个当代军旅文学的格局，所谓是“奇之又奇”了。这部以1947年第二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的故事，探寻战火中的爱恋与人性，为大众展示了革命者的平凡和格局的伟大。他的故事超越了传奇而至“奇幻”臻境了。生活细节与具体情节描写的充沛与坚实，为人物形象塑造的丰满与鲜活奠定了深厚基础，而奇幻的升华部分却充分展示出一位艺术家的大胆想象力。从微观世界到宏观层面，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彼此呼应，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牵风记》中女主人公汪可逾集至美、至纯于一身，她的行为甚至难以用常理解读，结局的“坐化”更是玄乎其玄，具有禅意，既是一种向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回望与致敬，同时又是一种走向高峰、创造奇峰的写作。作品的后半部分，曹水儿和汪可逾在大别山的腹地——或曰主峰——智躲山火、勇歼强敌，直至在大溶洞中辗转腾挪，甚至包括“滩枣”的神龙见首不见尾，都氤氲着一层奇幻的色彩，在战火硝烟中闪耀着人性的纯洁与光辉，展示出生命的柔软与坚韧，满纸弥散着朝露般清新的生命气象。

到此境界，徐怀中的创作已是随心所欲不逾矩，可以说“大成了”。他曾在创作谈中数次提及“是真佛只谈家常”，家长里短，自有佛心。更进一步，他对世俗中某些场景的描绘或说想象在所谓严肃文学中又是大胆的，甚至是挑战读者审美的。试想一下，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中漂流到连队驻扎小岛的裸体女人，到《牵风记》中汪可逾的裸体被拍下而毫无羞怯，再到百个裸女游船渡江，是怎样一幅幅充满了肉体感且令人震惊的画面啊。而与此同时，徐怀中的作品又无所不在地体现出高贵品格。《底色》和《牵风记》皆是以古琴开篇，在战争炮火下时时有关于古琴、围棋等传统艺术的“闲笔”议论。想来，以徐怀中对待文学的佛心与本心，定是秉持了“大俗即大雅，大雅即大俗”的理念，在入世与出世间任意驰骋穿梭，雅俗共融、共赏，从而构建出一个理想世界，一个入乎其中而又出乎其外的文学“桃花源”。

三、从名家风范到大家气象的生成

当我们与通透而豁达的徐怀中再次相遇，惊喜超过期待，收获大于困惑，折服大于收获。尤其是《牵风记》所带来的启示性和创新性，将中国当代战争文学引入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从《底色》到《牵风记》，我们可以看到，徐怀中的创作风格进一步拓展了，达到了一个极致境界。如果说此前他的作品里有孙犁的风格，有梅里美的风格，有普希金的风格，那么到了这一阶段，他的风格已经历了心灵与时光的磨砺，已然区别于一切前辈作家和同代作家，完全是“徐怀中式”的了。

此时此刻，我们再来探究，徐怀中的创作能有这般修为，主要是在哪些向度上取得了超越性的突破呢？我们不妨仍然回到文学本源上来思考。前文提到过，徐怀中在创作伊始，便将他写作的中心对准了人，对准了人性，歌颂人情与人性美。即便因此曾遭受诟病和批评，使他一度沉寂，但他并不因此降低艺术水准，宁可不写也绝不“乱写”。一旦有机会重新回到文学的轨道上，他仍旧倔强地书写人，赞美人，以军人的勇力与品格守护一方纯净。

徐怀中从未更改书写军旅文学的初心，然而他念兹在兹的不仅是书写正面战场，而是要超越战争本身的范围，写出历史的嬗变，将笔触延伸到炮火硝烟背后军人的心灵世界。他心中的军旅文学，特别是战争小说，应当包含着内在的革命英雄主义激情。他曾说：“我们生活在英雄辈出的时代，偏偏不去描写英雄人物，这是不可设想的。但不是说既以写英雄为己任，因此就可以在所不惜地把人物的本色，把经过风雨烈日的健康自然的人体肤色清洗掉，使他看上去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人。”

因此，他塑造的军人群像是多样的，是美的。《底色》中直面炮火的硬汉军人，《西线轶事》里玩世不恭却在关键时刻舍生忘死的军人，《我们播种爱情》里修筑康藏公路的驻边军人，《阿哥老田》里帮助苦聪寨走向现代文明的军人，《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里在后勤岗位上勤勤恳恳一辈子的军人……这些“真实的人”，令人感动，令人神往。若不是倾注了全副心血与热情，读者又怎会知道 “最可爱的人”竟有如此多的类型，并有幸走近他们。他们每一个人身上，不都闪耀着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光亮吗？与之在书中“神交”，仿佛经历了一场精神洗礼。

对美的追求，是徐怀中始终摆在第一位的，这通过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就能很好地体现出来。这与中国叙事传统之一——塑造女性、赞美女神的内在韵致不谋而合。《卖酒女》刀含梦美得冷，《西线轶事》陶坷美得纯，《无情的情人》娜梅琴措美得野性，《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皇帝娘子”和涂大妹美得质朴。共通点是，她们美在心灵。

直至《牵风记》，美表现在对战争的超越，实现了当代军旅文学的美学突围。在徐怀中笔下，汪可逾和宋琴就是美的化身，前者冰清玉洁，不容亵渎 ；后者历史久远，脆若琴弦，既是具体的又是形而上的。作家在二者身上都倾注了极大的情感和心血。精雕细琢地创制，小心翼翼地呵护，虽然她们在战火中毁于一旦，但她们高洁华贵的形象却超越战火，深深地烙进了我们的脑海。徐怀中仿佛有一个强烈的意图，就是把美灌溉到充满血色的战争历史里， 在残酷、 血腥、惨烈的战争现实中，顽强而且不失张扬地晕染着一道又一道美丽的景色。他带着一丝温暖、一丝呵护、一丝深情凝视那段沉重的历史，并且把其中的情意化作美传达出来。

汪可逾作为全书的中心，作家心中的女神，一言以蔽之：纯净如水、冰清玉洁。她蒙娜丽莎式的微笑，毫无心机的单纯与善良，甚至她的洁癖——开门用肘，收钱用帕，决不踏人尸，哪怕是踏着敌人尸体过河……这一切可说原本与战争格格不入，在当代战争文学中也几无先例。尤其是书的后半截，从汪可逾内心藐视齐竞开始，突出她——也即是美——的神圣不可侵犯。直至与曹水儿双双独自转战大别山区而曹对其视若神明，丝毫不敢亵渎。再到最后在大溶洞中“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坐化式离世和肉身不腐，“滩枣”将其驮出深洞送到千年银杏树下又呈站姿向前态……可谓愈来愈奇，不能以常理喻。初读之下，难免有一些困惑。但是大凡因此而与徐怀中先生讨论者，先生均以笑而不语回应之。或曰：此间确实包含了我对战争与人生的一些领悟，你能看出三分就三分，你能看出五分就五分，我决不做更多的解释与说明。当然也不因此擅改之。没有做好是我的问题，请大家多包涵……何等笃定，又何等淡然。

美体现于汪可逾这个人，更寄寓于那张琴，高华贵重，同时又脆若琴弦。她可以在战争中毁灭，她又能超越战争之上而永生。就像作者最为推重的原音一样，来自远古，传向未来。那怎么才能让美真正超拔起来？徐怀中在接受访谈中反复强调，要做减法，要卸去一身重负，要溯源而上，回到三江源头，回到中国最古老的叙事传统。从“孟姜女哭长城”“天仙配”“牛郎织女”“白蛇传”“杜十娘”“梁祝”一直到《牡丹亭》《红楼梦》，写女性对美好爱情的坚贞不渝，可以匪夷所思，可以感天动地，更可以是人神之恋、人蛇之恋、人鬼之恋；也可以是死去活来、死而复生。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记》中所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就是“至情至性”，如此纯粹，如此决绝！这就是汤显祖的美学理想，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徐怀中的美学理想：写战争中的人性、爱情和美，但人性、爱情和美又是最重要的、最高的，她可以超越战争，可以超越时空。

结论

如上所述，我们已对徐怀中文学风格的发生、发展与演变作了一番追根溯源式的探索与解读，这个重读与发现的过程当然是令人享受的，徐怀中以生命体验奉献出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早期作品，经过时间的淬炼与淘洗，仍然立得住，耐得读，不仅是作家之幸，更是读者之幸。

由此，让我们再次回到当年雷达关于徐怀中是名家的判断。今天，35年过去了，我们不难望见，在布满荆棘和鲜花的小径上，徐怀中一路走来，从焕发着名家风采到氤氲起大家气象，徐怀中已然屡经蝉蜕——

首先，徐怀中作品数量之少与质量之高形成强烈反差，足以说明他的作品的含金量——28岁出版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在当时就获得文坛大家的高度赞誉。跨越半个多世纪后，又于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凸显出经典作品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1980年发表的《西线轶事》在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评选中以绝对高票名列榜首；晚年创作的《底色》和《牵风记》又接连斩获“鲁奖”“茅奖”。作品数量甚少却包揽文坛几乎所有重要奖项，在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非虚构领域均有不凡成就，遍览当代作家群亦属罕见。

其次，徐怀中总是能妙手偶得地敏感于时代的脉搏，前瞻于时代的风尚，与时俱进地每每从边缘而突入中心：《我们播种爱情》描写建立国营农场的过程，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新中国发展壮大的重要阶段；《西线轶事》在20世纪80年代以文风俊逸潇洒，思想犀利解放而被誉为“新时期军事文学的换代之作”；《牵风记》更是作家在经历人世沧桑、洞察人性之后的艺术觉醒，通篇闪耀着人性与神性的光辉，以区区19万字就四两拨千斤地牵住了时代之风，审美之风，创新之风！

最后，徐怀中为军旅文学贡献了具有突破性的艺术形象。他的文学世界向我们展示了人物生命的丰富性，从军人群体的丰满塑造，到女性形象的完美呈现，直到《牵风记》中的“三个半人物和一匹马”，都如经典雕像般矗立于中国军旅文学的艺术长廊之中。而他的文学创作，由柔美走向雄浑，从写实到达写意，最终将两种极端的风格完美融合，妙到毫巅。

归根结底，盘点徐怀中近70年的写作生涯，其间曾两度长期中断创作（一为政治风云影响，1960年至1979年；二为行政工作牵制，1984年至1999年），这就除去了一多半时间，真正潜心创作的时间也不过30年——20世纪50年代中期约5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约5年，21世纪以来近20年。但是，徐怀中始终不忘初心，从未放弃对文学创新的本质要求，以一个军人的勇气，以一位老兵的韧性，在或艰苦、或喧嚣的时代境遇下，不断地挑战自我，突破自我，超越自我；从不重复自我，出手就是新招，特别是晚年创作，集90年的生命体验与感悟之全部力量，“完成最精彩的一击！”以此观之，当代文学史上几无出其右者。就在不久前，2020年7月号《人民文学》刊登了徐怀中最新短篇小说《万里长城万里长》。作品讲述了一位曾为军号手的老兵，参悟了中国古曲《孟姜女哭长城》的音乐密码，将之演变为军队“集结号”，并在数十年后由于这首音乐的意外召唤，恢复了知觉，从“植物人”变回为正常人。我们在这个同样颇为“奇幻”的故事中，感受到作家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融入战争和生命体验的自觉努力，听到了一曲穿透时间长河、穿越生命界限的绝唱。恰如《牵风记》中汪可逾最终坐化后还在大银杏树下那保持着“向前”的姿态——这篇小说展示出的精神内蕴已然向我们昭告了，91岁的徐怀中仍然顽强地保持着始终“向前”的文学姿态，直至永远！

是的，徐怀中一直低调地自称为文学之路上的“爬行者”，然而我们循着他的足迹，触摸到了他跬步以行却又踏石留痕的深深的足印！他历尽艰辛、呕心沥血地营造了一个个军旅文学的山峰，累积起来，岂不正是当代军旅文学的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