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夹缝求生与自救
一、被抛弃的“自我想象”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源流来自于“五四”运动，二十世纪初祖国遭受屈辱、压迫，知识分子自觉地把救亡图存扛在肩上，面对国人的麻木，知识分子承担起了“启蒙”责任。这种积极奋斗、精英意识在文化暴虐时期也没有消亡。改革开放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翻身解放，往昔“启蒙者”的自我想象又一次复燃。而周行健、马洛到王立言他们无不受到了八十年代文化高潮的洗礼，他们都带有知识分子那份“启蒙”的责任意识。
当周行健宣布：“离开家乡，远赴北京，实现梦想。”其中的意味，或许不仅是简单寻求自由、诗意的生活，而是期望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在更为广阔的天地实现。少年时的周行健憧憬神秘肃穆的贺兰山，实际上是文化贫瘠“荒漠”。而作为更现代化、文化政治中心的北京，显然成为了周行健追求进步、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地。与马洛潇洒地选择在边远的黑河工作相比，周行健对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是自觉坚守。
王立言是更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毅然放弃蒸蒸日上的工作，从媒体尖兵变为北大研究生，其目的是“学术经国”。王立言相比于周行健、马洛等人，算是高级的知识分子，他天然地带有救亡图存式建设国家社会的责任。
但是在“质疑”“解构”的社会气氛之中，这种“自我想象”成为了一种遥想。和“五四”不同，新世纪前后的社会已然从对知识分子的“崇敬信服”变为了“不屑一顾”的态度。
九十年代开始的社会转型是全面的，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军事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张伯存,卢衍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M]，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而知识分子对自我认知调整的速度或许远不及社会变化的速度。周行健、马洛、王立言等人纷纷在时代洪流中遭受挫败。马洛对俄罗斯音乐的博学，却不能为他赢得一份北京音乐厅的工作，原因是他未有研究生学历。周行健在酒吧收银小姐“诗人这种怪物这年头还有啊”的戏谑中，结束了自己流浪诗人的生活，却也只寻得影视兼职工作。吴先锋本应“先锋”的他最后为生活所妥协，娶了县长女儿，放弃了自由；王立言作为北大的研究生却发现没有让他心安的学习之地。李飞熊把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描写得十分深刻，而这背后是时代洪波下，知识分子的“启蒙者”式的自我想象不再成为社会共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知识分子”成为了新世纪失落的名词，而在如今的社会职位中成为了无法归类的概念。
时代社会抛弃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是社会试图改造传统精英引路式的道路，而令人吊诡的是，社会却在接受西方多元文化中选择了“金钱”作为信任的对象。如果说，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是主观性的判断，社会认识到“智力，并不就是智慧……但智力也可能会受到概念和理念的役使，而导向错误的结论和不明智的行为。”[ 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M]，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那么“金钱”作为本无意义的概念物，在不断地被想象内涵时，其本身更具有不可靠性。林紫函的“县首富”父亲林志不同意周行健与林紫函的婚姻，其本质在于周行健没有经济实力和与之而来的身份地位。如果周行健接受离开北京的建议，成为林志试图传承其“经济地位”的家族分子，那么林志就不会讽刺地以周行健“行为不检点”“人品不好”作为匕首给这段恋情最致命的打击。而周行健所说的：“北京是我的一切，离开北京，我也就不是我了。”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对自由、梦想以及“自我想象”的坚守。除此以外，书中大量对金钱的描写，都以马洛、周行健等人物鄙夷的态度而视之，其背后，是试图解构金钱至上的地位，恢复知识分子往昔的高洁与自信。
当代大多作品，都延续了对知识分子形象解构的道路，譬如陈继明的《七步镇》是中国当代小说写作对知识分子形象颠覆的一次集中，呈现出诸如孤独、脆弱、笨拙、残忍、颓废、焦虑、恐惧等一系列人性普遍之恶俗。[ 程小强.论《七步镇》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救赎叙事[J].小说评论,2020(06):167-171。]但是李飞熊的《没有终点的列车》却能明显感觉到在形象上的解构存在着极其无奈的一面，换句话说，是为年轻的知识分子的迷惘寻找到合理性解释，这种被时代裹挟的苦闷、无奈气氛展现了知识分子对“自我想象”坚守的脆弱。
周行健等人在现实中的屡屡受挫、步履维艰，产生迷惘原因的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与时代的脱轨，不如说是时代、社会对知识分子“自我想象”的抛弃，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被时代洪波粉碎。
二、知识分子个体精神的破灭
如果前述说明知识分子在社会现实层面的挫败，那么试图回归个体精神、保全自我认知，也是无能为力的。爱情的失败，以及无法融入的故土，都是知识分子个体精神的悲剧。
周行健、马洛，两个特立独行的人，却相信爱情的崇高。周行健与林紫函的恋爱之始是让人诧异的，重视情谊的周行健从罗秉晖手上“横刀夺爱”，大概不只是一见钟情。周行健始终没有忘却的是“诗人”的身份，在现实中无法掌握自我命运的挫败使得其开始动摇，而林紫函的出现却是对周行健自我价值的重新肯定。林紫函是传统的女性，她在典型的家族式教育下成长——顺从是她显著的性格，换句话说她无力摆脱家族影响。但是长期忍受家族安排命运的她，也慢慢在潜意识中滋长着渴望独立与自由的希望。当她遇见与其家族式生活迥然不同并且大逆其道的“诗人”周行健时，与周行健的恋爱便成为了她试图重新掌握自我命运的迸发。因此，林紫函对周行健“诗人”的身份敬仰，在迷惘无助的周行健那里便成为了自我价值认同的转移，他们的恋爱除了表面的浪漫邂逅还有这层含义。而马洛对叛逆、开放、独立的美国女孩Rose的爱情，是因为Rose让马洛认识到一条与启蒙式不同的反抗式道路，他从Rose身上学习了“垮掉的一代”冲破束缚的精神，而与Rose的恋爱也是另一种外壳下对自我的重新肯定。但不管是周行健的爱情还是马洛的爱情，他们都殊途同归，把爱情当作在精神空虚、物欲肆虐社会里的追求，而不至于被时代洪流吞噬，失去对自我价值的判断，沦为蚩蚩者。
爱情成为了周行健、马洛对纯洁、高尚追求的替代物，而包括吴先锋、王立言、阿罗在内，每一个人都在精神落寞的时代里试图追求纯粹的爱情，爱情是他们心中的一块净土。吴先锋认识到：“与其一个人单身忍受孤独，不如找个女朋友化解孤独。……文艺青年怎么能轻言孤独呢？”[ 李飞熊.《没有终点的列车》[M]，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175 页。]在把文艺视为自我对社会价值实现的武器的知识分子、文艺青年认识中，退回到爱情里，抚平孤独的创伤，这是承认失败的退缩、妥协。然而在残酷现实面前，退而求其次的爱情竟然成为了他们最后对抗时代洪波、不被淹没自我的最后堡垒。
让他们彻底失去信心的是：爱情也无法保全。周行健与林紫函的爱情悲剧，不在于周行健乱搞女网友、去KTV找小姐、品德不好、行为不端——堕落，而在于不能自由恋爱，而让人绝望的是，在新世纪这样不能自由的恋爱竟然来源于他们本身的无能为力。林紫函摆脱不了家庭对她的影响，她渴望着自由，却因为传统道德观念而深受束缚；而周行健在强大的“金钱”“物质”的生活压力面前，他对林紫函的爱情只能占据毫无反手之力的被动局面。相当讽刺的是，在时代不断向前的脚步里，却发生着古代门阀士族式的爱情悲剧。除却物质层面，随着传统精神范式的失效，在中西方思想观念混杂交融的局面下，爱情的崇高性、纯洁性变成了少数人的信奉的真谛，爱情成为了欲望、自由等不同观念的附属、外征。马洛的爱情悲剧便是因为Rose把自由放在了爱情之前，而吴先锋若隐若幻的爱情悲剧，是因为他试图把欲望与爱情分开。
爱情的失败，是知识分子个体精神的破灭象征。书中只有一处周行健梦境的描写：月明风清里，周行健一副旷达神情抚琴，而林紫函翩翩起舞，突然间林紫函却被黑衣大盗掳掠而去，只留周行健身处黑暗。[ 李飞熊.《没有终点的列车》[M]，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105 页。]这不仅是预示周行健与林紫函的爱情悲剧，也深刻揭示了知识分子个体精神的处境——连向现实妥协、放弃启蒙者身份后，试图回归知识分子个体高洁精神的向往，也是孤立无援，唯有寒夜。随着故事尾声林紫函对爱情的麻木，周行健因为无助而最终深陷迷惘困顿，走向生与死的探讨便如此自然。
此外，在作品的人物中是寻不到“乡愁”的，不管是马洛，还是周行健，对家乡没有深情，甚至少有怀念。与叶炜《踯躅》作品中流浪者陈敌“身体在城市，精神在乡村，灵魂在路上”[ 刘卫东,张永禄.当代知识分子的三种精神状态——评叶炜“转型时代三部曲”[J].文艺评论,2020(04):69-75.]的形象有部分相同的是，马洛、周行健等人也自觉地远离文化贫瘠的乡土。但是这样的描写不是刻意地去消解长期以来树立的城乡对立模式，作品并没有在乡土问题上过多的着墨，而是以周行健、马洛作为知识分子的感情去体味、洞察乡土的风俗人情，实际上也是对知识分子本身精神的剖析。正如作者言说自己作此文的意义一样，他记录的是时代翻新中人的精神与感情，而不是城市和乡村。周行健回乡不久便要回北京，“回家三个月，他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处于压抑之中，他的精神无时无刻不处于矛盾之中，压抑和矛盾，加上现实无处不在的打击，让他觉得必须要离开，否则会崩溃。”[ 李飞熊.《没有终点的列车》[M]，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322 页。]这是周行健内心深处还不能忘却的文学梦所致，也是知识分子在乡土中失去支撑与理解的孤独所致。而没有乡愁的知识分子，注定没有退路，他们所要遭受隔阂、苦闷、孤独、迷惘的程度，倍蓰而未有已。
年轻的知识分子不管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个体精神上都是夹缝中求生存。
三、回到生命意义的坚守
假如作品最后是以周行健自杀或者堕落为结局，读者不会出乎意料，这是故事发展的正常范式，“迷惘”的气氛会更加沉重地映衬主题。在历来的知识分子困境书写之中，自杀、堕落成为主题深化的常规手段。但是，这部作品是以神秘式的对话拯救了周行健，周行健在一个不知名的低沉声音下重新获得了人生意义的启发。整个作品都秉持着“求真”式的精神记录社会现实、人性和人的感情轨迹，而最后的结尾，作者几乎不加掩饰地跳入到故事中以“低沉的声音”与主人公进行对话，以传道说教式而落幕，这令人意外吗？
周行健第一次自杀，是少年时期的轻狂冲动式的殉道热情，而被铁路工人救出；第二次自杀，是被挫败的无助失望，但是对死亡的恐惧与对命运的不甘救了他；第三次自杀，是丧失希望的孑然一身与一无所有的迷惘，但这一次的拯救，是对人生意义的重新理解与自我身份、价值的再认识。正如无名之声所要阐释的一样，迷惘与人始终是相伴而行的，如果人是一列有终点的列车，那么每一次变道都是失去方向的“迷惘”。但人最为宝贵的就在于生命并未从一开始就设定了终点，所谓人生基础的意义便是生命不止——体验世界之真善美，是在生活的体味中首先形成一个合格完整的自我精神与自我判断能力。文本的结尾显然已经脱离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换句话说，文本阐释的是对新世纪青年知识分子终极问题“我是谁”的反思。而鲁迅主张的“人立而后凡事举”[ 鲁迅.《坟》[M]，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的启蒙理念，在当代这个“人”指向的不仅是普通群众更应是知识分子个体，而之前知识分子个体所确立的自我想象已然无法适应如今社会，如果知识分子不首先完成自立，又如何能够摆脱迷惘并且进行想象中的自我价值？鲁迅杂文名篇《娜拉走后怎样》说：“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了；可是走了以后，又是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 鲁迅.《鲁迅杂文精编》[M]，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处境与娜拉相似，他们从浮光掠影的梦中苏醒，他们也只得走，但是走向的绝不是堕落或者回来——而是要追求“经济权”，同时更紧迫的是重新树立强大的自我精神与重新理解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这是年轻知识分子的自救，与传统所言的自我救赎是不同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精神救赎,通过启蒙确立自己的文化精英身份,体现自己的社会职责和承担,在自我反省与批判之中实现精神的超越,从而冲淡或者缓解外部现实所带来的生存焦虑,现代知识分子由此而寻求到了一种自我精神拯救的可能途径。[ 赵学勇,王元忠.“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指归与当代底层写作[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8(05):55-62.]但是，李飞熊笔下的知识分子“自救”，是消解了精英身份意识，以一种回归生命意义的“成长”式意识进行的自我反省与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在新环境背景下坚守理想。因此，神秘化的说教结尾，是不意外的，是文章所想表达意义的升华。李飞熊说：“一直以来我都有个心愿，就是写一部纪念意义的小说。”[ 张倩.《<没有终点的列车>：“书写一部有纪念意义的作品”》[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3482110531731536&wfr=spider&for=pc, 2019–09–01]不仅是纪念的意义，这其中还包括反思与探索，是与当代多数“只破不立”的作品截然区别的。
还有值得思考的地方，为什么周行健要被拯救？《没有终点的列车》塑造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但是悲剧、无奈、迷惘乃至绝望环绕在他们的头顶，挥之不去。王立言以出家的方式选择心安；吴先锋娶了县长女儿，“先锋”以“刚迈开步子，被妻子死死抱住”[ 李飞熊.《没有终点的列车》[M]，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289 页。]告终；马洛在怒斥周行健“依然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李飞熊.《没有终点的列车》[M]，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11 页。]后断然离去，预示着马洛对现实的妥协……但唯有周行健一个人，在这场残酷的“洪水”之中得以新生。如果周行健也以悲剧收尾，就暗示着这个群体都失去了方向而沉沦，作为未来的青年文化消亡，背后的隐喻只能是绝望。普通人民百姓、芸芸众生在当今的社会中被“物质”搅乱了判断力，但只要有一个人抱有“重建信仰”“恢复人文精神”的希望便不至于是坏事，这个社会也总不至于全然无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作品深层次的精神是远远大于“迷惘”的主题，而正如鲁迅所言：“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 鲁迅.《鲁迅杂文精编》[M]，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此处的精神便是要呼唤年轻人生长出敢于前行、摆脱迷惘的韧性。
谢冕在《新世纪的太阳》中提到：“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引导，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着沉沦。文学救亡的幻想破灭之后，我们坚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 谢冕.《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M]，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李飞熊《没有终点的列车》的时代精神正在于此，不仅是记录时代洪波中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情感，还要唤起文学之用对于人生、理想的光芒。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