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作家徐怀中

关键词：徐怀中 《牵风记》 话题性 战争文学

在我看来，徐怀中显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但却绝对是一位“话题”作家。这里所说的“话题”作家，是指他的主要作品只要一面世立即就会引发或形成一个文学话题，讨论的“话题”可能完全不同，也可能是围绕着同一个话题的不同侧面展开。这种现象看似简单，但仔细一想，能产生这种效应的作家其实还真的不多。

我心目中徐怀中的主要作品有1956年面世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1980年问世的中篇小说《西线轶事》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阮氏丁香》，2013年面世的“非虚构”作品《底色》和2018年面世的长篇小说《牵风记》这几部。对一位90岁高龄的著名作家而言，这自然不能算是高产，但恰恰就是这几部作品，几乎每一部的诞生都成为文坛一时之话题。对此，我们不妨顺着时间轴，简单地回顾与梳理一番。

一

先看面世于20世纪50年代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以西藏人民新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发表的时间与其描绘的时代几近同步。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面对这样的题材，作者竟然以“我们播种爱情”为题，在当时绝对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然，这部作品中所书写的“爱情”有两个所指：一是狭义上的男女之爱，在25万字不算太长的篇幅内，作者在多处写到男女之爱，包括林媛、倪慧聪与畜牧技师苗康的三方恋情，也包括秋枝在朱汉才及叶海之间的彷徨，等等；二是广义上的不同人等、不同民族之间的大爱，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地域内，充分展示了新西藏的建设者们对这片尽管一时贫瘠却清丽纯洁的雪域高原之爱，对虽一时封闭却纯朴善良的藏族同胞之爱。正是这种小爱与大爱之间自然而圆润的糅合，一股浓浓的爱意既播种在西藏的荒野，也播种在汉藏同胞的心田，使得整部作品充盈着一种温馨而炽热的氛围，洋溢着一种高尚而纯洁的情调，透出了一束绚丽诱人的理想之光。也正因为此，无怪乎叶圣陶先生在1956年将其推荐为“近年来优秀的长篇之一”，亦无怪乎在60多年后的今天，这部作品依然保有足够的生命力。只要登录豆瓣网浏览一下，便可见到在《我们播种爱情》下面各种长长短短的留言与跟帖，而且不乏年轻的读者，这的确是并不多见并十分难得的。

二

再说中篇小说《西线轶事》。

这里的所谓“西线”实际上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场南线之战，是一部典型的战争题材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刘毛妹显然不同于我们以往所阅读过的中国当代战争题材小说中的那些主要角色，他身上英气虽存，毛病亦在，其青年的本色一一体现在细节的处理上；作品里电话班中其他几位女兵也莫不是各有所长、各有其短。这群姑娘的形象没了长期以来习见的那种“高、大、全”式的英姿，反倒更加可信可亲可爱、鲜活灵动起来。

作为那个刚刚“解冻”的时节所创作的战争小说，徐怀中的突破还不止于对人物的塑造，在整体构思上，《西线轶事》也是刻意避开渲染枪林弹雨和炮火连天的战争氛围，而是将触角伸展到初入战火的青年人，通过他们在战争前后的趣闻轶事和人生遭遇，细致入微地展示了这一代年轻战士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纯洁美好的品质，歌颂了普通年轻战士的献身精神和人格尊严。同时透过烙在他们身上的特定印记去反思那段刚刚逝去的岁月，进而审视现实和未来，融入了作者对社会、军队和民族的深沉思索。这些特点在今天看来着实平常不过，实在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上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多少就有了点“于无声处听惊雷”之震撼感了。要知道，那是一个刚刚开始试图挣脱文艺创作 “高大全”“三突出”桎梏的时代，是一个文艺创作长期被公式化格式化了的时代，稍有出格便有可能被“戴上大帽”的时代。明白了这样的时代背景，就不难理解《西线轶事》的写作需要作者多大的勇气和顶着多大的压力，也不难理解这样一部在今天看来也许只是平平之作，在当时何以产生那般强烈的反响。

用“拓荒”“开创”这样的词来描述徐怀中和他的《西线轶事》或许有些“过”，但称其为“萌芽”或“启蒙”则绝对是恰如其分的。

三

接下来，徐怀中虽偶有新作面世，但他的主要精力似乎都投身于创办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和部队文化建设的工作之中，一直到2013年4月才出版了“非虚构”作品《底色》。

这是50多年前徐怀中作为“中国作家记者组”组长率组在越南南方战地采访而成的“战地日记”。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底色》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个中国军人作家与记者的思想、情感和心态。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段历史，今日知之者已不多，《底色》的“非虚构”写作则为此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录。于是，上至“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下至阮光化、阮文龟、阮氏梅等若干英雄人物，都经徐怀中的采访而被生动地记录在《底色》中。除了这些人物，作品还浓墨重彩描绘了“卡德号”航母之役、布林克饭店之炸、公理桥袭击之憾等重大事件。

尽管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但谙熟文学写作的徐怀中还是将小说、散文、通讯、政论等多种体裁融入《底色》的创作中，从而形成一种“跨文体”的景观。比如注重细节显然就是小说创作的利器而非“非虚构”写作所擅长，然而在《底色》中，徐怀中在对人物的采访时就十分注意观察其细节并抓住若干典型性特征予以表现，他在描写南方部队副司令“三姐”观赏演出时留下了如下文字：

我注意到三姐，整个像是一个婴儿，止不住咯咯咯咯地笑。照身份来说，如此前仰后合放开了声音大笑，很不合适的，可她不管这些。农村妇女们看戏看电影，总是这么前仰后合开心地大笑，虽是当了副司令，该怎么笑还是怎么笑，陪外宾照样，她改不了。她脱掉了“抗战鞋”，两脚踩在面前的小方凳上，光脚丫子自由自在惯了，陪外宾照样，她改不了。

一个婴儿般地笑，一个光脚丫子看戏，两个细节一下子穿透了“三姐”这位副司令的出身及性格。

当然，作为战争题材的“非虚构”之作，如何认识战争、反思战争无论如何都成为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于是，在作品第36章中，徐怀中借描写“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卡帕也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他摄取到的是人类战争的底色，他留给世界的是一系列人的生命雕塑。卡帕的作品，被冠名为“非常态战地摄影”。他把个人天赋的敏感与灵性发挥到了极致，总是在着意捕捉战争中稍纵即逝的动感影像，将人在生死交替的一瞬间定格为永恒，所以他的作品被誉为“战地摄影的不朽之作”。卡帕是以他的镜头语言向世界发出警告，他祈望出现在他镜头下的种种惨剧，不至于无休无止，一再重演。

这里出现的与书名相同的“底色”二字，一个呈现于卡帕的镜头之中，一个流淌在徐怀中的笔下。这“底色”是战争还是“人性”？有了两次参战经历和换位思考，加上近半个世纪的时空距离，徐怀中获得了“在以往战争经历中从未有过的内心体验，一些深思与明悟”。于是在《底色》中，我相信读者感受最深的当是作者以浓郁的情感和人性化的笔触，回顾了战争的悲剧与教训，突出了战争中的人，以战争反观和彰显人性，以惨烈期待和呼唤和平。

四

最后就该说到徐怀中以90岁高龄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牵风记》了。作品以60多年前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拉开战略反攻的大幕为背景，那场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战役之惨烈、之艰辛早已载入史册。作为这次战略大迁徙的亲历者，徐怀中当然有条件、有能力对此予以全景式的文学呈现、留下一部史诗性的大作品。然而，徐怀中却偏要绕开这条习见的、不会引起任何争议的坦途，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另一条崎岖蜿蜒、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于是，在这条小道上，时而腥风血雨，时而清风送爽，一部《牵风记》由此应运而生。

《牵风记》总体长度不过19万字，却居然有28章外加“序曲”和“尾声”两部分。从这样的篇章结构，不难想象作品极可能呈现出的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叙述的节奏急促，二是场景的更迭频繁，三是内容的丰满交错。果不其然，单看各章小标题多少便能见出上述三个特点，诸如“隆隆炮声中传来一曲《高山流水》”“一匹马等于一幅五万分之一地图”“大别山主峰在烈焰升腾中迅速熔化”“她们来不及照一照自己的面庞”……如此这般，烽火弥漫中的金戈铁马、血色硝烟中的小桥流水、枪林弹雨中的呢喃细语共同奏响了一曲残酷战争大背景与大环境中的交响诗。这是一段艰难的岁月，也是一段难忘的日子，而有日子的地方就会有人情世故，作为作家的徐怀中正是敏锐地捕捉住这一点，他自己坦言，这部作品的“写作意图不是正面写战场，相反小说淡化了具体的战争场面，而是凸显特殊情境下人性的纠结与舒展。”于是，人情世故理所当然地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既然是人情世故，那自然就少不了人与情。而在人与情之前，不妨先看作品中出现的那匹“神马”。用拟人化的笔墨书写动物的手法在文学中当然不少，但像徐怀中这样将其移植到中国战争文学中来，赋军马以智、勇、忠三气于一身者则并不多见。徐怀中笔下的军马“滩枣”不仅长相俊美、奔跑神速，而且通人性识人音，堪称军中神马。马尚且如此，人则更是不同凡响。在《牵风记》中，人与情的故事就主要寄托在徐怀中着力刻画的三位主角身上，他们恰如雕像般深深地烙在了读者心中。其中，女教员汪可逾与男首长齐竞联袂上演的那出浪漫激越而又一波三折的“悲怆行板”，更是可歌可泣，令人难忘。他们阴差阳错地在“老虎团”驻地不期而遇，一个是聪明灵动、冰清玉洁，一个是儒雅威猛、文武双全。一曲“高山流水”将两者的心灵紧紧地锁在了一起。这一双形象皆因徐怀中特别的笔墨在我国军事文学作品中见出卓尔不凡的一面。汪可逾牺牲后，那保持着前进姿态站立于一棵银杏树洞内、肉身不腐的最后形象不能不令人为之心动，这样一种神奇的想象也是首次出现在我国战争文学的人物群像之中。而男一号齐竞的形象在徐怀中的笔下同样个性鲜明。我国战争文学中的男一号多为两种类型：早期多猛将，后来则儒将占优，但又多有猛将过粗、儒将过弱的偏执，时而虽偶有文武兼备者，但总体又显儒雅有余而阳刚不足。而徐怀中笔下的这位齐竞则是文武之道更显平衡自如：文时谈笑风生、纵横捭阖，武时左冲右突、干脆利落。作品中不仅主要人物如此，配角也毫不逊色。身为齐竞警卫员的曹水儿在最后遭诬告而被一号“挥泪斩马谡”时的那种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凛然之气绝对令人为之动容。

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时，徐怀中坦言：“我是老一茬作者，最大的挑战在于把头脑中那些受到局限束缚的东西彻底释放，挣脱精神上看不见的锁链和概念的捆绑，抛开过往创作上的窠臼，完全回到文学自身的规律上来。”《牵风记》所呈现出来的上述特点当是作者这种自省的一次成功实践。而这次实践的过程自然有着不少创新与尝试，需要作者的勇气与胆识、理性与清醒，其结果则是对中国战争文学的一种丰富。

毋庸讳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的战争文学创作中，一旦出现一些“儿女情长”的场景，则往往遭到“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搞所谓“温情主义”的斥责。因而在我们过往的战争文学中，占据主角位置的基本上就是一群充满了阳刚英武之气、为了正义而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者，这些形象成为战争文学的主角完全无可厚非。但如果我们战争文学中的主角仅仅只是这样一种单一的呈现，那既不是战争时代生活的全貌，也必然失之单调。况且，即便是一身阳刚的英雄与勇士，即便是生活在战争时代的人们，他们同样都会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与喜怒哀乐，除去战斗外他们同样也会有属于一己的儿女情长。在这两者间，简单地指责谁是“假大空”，谁是抽象的“人性论”，都未免因过于简单化情绪化而陷于形而上学的囹圄。其实，如何处理战争与人的关系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战争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徐怀中就是在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这种探索和开掘。《牵风记》面世不久，虽以高票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殊荣，奠定了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杰出地位，但其围绕着军人形象的状写在甫一面世同样也遭遇到些许质疑，再一次显现出徐怀中作为一位“话题”作家的特质。

结语

从《我们播种爱情》到《牵风记》，经过上述这番简单的回顾与梳理，不难看出，在徐怀中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话题”始终伴随着他创作的全过程，而这些话题则不可避免地与战争、人性、情感和革命人道主义等四个要素如影相随。

乍一看，这似乎很有趣。但细细想来，作为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这些话题本身的出现：第一具有世界性；第二具有普遍性，尤其是那些或引起强烈关注、或被公认为特色鲜明、或赢得一片赞誉的战争文学作品几乎都摆脱不掉为这些话题所缠绕的宿命。顺着这种现象再往深处思考，就不难发现，这些话题之所以与战争文学如影相随，是因为战争这种相互使用暴力、攻击和杀戮的行为所具有的血腥与残酷，必然引发人们思考与之相对应的和平、情感、人性及人道主义等反向命题。在人类发展到现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战争虽一直无法避免，但人们对和平的祈祷，对战争中人性及人道主义的期盼同样一天也没有终结。而作家特别是优秀的作家，对这样的命题持有特别的敏感，本来就是十分正常的一种世界级文学现象，只要我们稍加梳理一下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一些优秀战争文学作品，就不难追寻到这样的历史留痕。而在我们的当代文学史上，这样的话题之所以还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是因为我们的确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秉持着那种相对简单的文学观念，以至于对战争与和平、英雄与柔情、残酷与人性这些复杂关系的处理，始终处于一种截然对立的状态，而无视其在某种特定时空中有可能出现的种种特殊情境、微妙变化乃至反转，进而再用这种非此即彼的观念来衡量与评价作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客观地说，这种非此即彼的文学观念在新时期以来的思想大解放中被反转，但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却依然不可小视，这或许就是徐怀中的创作一再被“话题”的深层原因。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就会发现：不是每一位写作者都能成为“话题”作家，反过来，能够成为“话题”作家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这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徐怀中创作的文学价值与时代意义：这位耄耋长者长达60余年来一以贯之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他对战争与人的关系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思考，以及笔下所展现出的激情飞扬般的艺术想象力，在新中国70年来的战争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