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屏瑾：中产阶级家庭衰亡史——读《盛宴》
就中国当下的中产阶级生活而言，这种“反面”还很少体现出来。当下的中产阶级仍处于粗线条的模式化发展与建设中，对成功标准的追求十分趋同，电视荧屏上的那些情节剧，都围绕他们如何达到这种成功而展开，所有的矛盾冲突从根本上也都指向同一种价值追求，还远没有达到对这种人生模式加以反思的地步，而几乎所有的观众也把这些剧当作“中产阶级生活品质指南”来接受。这就苦了小说家们，他们的菲茨杰拉德，他们的海明威，他们的理查德•耶茨无法对标国人的城市生活状况，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城市文学”这个概念兀自空转了许多年的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盛宴》可算得上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这部小说的结构让我稍感意外，作者采用的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叙事方法。描述一个特定的空间，一群特定的人物，由宴席和聚会带出各自不同的故事，最后回收主线，交代结局。这种讲故事的方法在最近若干年来小说里已经不多见了。《盛宴》结合了古典说书和现代全知全能的视角，这或许会带给读者一点不适应。但整篇小说读下来，会发现这种特意为之的形式也创造出了属于这部小说的意味。
小说中的主要叙述者“我”和老唐是一对知识分子夫妻，知识分子跻身中产阶级向来是勉强的，但他们常用自身的文化资本，填平收入差距带来的心理落差。因此，知识分子常常成为富人故事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他们在观察别人的同时，也展现了自己的困境。这种叙述模式在战后的美国文学中出过不少典型作品。不过《盛宴》中的这对知识分子夫妻，并没有菲茨杰拉德、卡波特笔下那种美国小知识分子的洒脱不羁的生活态度，为了孩子择校，他们咬牙买下与他们的经济实力并不相符的房子，由此才得以遇见沁芳园里的这些有钱人。除了经济状况以外，他们也常陷入三口之家的日常琐事之中，因此这部小说虽然是由观看他人的生活而来，却并不存在一个独特超越的视角。
黎先生和黎太太，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里，是物质与精神条件齐备的完美夫妇的化身，在“我”与老唐的眼里，黎氏夫妇有着不可能更完美的家庭生活。如果仅仅铺陈、刻画这种完美的诸多细节，而不隐含书写这种静好岁月中蕴藏着的风暴，那么小说作为小说就将毫无意义。首先，是女主人公黎太太作为家庭主妇，对于极致完美生活的追求，这里面有着一种异化的激情，在西方的艺术作品对家庭主妇的刻画里是常见的。当她将自身的激情和力量都集中在塑造主妇这一角色上时，她全身心服务的这个家庭中的男主人公，其所指到底是一个同样的角色呢，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黎太太深爱他的丈夫，只不过现在这种爱被充分而过剩的物质条件浇铸为一些标准化的结果，比如花园里四季的鲜花，不同口味与品种的佳肴等等，一切精致化和标准化导向人的精神危机，而这正是颓废的开始。
与一些同类题材的小说着重刻画女性人物心理相比，小说中的这种隐藏书写也体现在男主人公的身上，黎先生同样感受到了这类完美生活带来的某种迫力。他忽然想要学起写作来。在当下社会，写作本身就被视为是缺乏市场的一种投入，而缺乏市场的投入显然属于非理性行为，写作所需要调动的气质也与一个技术分工至上的社会的主流氛围不相吻合。当然，黎先生的写作成功与否并不重要，这里表现出的是他对于个性化生活的向往，更是某种精神症候的呈现。
直到黎先生的写作尝试失败之后，小说才进入了正题，即一场又一场的聚会与“盛宴”。小说想要展示在读者面前的，这个中产阶级生活空间中的更多的人物登场了，他们中包括名利双收的高级知识分子，转型为公关公司老板的诗人，通过裙带关系成为银行高管的中年才俊，高收入的医生和艺术家等等。这些花团锦簇的人物，最后凑成了八对夫妻。让这么多的夫妻出场，作者并非要安排一场施尼兹勒笔下的“轮舞”，而是为了从这些夫妻和小家庭的生活中，不断地强化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和意义。这些人物当中几乎没有个体，他们的生存和生活全部被各自的小家庭笼罩着，被他们与配偶、孩子的关系笼罩着，相比之下，反而只有“我”和老唐这对称不上富足的夫妻之间还存在一些个体化的理解与默契。
毋庸置疑，小家庭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小家庭的正义高于了一切，有时远超过个体正义。然而原子化的小家庭也是最脆弱的，只要有一点闪失，就会造成不可挽救的破碎和崩溃。沁芳园里的这些家庭，似乎是整个社会中最为坚固的一批，有着来自于物质、文化、权力各种资本的保障，但它们每一个似乎也都面临着“惘惘的威胁”。亲密关系中的微观权力在每一个故事中都展现出来，这种权力的博弈甚至发生在下一代孩子的身上。小说作者在这里频频采用自由间接引语带入故事，展现了一种主、客观错综交织的叙事动机，最终想要穷尽的是这些家庭的所有秘密。
在一场又一场的聚会中，黎氏夫妇之间的关系也慢慢展现出更深层的状态，一切他人的传奇故事仿佛也成为了对他们俩的一种解说，这使得一个接一个的故事不再是平面铺陈的，而是创造出多重伏线。
小说的高潮部分是出轨，这是一切中产阶级家庭危机叙事不可或缺的元素，《盛宴》也不例外。大数据和社会学调查告诉我们，在婚姻诉讼中，男性和女性出轨的比例大致相等，但在当代小说、影视剧、媒体事件里呈现的男性出轨是压倒性的，这只能说明女性的地位在话语层面的提升，要大大滞后于实际社会状况。《盛宴》这里写得不俗：黎太太先跟常来参加聚会的一个年轻人发生了“精神出轨”，互相表白了爱情，这爱情虽无疾而终，她与丈夫的关系却受到了影响。
对这一事件可以做两种解读，一是黎太太的自我压抑与遐思在这里得到了释放。眼前出现的这个小伙子，从他的经历里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能全然领会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则和角色规训的人，在他身上甚至有一点儿“零余人”的气质，这让他成为了一个真实的人，而黎太太正是需要一个真实的人，来填充生活中所有给定的角色给她带来的空虚。有趣的是，黎先生自己也十分喜爱这个小伙子的气质，这说明他们夫妇俩的精神空洞是有同构性的。这一“插足”事件纯粹发生在精神层面，也指示了这段婚姻的损耗所在。
随着情节的发展，黎先生在黎太太的“精神出轨”之后发生了一次真正的出轨，从而导致了这段婚姻的彻底崩溃。在黎太太愤而离家、成了出走的娜拉以后，小说中的她也恢复了本名——朱莹莹。由此，她之前的精神恋爱就有了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对她丈夫的行为的一种合理化的铺垫。男主人公突然沉浸在了天降的热恋之中，他恋爱的对象是一个充满叛逆心，没有任何自我约束可言的朋克少女，而男主人公在开始这段恋爱后，开始体会“同时爱着两个人”的可能性，黎氏夫妇的这段婚姻从最完整、规范、理想的一种家庭模式，走向了在任何一种形式感上的衰竭与烟消云散。
中产阶级小家庭，惟其原子化，常可能遭遇危机，而应对危机的方案也成了中产话语模式的一部分。在之前情人节的一次聚会上，几对夫妻讨论到了出轨这个话题，黎太太呈现出两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她先是认为，如果爱情还存在的话，肯定是不会原谅的，但马上又坚决地说，如果发生在她和丈夫之间，她一定会选择原谅。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基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情，二是基于家庭共同体的延续。她自己并没意识到这两种态度是截然冲突的，而之后的小说情节似乎就是为了验证这一冲突的存在，这对于黎太太来说是残酷的。
黎太太选择不原谅丈夫，表现出作为女性个体的个性突破，她做回了朱莹莹，领悟出“在爱情中舍弃自己是个错误，尤其是女人”。在小说的末了，叙述者“我”也看到她破茧成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对生活的尝试。但这一结局仍然让人感到唏嘘，仿佛是一百年前的“五四”新女性的故事又艰难地轮回了一番。讲出这一点简单的属于自由人的道理，却需要重新面对一整套的中产阶级家庭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但这样讲下去、写出来给人看仍然是成功的，哪怕最后看到的是两个仍然想要寻求真实生活的人，漂泊无依，渐次残破的身心命运。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