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二本学生画群像
笔者认为，本书强烈的社会学气质与现实问题意识，是引发媒体和公众讨论的关键所在。黄灯从课堂、从学校所在地的龙洞，切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又从这些个体，进入一个个家庭，直至管窥整个学生群体。如本书第三部分，她作为062111班的班主任，从新生报到开始，观察不同学生的入学情形并猜测他们的家庭情况。入学后，到宿舍了解学生情况，在后来的课堂上和日常接触中，一直关注他们的表现，直至他们毕业、步入社会。通过对062111班和自己同班同学工作性质和更换工作的频率等方面的分析、比较，作者认为，两者的差距并不大，“同样享受到了时代夹缝中的光芒”。但尽管如此，通过对学生进行的个案分析，作者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仅仅八年时间，从同一时刻出发，个体命运的差异已显露无遗，群体分化的现实更是触目惊心”。
作为高校老师，黄灯在教学与日常生活中，跟学生的接触是很多的。《大地上的亲人》的成书与出版，与作者突然爆红的文章《一个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直接相关，而《我的二本学生》，其直接动因来源于一次台风天作文课的偶遇。而其更深层次的原因，依然植根于作者的农村出身和其毕业、任教于二本院校的自身经历。
黄灯在序言中提到，她的子侄辈，如果不是过早辍学打工，可能考上一所普通大学。那么，如果顺利考上大学，他们的命运会有什么不同呢？通过自己所带的学生，黄灯在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追踪。第一次当班主任的062111班学生，都来自广东，毕业后也全部留在广东就业。同样的大学起点，毕业后的境况却不同，通过对四任班长和一些学生的个案分析，我们可以窥视这些二本学生的命运与国家、家庭环境之间的牵连。笔者印象深刻的是杨胜轩。杨胜轩的家庭情况本来很不错，爷爷是药品公司领导，提前退休，父亲顶职进入公司，妈妈是自行车厂的职工。转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父母双双下岗，杨胜轩的家境，瞬间从小康变为困难，这种变故，也间接影响到了杨胜轩毕业后的发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书作者黄灯大学毕业后进入国企，几年后遭遇下岗潮，但凭借大学期间打下的良好基础，考上研究生，博士毕业后进入高校，改变了命运。而其他很多下岗工人，更可能跟杨胜轩父母的状况类似。这种状况，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孩子：虽然考上了大学，但谨小慎微，没有足够的底气在人生重要关头进行抉择，无法改变自己和家庭相对弱势的地位。
序言中还提道：“在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获得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不可否认，只有少数幸运者能进入几十所光彩夺目的重点大学，更多的则只能走进数量庞大的普通二本院校。”对此，笔者感同身受，因为跟本书的关注对象一样，笔者也是“走进数量庞大的普通二本院校”的普通一员。读书时和毕业后都没有特别值得书写的人和事，大家按部就班地学习、工作、生活。也正是因为平凡，成为社会上“沉默的大多数”，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游离于各类媒体和文学书写之外。
近些年来，不少相对弱势的群体受到关注，频频出现于各类媒体报道和文艺作品中，如《我的诗篇》，关注漂泊在外的打工者；《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关注深圳人力资源市场上的一群青年人……但数量众多的二本学生，可能太过普通，成为众多媒体和文艺作品中的“隐身者”“失语者”。《我的二本学生》是少有的关注这个群体的作品，正基于此，其一经推出，便引发各大媒体的关注。《三联生活周刊》、澎湃新闻等主流媒体，华文好书榜等各种好书榜单，都对这本书投以大篇幅报道和大力推荐。
通读本书，我们可以发现，从作者进入大学的1992年到她第二次当班主任带的学生，时间跨度超过20年。20年的变化，黄灯在书中总结，1995年毕业的她和她带的2006年入学、2010年毕业的学生，差别并不太大：1995届毕业生享受了包分配待遇，通过读大学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命运；2010届毕业生，搭上了经济迅速发展和相对合理房价的末班车，也都在毕业后获得了较好的工作和生活；而等到2015级，也就是九零后们上大学时，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他们的发展更加多元化，有更多的不确定性。2015级的学生，跟作者的子侄辈差不多大，成长于网络迅速发展的时代，是跟2006级非常不一样的一代，作者在书中对他们进行非常感性的观察和理性的分析，给我们呈现了新一代普通青年的“群像”。
“世界已悄然改变，对大多数人而言，日常生活并未产生太大的变化，但那宏大的转身，终究会渗透进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会介入年轻的生命。”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也是对迅速变化的世界的一份记录。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