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领章》中的符号叙事
民间悲欢里的时代影像
《红领章》叙事基调是民间性、时代感和反思性。在后现代社会，物化成为常态，物质不仅是载体，还提供意义本身。而小说《红领章》提供的是前现代、农耕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投射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社会景观，从现象学和象征主义角度，思考一个具象时代填充生活的意识和情感，是我们重新进入已经逝去的年代，重新理解某种认知的过程。《红领章》描绘的是一幅民间生活景观，基于民间悲欢的话语里有很多东西意味深长。阶级出身，偶像崇拜，政治运动，大时代的小人物，个人生命与社会身份的异化互为表里。红领章和军装，不仅是英雄年代的形象化表达，还意味着某种观念在个人信仰及情感世界的回应。
小说叙事人是一个小女孩，是童年视角里的民间社会。媒人、乡邻和同学对待大哥和全家人的态度前后变化很大，亲近与疏远，崇敬与批评，皆来自于政治景观的想象和幻灭。守卫天安门，保卫毛主席，是附加在普通人身上的政治光环，在时代洪流之中，解放军以英雄化的时代价值认同，覆盖了具体的个人。民间文化中包含着神化和偶像化的心理需求，政治包装之外，依然会有其他人格神化。同时，民间的价值观里也包含着某种理想主义。日常生活被分离成为现实、想象的现实和超现实。利用带有表演性的场景，营造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这里面，个体的人往往携带着伪主动性，主体意识被他者观念所取代，对象化获得装饰性的身份。在聚集和围观的同时，我成为非我世界的一部分，内在自我在凝视他者过程中不断耗散和变形。
基于朴素情感的想象，或是现实需求的情景建构，具有丰富的暗示意义。母亲、我、姐姐、姐夫、大哥、糖果、饼干、茶、香烟、新衣服，建构了一个具有想象性的情境，包装过的情境中的每个人积极扮演着各自角色，那些生活瞬间里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意味。说媒的，凑热闹的，看笑话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在场者，而大哥作为北京归来的与毛主席握过手的英雄，提供了超越日常的表演舞台。小说叙事借助各种生活场景呈现特定时代人与环境的关系，把某种观念日常化，政治和国家的力量折射在普通人的命运里，和小雨老师的疯癫构成了镜像关系。与爱无关的出身、职业、商品粮，局长书记家的女儿，从最初大家认为应该选出最好的姑娘才能配得上大哥，到最终这些姑娘被逐一否定，成为乡邻批评大哥的合力，民间婚丧嫁娶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观念遭遇挑战，就像八大姑子对母亲的怨怼：如果你儿子不是军官，哪个姑娘愿意嫁到你们穷得喜鹊都不愿落窝的人家！相亲闹剧以集体无意识构成众声喧哗的历史景观，表现为所有人的虚假在场。爱情和婚姻在民间本来就附加了很多非文化要素，疯癫作为另一个符号，提供了某种答案。
符号化与情感共同体
罗兰·巴特曾说：“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跨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作为叙事语言的一部分，小说中的红色，具有特定的表征意义。色彩对应个人情感和时代情绪，红领章，是景观社会的一种典型符号。这种符号化，在后现代社会尤其具有普遍性，时代洪流中如何建构个人生命感知和体验的记忆，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话语方式，今天，每个人的生活都已经沦为消费景观的一部分。而小说提供的记忆，来自于那个时代的情感共同体。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小雨老师和大哥被迫分手之后精神失常，小说中，白色的布，红色的领章，是小雨老师命运的两种色调，包含着历史反思与人道主义悲悯。从无条件的解放军崇拜，到乡邻无差别的鄙视，不是单一维度的人性或者国民性可以解释的。这种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来自于那个时代的历史认知，也来自于民间朴素的善恶观念。小说结尾，“嫂子手太快了，三两下，大哥左领上鲜红的领章就被撕了下来，踩在了嫂子脚下。”对于嫂子来说，大哥身上的农民标签并没有因为红领章而改变，她撕下来的，踩在脚下的，不是大哥一个人的尊严，还包括母亲和家人的虚荣，以及社会身份的还原。
一个假想的世界如何矗立起来，又是如何倒塌的，符号改造了生活本质，延展出来一个异生物体，成为人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重合及分裂。红领章作为某种介质，连接的是普通人与政治偶像。日常生活借助符号化，获得了超出柴米油盐的意义，成为时代话语的一部分。在历史文化心理困境中，分离出来一个旁观者，“我”从对大哥的无条件崇拜，到藏起来红领章，到指责大哥造成了小雨老师的悲剧，作为反抗物化重建自我的方向。被时代裹挟的大哥、母亲、姐姐姐夫、亲戚乡邻，在各种展示的过程中，被时代涂改的影像，以始终坚守善意的妹妹和重新辨认自我的大哥，结成新的共同体，站在弱者立场，那个真实的自我被重新指认出来。小说对现代社会景观有多侧面观察，围观并介入他人生活的民间力量，迷信、风水、官本位，民间累积了太多无形的力量，可以改变很多人的一生。一个时代有某种不为个人改变的整体性，也有着隐藏的自我否定力量。
没有带着红领章的衣服，大哥就像失去了灵魂；没有红领章的大哥，瞬间还原为一个被人蔑视的农民。大哥的遭遇并不是必然的，作者给出了大哥婚姻失败的结局，用以平衡小雨老师的精神分裂，用以对抗时代的精神分裂，民间道德观的分裂。时代把一些无辜的生命推向困境，具有某种普遍性，没有反抗的人生，说到底仍旧是单向度的人。而作者的否定和反思意图非常明显，妹妹的视角是纯粹的善，这一维度的加入，重新给出了希望和光亮，最弱者有着最善意的价值判定。红领章，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物象，是对人的内心世界复杂性的观照，探索的是情感共同体的内在肌理，以及大众在时代链条上的存在意义。
叙事人的道德选择
小说提供了三个时间，一是大哥当兵走之前，“一点儿都不好看，嘴边结了三四个黑痂，脸上爬满了明晃晃的青春痘。”二是数年后，大哥提干后返乡，“穿上戴着领章、帽徽的四个兜军装，脸白白的，肩宽宽的，个子也长高了。”三是结婚后回家，“大哥领口上的红线头，耷拉在衣领上，难看死了。”时空转换，大哥的形象从“一点儿都不好看”，到像一个“从银幕上从书里走下来的英雄”，再到“难看死了”，时间被折叠为空间的一部分，小说带着我们返回历史现场和生活现场，去思考民间文化伦理和政治伦理之间，个人存在的情感深度和道德自觉。红领章作为符号，悬挂在个人的生命史中，而时代并不会给出应有的全部解释。大众对英雄的崇敬，有些是出于信仰，有些是对权力的认同，很多神圣之物于大众而言更像是幻觉，却从本质上左右了世俗生活。
记录不同时代的民间生活细节，有着特别的意义。小说中以说媒相亲为主要场景，调动了民间文化的多种要素，七大姑八大姨的各种说辞里，包含着民间的敞开性和文化韧性。后现代社会，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都在隐形的变异之中。如今的民间社会既没有了对军人的崇拜，同时失去身份优越感的还有媒婆、风水先生等等民间的高人逸士。后现代社会面临更多的自我放弃和物质迷失，并且沉湎于这种自主性的放弃，如何从某种幻象中拯救现代性，是很多作家的隐忧和写作初衷。小说中的红领章、枪、军装、天安门，这些符号为何能够占领日常生活，政治话语替代日常对话，被反复复魅和祛魅。生活本身的内在惯性成为一种纽带，在身份错位中，获得认同感和参与性，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安全稳定的联系。小说叙事具有一定的戏剧性，少数人表演，多数人围观，围观者对表演的投入甚至超过了表演者，成为剧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道德天平在投入和出离之间摇摆，而我们寻找的是那个内在的自我，既在场又不在场的庞然大物，能否重新厘定社会生活的秩序感，是避免再次掉入历史陷阱的基础。
小说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也没有什么传奇色彩。从塑造一个英雄，到遭到众人的抛弃，门庭冷落无人问津，日常生活被围观、被塑造，只不过是民间社会的一场集体出演。而大哥从迷失到找回自我，找到内在的生命支点，民间世界才获得了真正的精神力量。同时，叙事人的选择，把民间的正义性，放在一个更低的视角下来完成。妹妹的崇拜，既有孩童的纯真，亦有去政治化的人格崇高感，而不断的补救中，包含着价值的修复，既想维护哥哥的形象和军人身份的骄傲，又是出于善的本能，并且没有妥协。
小说讲述的是过去的年代，朴素的情感，嘈杂的民间，寻求自我观照的超时空视角，对某种集体无意识的反思。在自我认知的重建，以及对他人境遇的理解中，思考生活平庸化的根源，克服主体性的缺失与理性的弱化。小说提供了洞察身边事物的视角，反省内在的服从模式，无知无觉的异化过程，重新审视悬置在高处的道德理想。在大哥小心翼翼的触摸和流下的泪水里，曾经虚浮的生活被质疑；大哥最终对小雨的寻找和治疗，是作家给出的自我重建之路；而妹妹拾起红领章，擦去历史和生活的灰尘，意味着对一种信念笃定的坚守。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