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与崇高
一、创作主题明朗，日常中蕴藉崇高
创作主题，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和统帅。有人认为，一部作品能不能成为佳作，往往取决于作品的立意。立意高远的作品，一般具有主题鲜明集中、新颖深刻、积极向上等特点，这些特点又为崇高美学所推崇。
湖北这一届获“骏马奖”的两部作品，都有鲜明的、崇高的“家国”主题。《父亲》反映的是老英雄深藏功名、淡泊名利，在少数民族地区为党为国为民奉献一生的主题。《清江》反映的是土家山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以及土家人如何固守本分，将人世的善良与美德代代传承的文化主题。这些主题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当下性和民族性。
关注现实、书写时代是作家的责任。湖北的少数民族作家敢于面对现实，书写时代潮流中引人思考、催人奋进的事件，表现出敏锐的担当意识。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作家将其置设于平凡的生活，通过生活的亮点照映出人物的光彩。《父亲》中的张富清，收藏起战争年代获得的功勋章，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主动申请到地处偏远、交通落后、生活贫穷的山区工作。他抛开干部身份，扎根基层，带头干最苦最累的活，与土家族老百姓共同吃住，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艰苦创业。《清江》则通过“我”的成长，见证一些平凡人物的生活足迹，表达底层劳动者重情重义、互帮互助、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这些看似平常的事、平凡的人，内蕴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报效祖国，不怕牺牲，自强不息，仁爱天下。这些精神就是信念、信仰和理想的具化，是崇高品质的展现。
书写崇高，表达崇高的方式多种多样。当人性之光辉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极高境界，人格便得以升华，进入神性境界，崇高得以彰显；当神性落地，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人性的本真自然流露。两部获奖作品的作者们将保卫祖国、建设家园等宏大主题蕴藏于日常生活，通过日常生活展示人物健康的人格，美好的心灵，以及为国家、为集体、为他人利益而乐于奉献、敢于牺牲的精神，作品呈现出崇高美学特点。
二、突破传统，创新英雄叙事
书写人物的崇高品格时，如何避免滑入“高大全”形象的窠臼，很多文学创作者往往煞费苦心。如果书写过度，就容易导致人物“神化”，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无我无私”者，人一旦变成神，其真实性就会丧失。如果表达不及，人物的崇高品格就得不到充分展示，没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就产生不了艺术魅力。湖北这一届获“骏马奖”的作品基本突破了传统的“高大全”英雄塑造模式，让英雄走进日常生活，在日常琐事中，显露他们的纯朴与真诚。
《父亲》的主人公张富清在战争年代是战斗英雄。他舍生忘死，争做突击队员，面对枪林弹雨冲锋在前，多次立下大功，得到过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签发的嘉奖令。新中国建立后，他又准备参加抗美援朝。因战争结束，需要分配回地方。面对新的生活机遇，张富清完全可以凭借辉煌战功分配到理想的工作，享受更好的待遇。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1955年张富清带着主动“投奔”来的妻子孙玉兰奔赴到遥远的鄂西南山区——来凤县工作。两个从小就接受汉族文化熏陶的年轻人来到土家族居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交流和生活习俗方面的困难自然不少。张富清和妻子却从不向组织提要求，而是深入生活，了解当地百姓疾苦，努力使自己迅速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他主动承担艰苦岗位的工作，一心一意服务群众，把山区建设当做自己的首要工作。只要是生产生活中最急迫的事情，有利于集体的事情，张富清总要千方百计解决，以此团结各族人民，稳定人心稳定社会，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发展地方经济。年老退休后，他把自己的公费医疗管得紧紧的，不让子女“沾光”，就是一粒药丸也不给“借”。其事迹被媒体报道后，他仍然一再叮嘱子孙要谦虚谨慎，不要大肆张扬。
和平年代，张富清总是走在生产第一线，哪里艰险哪里上，哪里需要哪里上，不喊空头口号，只管脚踏实地干事，而且处处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人民大众的利益、集体的利用放在首位，带领当地群众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有困难不伸张，有成绩不炫耀；不计个人得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就是张富清的人生态度。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张富清时称赞说“你都做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张富清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做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是崇高品质的典范，同样是人民英雄。
张富清的事迹未被公开之前，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名普通的基层离休干部。95岁的生涯中，他遵循低调做人、勤恳做事的准则，将自己隐没于日常生活，通过平凡小事实现自己的价值。当他的事迹成为范例，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时，张富清用一生修炼铸就的崇高品质骤然释放，光彩夺目。
作为报告文学，《父亲》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完美结合的佳作。缪朗山在探究贺拉斯“合理原则”时，引用了他《诗艺》中的诗句来说明“真实”的重要性，“虚构也须接近真实，才能使人欢愉”。当然，艺术的真实必须符合生活的真实。“真实”是文学的最大特点，也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事实上，报告文学就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真情表达。如何记录，如何表达，则取决于作者的技巧。
《父亲》的两位作者田天、田苹，都是土家族作家，对土家族文化有着深入骨髓的熟知。田天经验丰富，擅长写报告文学，善于采写重大题材，运用宏大叙事，描绘当代的卓越人物。田苹的写作领域涉及小说、散文、影视剧本等，情感细腻，叙事委婉。两位风格迥异的作家合作写张富清，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张富清和妻子进入恩施，进入来凤工作（1955年）后，作者善于将土家族文化补缀期间，通过生活细节展示人物的心灵世界。土家族很特别的一些风俗如跳摆手舞、吃合渣、做粑粑的习惯都是他们在生活中慢慢学得，并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对于生活中的一些矛盾，作者也没有回避：分管粮食的丈夫叮嘱妻子把细粮让给他人自家多买粗粮的无奈；丈夫亲自裁减妻子岗位的矛盾心理；工作途中偶遇妻子却不能回家照看的遗憾；心疼妻子辛苦却不能减轻其负担的负疚心理；孩子们瞒着母亲老远去单位看望父亲，父爱却不能给美食也不能陪伴。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反映出张富清内心温和、慈爱，做事严谨。为人正直的形象跃然纸上。
文本从第一章“部队来信”到第十一章“老家，是个传说”，所述内容都是云淡风轻。第十二（突击队员在成长）、十三（永丰之战）两章回忆张富清如何成为英雄的战事，写得惊心动魄。后面几章则是英雄出山后的社会影响。这个结构看似平淡，却蕴藉着匠心。即作品的总体格调是运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将现实与历史勾连，将顺叙与补叙交织，将张富清的晚年现状与青年记忆结合，一个有血有肉的、情感丰富的英雄形象呈现出来。作品的叙述顺着人物贴近生活这个特点徐徐展开，让人物形象在他一生的工作与生活中渐渐丰满、步步高大。由此完成将崇高蕴藉于日常、在日常中彰显崇高的英雄形象的叙述，创新了英雄叙事模式。
相对而言，《清江》中叙述的人物没有张富清这样具有典型性，所写大多是清江两岸普通百姓的生活琐事。作者将文本风格定为“风情散文”，故多在风土人情上做文章。什么样的土壤，创造什么样的文化，写作出什么样的作品。
从行文可以看出，作者徐晓华实际上是用小说笔法写散文。文本中的每一节都有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甚至事件的发展过程与结局。完全符合传统小说所要求的人物、情节和环境三要素。其实，用小说笔法写散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存在。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散文》，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山南水北》等作品都如此。从这个角度讲，小说和散文的界限并不鲜明。或者说，人们在有意识地打破小说和散文的界限，充分发挥文体优势，创造出有特色的作品，由此创新文体。
对于散文文体的创新，当代批评界尚少有理论关照。文学批评家贺仲明忧心地指出，“以至于在今天，要辨析出到底什么是‘散文’，散文有什么美学规范和内涵特征，都让人莫衷一是，难有准绳。散文成了一个似乎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但其实又似乎什么都没有的概念”（贺仲明《建构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这个论断很犀利地指出了散文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特别是对散文文体研究的理论缺失。作为散文新人，徐晓华吸收了传统散文的优点，却没有束缚于传统散文，而是凭着自己对文字的理解，对文学的执着，秉着“真情实感”的体悟，依照“自由自在”之美的原则去创作散文。他在清江河边长大、工作，喜爱清江的山川风物，关注清江人的家长里短，用最贴地的姿态，直接从人们的口语中择取最简练、最鲜活的话语去描述他们衣食住行的日常状态，特别是木匠、铁匠、篾匠等手艺人的质朴、真诚总是让人感动。
他（于大叔）常常得意地说，砍竹要问摇三姐，划篾要问寸三娘。竹子砍回来，一经他的手，就变成活蹦乱跳的篾丝儿，在院坝里舞。斗笠编好了，他着急送人，给隔壁邻舍，送坡上坎下，就是渡口过河的人，他也生拉硬扯给人塞一顶，这么大雨，淋病了哪门得了！
这段话运用俗语、方言恰到好处地描绘了勤劳、聪慧、热心肠的篾匠于大叔形象。编织竹子斗笠是他的绝门活儿，精心编织的斗笠却不用来换钱，而是送给左邻右舍甚至是巧遇大雨的过路人。不为钱财，不图名利，只为自己的手艺能造福他人，这就是篾匠于大叔的朴素道理，生活的简单目标。他的纯真与质朴是清江河人共同品质的体现，也是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崇高美德的写照。
纵观全书，《清江》所述对象是清江两岸的土家人及其酸甜苦辣的日子。日子是琐碎的，生活也是平淡的。但是，年复一年的琐碎、一代又一代的平淡能够像河水一样日夜不停的流淌着，其中一定有河床一样稳固的文化语境，有流水一样变动不居的生活事象。这种语境、这些事象就是生活的创造者们一代代传承、一代代努力奋斗的结果。万千平常的日子逐渐沉淀出土家族人的生活底色，沉淀出土家族特有的文化内涵，进而造就一方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文化。日常生活的琐碎中，亦透露出人性的本能——生存，人性的本质——善良，人性的本真——坦诚，人性的本色——单纯，人性的美好——仁爱。生存，是一切之基础，善良、坦诚、单纯、仁爱又都是英雄人物所具备的基本素质。若这些素质都能在普通大众身上呈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就会风清气正，人们就会安居乐业。国泰民安，这不就是英雄们的终极目标吗？从这个层面讲，《清江》是采取底层叙事来表达人类的崇高品质。
从这两部获奖作品来看，作家并没有固守传统，而是利用各类文学体裁的特点，将英雄人物的成长、英雄品格的熏陶语境置设于少数民族文化语境中，由此阐明崇高品质的生成与其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无论是报告文学《父亲》，还是长篇散文《清江》，作品文体各不相同，写法也各有千秋，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就是对土家族文化的深情书写，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恣肆张扬。
土家人重情重义，有丰富的民俗文化。仔细阅读这两部作品，可以发现，土家族的歌谣、俚语、俗语、方言等，遍布于作品的各个角落，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作品对土家族的民俗文化、民俗礼仪都有比较细致的叙述，有的地方甚至是浓墨重彩的细描。
《父亲》中许多关于土家族的传说、故事、生活习俗；《清江》中许多的歌谣、俗语，都充满泥土气息。蕴含人情味的习俗、充满野性的民歌、粗鲁的俗语、土汉混杂的俚语、方言，显露了人物的真实身份，真实情感。人物生活的烟火气，增添了文本的真实性，趣味性。普通人物成长为英雄，固然与自身的追求、信仰以及某些机缘有关，还与他生活的环境有关。没有一个人是天生的英雄，也不可能有天生的崇高。是社会、时代和生活的需要培养了英雄，铸就了英雄品格，凝聚了崇高美学风骨。土家族是一个生活在山地的民族，严酷的自然环境培养了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性格，他们崇尚英雄，崇拜英雄。从远古的廪君，到近代的陈连升，再到现代的何功伟、邓玉霖，再到当代的王国光、张富清等人物，都可以看到他们身上展示出的英雄品格。是英雄品格铸就了民族品格，同样也是民族品格造就了英雄人物。可以说，土家族是个崇尚英雄的民族，也是个出产英雄的民族。
三、建构崇高，迈向经典
崇高，既是作品创作的主题，也是作品迈向经典的一种美学品格。宏大叙事中彰显崇高美学特质并不困难，要在日常经验中完成崇高表达并非易事。如果没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没有过硬的写作功底，其难度可想而知。
文学作品书写英雄，书写崇高，未必能够成为经典；反过来，文学作品要成为经典，一定有某些崇高的核心质素。英雄气质，英雄品格，英雄形象，一直活跃于中国文学。从古代的夸父逐日，到孙悟空西天取经，再到当代的杨子荣智斗土匪，这些形象都是中国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尽管各位英雄的动机不同，行为不同，但他们都具有相同的品格——为民除害，为民谋利，牺牲自己，幸福他人。张富清具备这些品格。他的纯粹、勤勉是这个时代需要的精神。战争年代他冲锋在前，用生命捍卫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平年代，他吃苦在前，挥洒汗水建设祖国；商品经济时代，他收藏功名，不张扬，在平淡中安度余生。
“崇高的感情是恰到好处的真情”，“能使人达到狂喜状态”，朗格诺斯如此说。真正的英雄，是用真情感动人的人，是身体力行地造福人类的人。因此，英雄们都具有崇高的感情，具有伟大的人格。作家塑造英雄，也需要抱有崇高的感情，有“仰慕伟大事物的热情”，并非标签式的、符号式的书写人物。叙述崇高并非几句空头抒情或议论可以表达，而是需要运用巧妙的叙事技巧，巧妙的语言文字，在“草蛇灰线”式的交代中，前后照应的细节中呈现。“‘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才是一部作品最好的艺术表达方式，这也是鲁迅一再提倡的作家要使用‘曲笔’的道理。”评论家丁帆在《重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第5期）一文中深度阐释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时，强调鲁迅提出的写作技巧——“隐蔽”和“曲笔”。
《父亲》的标题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首先，叙述视角是曲笔。作者以子女的视角叙述张富清的一生，用晚辈的眼光看待长辈，以家属的眼光看待亲人，有亲近感，有真实感。在孩子们眼中，父亲张富清一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一位普通父亲而已。其次，叙事结构用曲笔。作品采用倒叙的叙事结构讲述英雄。前半部分（序幕除外）主要叙述张富清退伍后的生活。他如何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作品的后半部分，用回忆手法叙述他如何在战斗中立下巨大功劳，如何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这种倒叙就可以追溯他在工作中为什么会如此执着，如此舍己为公的原因。如果说年轻时立下战功有时代的偶然性，那么他壮年后固守本分，收藏功名，还努力奋斗在最艰苦的岗位上，就可以看出张富清信仰之坚定，理念之纯粹。他的崇高和伟大就是守住初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一生。
《清江》其实同样是用曲笔写崇高。清江河边的土家人没有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只在平凡生活中过着平凡人生。作者塑造了勤劳能干的母亲、敲敲打打的铁匠、心灵手巧的朱木匠、乐于助人的篾匠、向河里讨生活的闯滩人、舍己救人的大善人贺大肚子等人物形象，他们的勤劳、质朴、忠厚、善良品质映照出清江流域淳厚的村风民情。透过这些平凡，可以看到普通人身上绽放的人性光辉。铁匠当过兵，二胡拉得好，铁货做得好，他打造的铁货深受当地村民喜爱。愚幺哥是清江河捧出的泥匠，哪家修房都少不了他，是个宝贝疙瘩。朱木匠修屋的本事在当地交口称赞，他还会唱许多上梁赞歌，由他经手修建的房屋主人住得安心。这些民间的能工巧匠，靠手艺和力气造福地方百姓。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在他们手中创造并传播，民间社会的秩序和规则在他们手中得到传承。勤勉、友善、真诚是他们固守的准则，当这些准则成为一种地方风气，成为国民品格时，它们内蕴的价值就得到极大的彰显。
由此可见，崇高具化为日常生活，就是人民称颂的优点，当许多人的许多优点凝聚并升华为风尚，就是崇高品格的显现。
“骏马奖”颁发对象是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作品和翻译工作者。中国有56个民族，在这个大家庭里，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生活着，为民族的团结繁荣、为国家的建设发展、为每个劳动者的安居乐业做出了多种多样的贡献。创业，无疑会涌现许多英雄，所以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都有自己的崇高美学理念。各民族的英雄、各位英雄的崇高品质凝聚一起，就汇聚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英雄，汇聚中华文学的崇高美学特征。
“骏马奖”获奖作品已具备许多经典要素，能否成为经典，尚需时间检验，社会检验，读者检验。崇高，作为重要的美学品格，应该驻扎于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善于发现崇高、书写崇高，用优秀作品铸就崇高美学品格，进而创造经典，留下经典。少数民族文学是大中华文学的组成部分，有责任有能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贡献民族文化力量。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