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灭籍记》：戏谑现实下的自我验证
所谓“籍”，在汉语词典中被认为是：“记册、个人对国家或组织的隶属关系、出生地或祖居地、姓”。事实上，小农经济所主导的社会发展历程之下，一家一户往往是世世代代在一个地方生存，除非出现诸如饥荒、战争等大事件、大灾难，不然都鲜少发生人口迁移。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影响之下，中国人对于籍贯、家族这类要素尤其重视，宗族理念、落叶归根等思想也尤为深重。
在这种对籍贯身份的强调之下，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往往开始需要以各种证明去证实自我的身份及价值，这样的证明落到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不少“如何证明你是你”“如何证明你妈是你妈”这类啼笑皆非的笑话。范小青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状况——由一张纸确定的身份，究竟是对身份的保护，还是现实语境下的荒诞不经。人究竟应不应该由别人证明“我”的存在，这类关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和焦虑，直观地构成了小说的主题。
和其他的女作家不同，在范小青的作品中，性别意识并不十分浓厚，与之对应的，是其作品中强烈的错位感和荒诞感，而这种表象的奇幻飘渺之下，暗藏的是她对于隐秘现实运行逻辑的困惑与质疑。因此，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是她对于“人”的思考，人应当通过怎样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这种证明本身是否合理，又是否具有必要性，都是范小青对当下社会环境所提出的世俗焦虑以及精神追问。
《灭籍记》的故事并不复杂，年轻人吴正好在家中发现一张能够证明身份的纸，为了寻找自己的身份，或者说为了得到郑家老宅，他开启了寻人和证明自己身份的路途。而在这条故事主线之下，一纸证明串联起三个时代背景下三个人的不同命运，这三个故事相互追溯调整，形成了互文效应，使读者在抽丝剥茧式的观照中完成了对历史与现实荒诞的认知。
本文就将以《灭籍记》为叙述主体，试图探寻范小青在作品中所表达的身份焦虑，并在其戏谑生动的语言中，挖掘其对时空表达上的情绪张力，借此对僵滞的现实秩序下人的自我身份认同验证，提出一些社会层面的思考。
一
现实困惑之下的身份焦虑
《灭籍记》是以三个时代背景下的三个人物对于身份的寻找以及验证，作为小说叙述的主体内容的。而在这些主线人物之外，作者还穿插了其他小人物对于身份的认知，去展现历史语境下不同身份的困惑和焦虑。
首先出场的人物是“真孙”吴正好，小说在一开始，就以吴正好为第一人称，表达了对“假子真孙”的认识：“如果一定要我说，我能想得出的理由是这样的：我的父亲吴永辉是我的爷爷奶奶领养的，我父亲可以称他们为养父养母，但是我却不能喊他们养爷爷养奶奶，我得规规矩矩地喊爷爷奶奶。”
在这种有些绕口令式的叙述中，吴正好关于身份的第一重认知就此展现出来。
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大部分人对自我或别人的最初印象往往是来自于其父母，中国人讲究门当户对，讲究“龙生龙凤生凤”，同样也讲究“养儿防老”，在这种世情之下，父母是人们认识自我、认识世界最为直观的标准。而当父母这一重元素被直观否决，也无怪乎吴正好提出了对身份的质疑。父亲是自己的真父亲，而爷爷奶奶却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吴正好只能陷入了漫长的对祖先身份的找寻之中。
“真孙”吴正好经过漫长的追溯，终于找到了他以为的奶奶——叶兰乡。
和吴正好一样，“叶兰乡”的自述也在一开始就进入了混乱的叙述语境中；“我是叶兰乡。我不是叶兰乡。大家都叫我叶兰乡。我知道我必须是叶兰乡。以前我也试过，我说，我不是叶兰乡。结果，他们就让我吃药。在吃药和承认是叶兰乡之间，只有一种选择。当然，我选择我是叶兰乡。”
这一串令人云里雾里的叙述过后，读者显然也陷入了模糊暧昧的影子。这个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人，究竟是不是叶兰乡？紧接着，作者就在现实与历史的穿插中，讲述了“叶兰乡”，或者说郑见桃的故事。如果以现实的背景去看，郑见桃是一个彻底的悲剧性人物。她和未婚夫两情相悦，却由于荒诞的历史背景，失去了自己的恋人，又在这一情感困境之下，再次失去了身份。作者将她的遭遇巧妙设置在了政治动荡的年代，出于时代的荒诞感，这一人物身上的荒诞属性反而得到了现实化的处理。
没有了那一纸证明的郑见桃只能不断地偷取别人的身份来生活，最开始，她是青涩而懵懂的，她并不习惯那些身份，总是错漏百出，只能不断逃跑，而越到最后，她越习惯于扮演别人，甚至在最后，在叶兰乡的帮助之下，成为了叶兰乡，过上了她曾经所希求的好日子。
这是作者所表达的第二重身份认知，如果自我的身份需要通过一纸证明来进行验证，那么人们自然也可以通过这一张纸去扮演别人，甚至是在最后成为别人。
故事中还有个很有意思的情节：郑见桃偷得的第一个人的身份是赵梅华，而公安局为了缉捕到郑见桃，在电线杆上张贴了缉捕赵梅华的告示——“那赵梅华的运气也真够背的，好好地出来出个差，结果成了通缉犯。更可怜的是，赵梅华丢失了介绍信，她连赵梅华也不能做了。也不知道后来她做成了谁。”而在几年之后，郑见桃又一次拿出介绍信想蒙混过关时，郑见桃这样说道：“现在几年过去了，通缉令应该早就失效了，赵梅华也应该早就找回自己了，或者她早已经成为另一个人了，我就再借用她的身份混迹一下吧。”
由此所展现出来，在以一纸证明为最核心自我身份验证的要求之下，“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丢失了介绍信，“我”也就不再是“我”，至于“我”会变成谁，谁知道呢，或许取决于下一个对象。那么可怜的赵梅华，将如何在没有身份的背景中生存下去，重新找到身份，是作品一条暗示的隐线。
作者对身份的第三重认知在于郑永梅。郑永梅的自我叙述同样是绕口令式的：“只是，我虽然出来了，但其实我并没有出来，他们只是知道了我，他们还必须找到我，我才算是我。那我到底是谁，我到底在哪里呢？”紧接着，作者第一次直接地表达了存在验证的道具——纸。
“其实有一个办法，大家都知道，纸。如果暂时找不到我这个人，可以先找我的纸。我当然是有纸的。有人就有纸，或者，反过来说，有纸才有人。”
在这一存在的验证道具下，郑永梅作为叙事主体的工具性被大大减弱了，读者需要一直到后半部分，才能恍然大悟般了解到，原来这个一直以第一人称叙述的郑永梅，其实是不存在的，是叶兰乡为了摆脱身份所塑造出的一个虚无的个体。当这个谜底被揭开之后，显然，故事进入了完全荒诞的叙事之中。叙事主体是不存在的，那么他所叙述的故事还具备真实性吗？而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郑永梅，竟然在母亲的步步为营之下，完成了从幼儿园乃至出国的人生经历，甚至人人都隐约地记得他的存在。
与此同时，郑永梅被创造出来的动机也十分有意思。叶兰乡被无端地认为是女特务，因此只能去创造一个儿子，并不断地伪造他的身份，借此洗去特务的嫌疑。看似动机明确，但细细分析之后，就会发觉到其中的吊诡之处。叶兰乡并不是女特务，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女特务，需要去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人，甚至最奇特的是，伪造这个人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学习经历等等，竟然比叶兰乡证明自己不是特务这件事还要简单。
这一情节的荒诞性是大大超脱于人的想象的，但在作者草蛇灰线的描述之下，这一情节又有了其真实的合理性。在这一重身份认知之下，作者所表达的意象十分鲜明了：既然一张纸就可以证明一个人，那么作为人存在的我们，还具备什么现实意义呢？
僵滞的现实生活秩序之下，纸大于人，这种深刻的身份焦虑，充斥于文章之中，凸显的是范小青对于人自我身份的焦虑和恐慌。
二
叙述风格主导的空间视觉调整
小说《灭籍记》在叙述风格和策略上都很有意思，值得作家们在哲学叙事中进行对照化的学习。作者全篇都是以第一人称进行书写，分别由吴正好、叶兰乡（郑见桃），郑永梅三人作为叙事主体，组成了小说的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相互映照共同书写，使得故事内容得到细致描画的同时，又展现了丰富的叙事色彩。
第一人称叙事语境之下，人物成为了叙述的核心。作者在三个部分中，所展现的语言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每个人也都在这种自述式的表达中直接展现了自我的性格色彩。
吴正好是一个活在梦境里的人，在他的自我表达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精神荒凉无趣，沉溺在冷淡与虚无之中的个体。他受不了父亲吴永辉一直躺在躺椅上的“不求上进”，但同时自己也是一个沉迷游戏，连自己究竟做什么、在哪家公司上班都弄不清楚的人。不仅如此，小说还一次次地将他的梦境与现实相混合。在小说第一部分，他寻找契约的过程中，他不断地被认出，又不断地失去自我。他搞不清楚为什么每个人都仿佛认识自己，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而他却并不记得自己做过这些事。在这种叙述语调之下，作者在空间的缝隙中藏入了荒诞的影子，梦里梦外、幽灵鬼神、乃至于存在与虚无，都成就了恍惚而真伪莫辨的人性表达。
作者甚至混淆了梦境与现实的界限：梦境里看到的纸，在现实的抽屉里找到了；紧接着，现实中所碰到的人，又在梦境中不断上场。小说中也一次次地提到：“该醒来了”“别做梦了”等等仿佛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梦的解释，在这种混乱之下，现实的质感与梦境的暧昧混杂在一起，形成了虚虚实实的哲学表达和现实性追问。
而郑见桃则是其中最为戏谑和荒诞的人物。她的人生经历在现实语境下，可以看作是一出可怜的悲剧，然而，在她的自我叙述中，却俨然成了一种玩味的时代反讽。也是在第二部分中，关于她的第三人称叙事是最多的，或者就证明了在作者的视角下，郑见桃的人生其实就连她自己也都做不到客观和真实的描绘，因为在一次次扮演别人的过程中，她早已失掉了自我身份的认知。正如她将自己的人生所下的判断：“我这个人的人生，就是两个字，两个相反的字，一个就是逃，一个就是追。逃我的人生。追我的人生。”而无论她的身份最终逃于往何处，又追寻到了什么，其本质所彰显的都是对时代的反思和自我身份虚无的恍惚与荒诞。
郑永梅这一角色是幽灵式的，在他的角色认知之下，读者获得了一种间离式的情节书写。郑永梅这一叙事主体并不存在，因此第三部分中，就是不断的自我矛盾和极度荒谬。当历史主体和人物身份形成了戏剧化的真假难辨之后，人物也就此陷入了焦虑的荒唐之中。而可笑的是，吴正好们在不断进行身份自证和寻找祖籍的过程中，也不得不在骗子的手中，“杀死”了郑永梅，也就是小说题目所说的“灭籍”。一些纸证明了郑永梅的存在，却无法找到郑永梅。而为了得到一切，接着用一张纸来证明郑永梅的死亡。
另外，小说虽然以第一人称为主体，但仍然借用了叙事转换带来了对时空观的调整，从而展现了全知全能的色彩。相较于全篇第三人称叙述带来的对人物个体心理的疏漏，而全篇第一人称的叙事又会失去对整个事件的观照。因此，作者巧妙地采用了二者结合的方式，并且将第一人称的叙事分配在了三个人物主体的身上，借此去调整故事内核以及发展顺序。
正如小说的最后，吴正好醒来时所言的：“后来我睡着了。或者，后来我醒了。无论我睡着还是醒来，我都是在玩游戏。这款游戏的游戏规则就是改变，只要在任何线索的线头上做出改变，结果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由此，作者仿佛并不满足于对身份的找寻这一历史课题，而选择将人生境遇划归为无数个分叉且游离的路口，杂乱的毛线头所指向的是无数荒诞虚无的人生，而最终走向是哪一条，是偶然而又必然的选择。
三
独具中国特色的历史意志与世俗经验
虽然小说的主体，强调的是人物在自我身份验证过程中的荒诞与沉重。但抽离母题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小说在历史背景之下所提出的对于独具中国特色的历史意志的思考和选择，甚至可以从中窥探历史发展过程中，同一身份之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命运。
首先，就身份认同这一理念而言，就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情绪表达。在西方哲学之中，人人信仰上帝，都是上帝之子，人人平等，都以今生的赎罪来换取下一世的幸福平安。他们并不需要身份认同，或者说，他们的身份认同更多地出自于对上帝的认知。但这种信仰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我们对宗族乃至于家国的信仰远远高于宗教，因此，人们会不断地强调宗族理念，也就是试图在这种传统伦理道德中完成对自我身份的找寻和验证。
吴正好对祖辈的找寻，固然有对老宅的贪婪，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内心对于“假子真孙”的困惑质疑，使得他迫切地希望寻根归宗；郑见桃自我身份的丢失其实源自于其对丈夫身份的失落，在她看来，和爱人的相聚，也就是作为王立夫的妻子所存在的这个身份，远比她本来的身份要重要的多；郑永梅就更不必提，他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证明母亲叶兰乡的清白，而在叶兰乡虚构塑造郑永梅这一角色的过程中，反而自己陷入了身份的迷茫之中。
通读全篇，整部作品中的人们其实都是在一个极具东方情绪的特色历史意志下，去进行的自我表达和追溯，实现的是一种温和而缓慢的异变。
除却这种东方式的情感递进，作为独特存在的政治历史背景，也是独属于东方的历史意志。作者首先将视点聚焦于新的时代背景下人自我情感的缺失和虚无，也就是吴正好和吴永辉在冷漠现实下的自我沉溺，对他们而言，时代背景和价值体系的崩塌与己无关，唯一能够调动吴正好积极性的是他所看重的经济利益，而他的女朋友林小琼和林小琼的母亲刘金灿，也是为了经济利益向吴正好靠拢。在这个角度来说，作者显然是对当下的现实环境进行了暗讽。市场经济的发展之后，人的自我身份认同被利益所取代，以精神生活的荒凉换取物质生活的一点点利益，在这种冷血疏离的思潮之下，人物的自我身份验证由沉重的找寻走向了一个反讽的戏谑之中。
而郑见桃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颠沛动荡的政治环境之中，王立夫的被打成“右派”和后来叶兰乡被诬蔑为“女特务”一样，都荒诞而可怖。王立夫热爱宋词，教书也优秀，但他只是出门打了个喷嚏，就被轻易地扣上了“右派”的帽子，被扔下了乡。之后就和一个寡妇结婚，就此泯然众人。而叶兰乡被污蔑为“女特务”则更为无厘头。因为她没有孩子，因此她一定有秘密；一个女人的秘密是什么呢；她是一个女特务。
在这一层层推进的微小悲剧中，人物就此走向了自我灭亡的闭环。王立夫与叶兰乡的个体命运只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个人命运被轻巧地改写，换来的是时代的动荡和悲哀。
而在最后的郑永梅的叙述中，他成为了母亲心目中的拯救者、救赎者。在他的出现之后，叶兰乡才得以实现了自我拯救，而他所代表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志，就是在以纸证明身份最初期，人与籍的扭曲。一个从没出现过的人，却在几张纸的层层欺瞒之中，拥有了所谓个体意志乃至于一生的命运和走向，这一情节在荒诞之余，很容易引发读者对于时代的思考。郑见桃因为没有身份的证明，无法活成自己，只能不断偷取别人的身份，而别人在失去身份之后将如何生活，小说中没有对其进行细致描绘和刻画，但反而更加引人思考。而郑永梅，却是因为母亲的几张证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活在了每个人的口中，每个人的心里。
同时，也是在时代经验的背景之下，我们又能看到，身份在不同历史进程中的不同命运。王立夫作为一个优秀的教师，曾经是受许多人欢迎的存在，但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下，他只能被作为牺牲品，走向了枯萎。叶兰乡和郑见桥希冀通过捐老宅、参加革命来洗脱“知识分子”的身份，失败之后，他们既丢了儿子，也失去了自我。尤其是叶兰乡，变得刻薄尖酸，甚至需要靠臆想中的儿子郑永梅来维持对生的向往。但同样是她，随着社会的重新进步，她又能够从“过桥”那儿拿到很大一笔退休金，被人称为“先生”，使得盗取她身份的郑见桃，得以体面而富裕地度过老年生活。
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世俗经验，直观地成就了时代背景之下的情感表达，在家国观念下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找寻，是中国人所独有的历史意志，同时也是值得被不断探究的情感轨迹。
四
荒诞的自我解构与错位追寻
范小青的文字风格是幽默的，她擅长以戏谑趣味的手法去讲述一个黑暗的故事。就小说中的人物而言，可以说，每一个人物都是有其悲剧性和灰暗性的。郑永梅描述永远躺在椅子上的吴永辉：“所以，说他是吴永辉，或者说他是吴永灰，都一样。他一辈子就像一粒灰。最后他还是一堆灰。这毫无疑问。”小说中对吴永辉的描述并不算多，大多是停留在儿子吴正好对他的嫌恶之上，不可否认，他是有着睿智而温和的一面的，正是他一次次地解决了儿子吴正好在寻找之中的难题，但长期的自我消磨使得他失去了对自我身份找寻的热情。
小说中另一个没有自述，但占据比例仍然很大的人自然就是叶兰乡。如果说吴永辉是在沉默中不断自我解构，那么叶兰乡就是在喧哗的背景下，不断地进行一种错位的追寻。叶兰乡显然是一个可悲的人，她原本是受过高级教育的漂亮女孩——“据说叶兰乡十八岁的时候，是女子师范的优等生，她能歌善舞，而且文采飞扬……那时候，叶兰乡走在路上，身后常有人喊，手帕掉了。她知道手帕没有掉，但还是回头莞尔一笑，她脸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笑的时候酒窝就深了，她平时穿着塔扣皮鞋，花样的布拉吉，她可以沿着优等生这条路走下去，会有前途的。但是她没有。她走了另外一条路。因为她看见了郑见桥。”
在全篇荒诞戏谑的写作中，这样大段的温和而细腻的描绘是极为少见的，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笔触下，叶兰乡之后的尖酸刻薄乃至于神神叨叨的疯狂，更显得可悲而绝望。当面对时代更迭时，她希冀于迅速找寻到历史的正位，因此就算伪造房契，也要捐出自家的宅院。甚至狠心送走自己的孩子，只为了参与革命。然而，这种极端的奉献和付出是错位的，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她不仅没能如愿参加革命，回来之后，她又丢失了自己的孩子。
因此，她又一次陷入了对孩子的追寻之中，她和丈夫近乎疯狂地找着那个看起来不大可能找到的孩子，甚至因此被人看作神经病，人人拿他们当笑话。在这样的背景下，她也仍然没有放弃对孩子的找寻。
紧接着的，她又开始了她错位的虚构。她虚构出来的郑永梅诡异地存在了，甚至被所有人都认同了。作者以郑永梅为叙述主体，讲述了整个虚构的故事，然而，故事的真实感就终结在了他们的叙事里：“他们当年从老宅子里仓皇出逃，他们以为逃出老宅就能逃出生天了。其实他们错了，他们逃到任何地方，都逃不出自己的命运。现在他们住在远离市中心的东风机械厂的职工宿舍，一间小平房，仍然放了一大一小两张床，小床是给我准备的。我看了看那张床，确实很小。其实早在几年前，彭师傅就问过关于小床的问题了，难道我父亲母亲忘记我已经长大了。”
床的大小不合，暗含着人物的虚构，同时，也借此直观地书写出了叶兰乡的错位认知。叶兰乡无疑是悲惨的，她好不容易熬出了头，却只能把叶兰乡的身份留给小姑子郑见桃。可以说，她的一生都是一场喧哗的、吵闹的错位舞台剧。
而无论是吴正好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还是郑见桃进入没有身份的真空状态之后，不断遗失自我导致尴尬命运，抑或是叶兰乡虚构了一个只存在于纸上的儿子郑永梅，这三者都反映出了一个真实而荒诞、朴素而戏谑的生活困境，凸显的是一种现实中暧昧而混乱的困惑与质疑。
其实，这类在历史语境下对自我身份的找寻并不鲜见。有的爱国文人在国家分裂之时，借用对故乡的怀恋抒发对自我身份的质疑，有的则是在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探寻个体的生存命运和精神空间。但范小青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将人物的荒诞性立足在了历史的荒诞性之上，并且利用第一人称的语感，不断调整叙述结构和个人表达境况，从而实现了一种错位的追寻。在历史的荒诞现实之下，人物的荒诞感具有了现实意义；而在人物的荒诞对话之下，历史的荒诞又具备了强烈的真实感。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情感表达。历史在这里仿佛成为了一个被不断涂抹的小姑娘。我们的确可以从不同的文献、不同人的叙述中不断地对历史进行回望和重现，但这些文献又是否真实，人物记忆又是否可靠呢？作者在身份寻找这一母题之外，也向社会提出了这种隐晦的思考。事实上，作者正是通过对叙述者不可靠性、叙述情节不可靠性的极端描绘之下，凸显出了对隐秘年代的特殊质疑与思考。
回观中国历史，这样对自我身份的找寻故事显然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也只有在中国世俗所主导的人物情感意志之下，作品才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张力。
范小青擅长运用戏谑而荒诞的笔法，去隐晦地暗示叙事主体本身的虚空，同时又能够在这种对人物的细腻观照之下，凸显人物在精神上的失序感与错位感。《灭籍记》糅合了这种虚空与错位的荒诞感，在幽默与严肃之间维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与鲜明，真正还原了某一群体的社会心理，乃至于实现了对社会精神的关注。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