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放》：扶贫文学的一个精致样本
地处云南西部的怒江州，是“直过”少数民族最多、边境连线最长、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区域，因之，脱贫之战在这里上演得更加峰回路转、惊心动魄，记录和书写该区域跌宕起伏的脱贫过程，其书写难度就更具有挑战性，文本意义非同小可。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怒江扶贫最具华彩的一段秘史——独龙江扶贫史，选择了国内最具实力的纪实文学作家徐剑及李玉梅秉笔书写，徐剑和弟子也不负众望，在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之际，奉献出了中国扶贫文学的一个精致样本《怒放》。
我是在病痛住院的年末时间里一气呵成读完《怒放》的。“一梭织千年，一条鱼儿活千年，一个民族彩虹千年，一个弱小民族走向小康生活，感动中国的故事，浩歌一曲花《怒放》，独龙江怒放，怒江惊涛……大美斯地，大美斯景，大美斯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当我读到全书这个结尾，也忍不住与作者同歌共吟：“渔歌一曲独龙舟，杜鹃花王水自流。日暮经声伊人远，漫天风雪下茅楼……”富于抒情也让人同情共振的《怒放》，让我一时忘了病痛，沉浸在作者逸兴遄飞、文思泉涌所激情描绘的独龙族历史和现实画图中，心绪联翩，思接千里，掩卷遐思。
《怒放》具有举重若轻、从微知著的艺术魅力。往细里写、往深处写，是《怒放》的一个显著特点。细到哪里？可以细到鸡毛蒜皮的生活细节。在独龙江畔，草果、重楼、花椒这些经济作物是如何生根开花结果的？农家乐、民宿、便利店这些草根经济形态是如何发育成长起来的？在大山之外可谓见惯不惊的商业形态，在21世纪的今天、在独龙江峡谷地区，却是以新事物的面目出现的，而且出现的过程还是拉锯式反复，有时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因为长期习惯于在封闭中年复一年安贫乐道的大山子民，对商业有着天生的抗拒和不适。要唤醒他们走出惰性、告别贫困，帮扶者往往要从生活细节的小处入手，对他们固化的“常识”进行一番置换，才可能在观念和精神上实现可持续性的脱贫。徐剑、李玉梅往细处着墨，写“老县长”高德荣是如何办种植园、手把手教同胞种草果重楼，从而让大山子民告别传统的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贫瘠生活的；写“要想富先修路”，独龙族是如何在国家全方位帮扶政策倾斜下，打通高黎贡山隧道，迅速实现整族脱贫的。深到何处？《怒放》洋洋洒洒的行文，写静水流深，写深山峡谷的沧海桑田，从独龙族命名的得来、大雪封山中断交通大半年的过往，抚今追昔，酣畅淋漓地书写出太古民族的蛮荒史、直过史、脱贫史，让人深深震撼于70年间独龙族的两度跨越，当下巨变。
《怒放》具有平中见奇，精于编织的结构布局。错落地写，往宽处写，是《怒放》的另一个特点。作者敏锐地捕捉到独龙族特有的独龙毯是以“赤橙黄绿青蓝紫”编织而成的。《怒放》以此巧妙结构，为各章节命名，用以书写独龙族脱贫的现实生活；又以“经线：刀耕火种”“木梭：三江并流”“纬线：彩练当空”穿插其间，将笔力往历史的经纬线深处探寻，书写独龙族的来历、往昔贫困的日常等历史纵深画面，交织错落的书写方式，“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使全书产生移步生景、切换自如的阅读体验，呈现出近景生动突出，远景浑朴厚重，民族地域文化色彩浓郁，时代特色气息鲜明强烈的整体特征。独龙江流表面的波澜不惊，却暗伏着时代变化的静水深流；《怒放》写一条独龙毯的七彩花色，却写出了新时代下七彩云南的瑰丽多姿和历史进步。
《怒放》具有唯真求是、抱朴守拙的底线坚守。搜尽奇峰打草稿、脚步丈量寻素材，是《怒放》的又一个特点。从云南走出去的军旅作家徐剑，对故乡故土可谓原本熟悉。但是为写《怒放》，他和弟子李玉梅浸淫独龙山水旷日持久，从江之头到江之尾，从孔当、献九当、雄当、迪政当到马库，徐剑和他的弟子都坚持用脚步丈量，对每一个扶贫安置新村都实地踏访，其中的艰辛难以为外人道。《怒放》需要一个一个故事讲述出来，一个一个人物刻画出来，要讲好这些故事，写活这些人物，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到生活现场去，到扶贫一线去，去聆听、去搜寻、去发现。徐剑近年来多次书写这类纪实文字，但人们往往只看到他高产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为了写作这些很有难度的作品的巨大付出，比如《怒放》那些毛茸茸的细节、那些藏在大山险谷中的故事，非亲历亲至者，是不具备讲述资格的。
徐剑深谙文学“真善美”的辩证关系，其文本总是置“真”于显著位置并以此统领“善”和“美”。因为就词性而言，“真”接近于一个名词，是中性的，而“善”“美”带有强烈的形容词性和赞颂调子。纪实文学强调其纪实性，它更强调于文本穷尽事实、指认真相，因此也要求书写者创作态度更甚于真诚，“修辞立其诚”。一个“真”字，包含了“真善美”的全部写作伦理，理应最受纪实文学书写者重视。即便是主题写作类别的“遵命文学”，也必须在真的旗帜下，坚持赞美而不虚美，遵命而不违心。徐剑曾经为自己设定过纪实文学的创作底线：不写流水账，不做表扬稿，不当传声筒。《怒放》可以看作两位作者对自己设定底线的又一次卓有成效的坚守和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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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