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书写与精神重塑——以王尧“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散文、随笔创作系列为例

关键词：王尧 “知识”书写 知识分子精神 西南联大

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王尧是为数不多的对“散文” 这一 “冷门”体裁进行系统、深入、持续研究的学者之一。其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当代散文史》以及后来出版的《乡关何处——二十世纪中散文的文化精神》《询问美文——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经典书话》等学术著作至今依然是研究当代散文和指导散文创作的优秀理论成果。正如范培松先生在王尧《中国当代散文史》的序言中所说：“他坚持写散文，欣赏散文，真个是爱散文、迷散文，把他的激情、理性和艺术感悟力都倾注到散文的研究中。”1

同时，王尧也是为数不多的将自己的散文研究成果自觉运用到散文随笔创作实践中的学者之一。他在《散文写作为何离散文远去》一文中认为：“这些年的散文写作缺少与读者的对话关系，缺少与现实的对话关系，而写作者疏于和自己心灵的对话更是一个普遍的状况。在这一松散的状态中，散文不乏优秀之作，文体有嬗变，技巧更成熟，但疲软之态始终未有大的改观。”2正是认识到当下散文创作的瓶颈，王尧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他的散文创作实践。这种实践，既有出于自我情感表达的需要和彰显知识分子精神操守的意图，也有复兴当下散文创作式微态势的努力。

因此，王尧的散文是有目的、有“规矩”的书写，这种“规矩”并非教条式的循规蹈矩，或者呆滞的生搬硬套，而是表现在书写过程中对立题命意、内容取舍、行文布局、遣词造句的有法可循，这也是其长期研究散文、欣赏散文以及散文写作训练成果的集中展示。尤其是在其创作的有关现代文学史上的“知识分子”的系列篇章中，王尧将学者的理性与作家的感性有机融合，以出于史，入于文的创作手法，在“我注六经”的文献考辨和“六经注我”的情感体悟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散文创作风格。研究王尧的“知识分子”系列的散文随笔作品，我们尝试从“知识”书写与精神重塑两个维度展开，并借此探讨其创作的艺术手法，以期对当下的散文创作提供经验和参考。

一、“知识”书写：

重建散文的效用和审美双重职能

如前所述，王尧研究散文，也创作散文，是典型的“两栖”知识分子，除了上面提到的有关散文的学术专著外，还陆续出版了《把吴钩看了》《错落的时空》《脱去文化的外套》《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多部散文随笔集，在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些年又在《南方周末》《读书》《收获》《钟山》等多家报刊开设专栏，相较其学术研究，似乎散文创作的势头方兴日盛。他曾说：“我并不认为我是个有才情的人，或者是文字修养怎样了得的人，但长期以来，在做学问的同时，我一直心仪博大、悠久、浑厚、美丽的中国散文传统，迷恋文章。相比之下，我写文章的兴趣远远高于做学术论文。”3通读王尧的散文随笔作品，不管是对乡愁的诗意表达还是对现实的尖锐批评，不管是对道德尊严的捍卫还是对文化现状的反思，都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的强势介入和热情关注，正如陈霖所概括的：“王尧的散文,即使是最日常生活、最个人表达的篇什，也与知识分子密切相关,更不要说文人故事、读书笔记这类以谈论、勾画和思考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为乐事的文字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想，王尧的散文写作理所应当的是‘知识分子写作’。”4这里的“知识分子写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即写作者本身是具有良好学养和专业素养的知识分子。另外，其散文写作对象选取的大多是彪炳现当代文学史册的“知识分子”。

当然，写好这些“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知识”， 如何在具体的创作中恰到好处地使主观审美情感与客观文献史料得到有效平衡，从而形成“无缝对接”、文质彬彬的效果，即中国古代文论中所讲的“质”与“文”的关系问题，这正是大多数学者进行文学创作时所面临的困境所在。

长期以来，学者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曾一度因“掉书袋”而缺乏审美情感为人诟病。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学者长期从事学术研究而形成的理性思维有关，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文学作品中“书袋”的价值，因为文学作品的基本功能之一便是普及知识。如果文学作品没有“书袋”，也就蜕变为缺乏厚重底蕴的肤浅写作，成为主体情感无节制宣泄的自我疆场。吟风弄月固然有佳作遗留史册，但是，没有“专业知识”承载的作品，只能成为人们怡情悦性、消遣娱乐的对象而已。试想，假如《红楼梦》中没有药方、酒令、园林、绘画、书法等“专业知识”充斥其中，这部作品就不可能赢得“百科全书”的美誉。而阅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读者除了倾心于精彩的故事外，也因作者阐述巴黎圣母院的历史以及专业的文化遗产保护知识而大开眼界。就历史题材的书写来说，准确、详尽、可靠的历史知识是这类作品的“骨骼”，而作家独特的审美情感是“血肉”，只有“骨骼”和“血肉”有机结合，才能充分展现庄严、厚重、博大的历史精神。

就此，洪子诚先生认为：“‘学者散文’在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通常会以智性的幽默来平衡情感因素，学理知识的渗透，也使其具有特别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5当然，这也是我们所希求的“知识”书写的理想品质。而在通常情况下，“知识型”作品书写的问题也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史料知识丰富而情感投入不足，给人一种生搬硬套的堆砌感，有“掉书袋”之嫌。第二，因为主观情感的过于充沛而有解构史实之弊，给人一种毫无节制的宣泄感，有飚才情之疑。如对于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洪子诚先生就批评说：“行文常常直抒胸臆，但情感的表达有时过于夸张。”6

而作为一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精深研究的学者，王尧必然掌握了丰富庞杂的文献史料知识，这一点，只要我们梳理王尧的学术研究历程就能得到充分的证明，尤其他对“文革文学”的研究以及对“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的各个时期的 “关联”研究，体量之大、跨度之长、成果之丰硕，在国内少见。当我们回过头阅读作者创作的“西南联大”时期 “知识分子”的系列作品时，就会发现，他在创作中充分利用学术研究过程中搜集、查阅、整理到的很多当事人或者相关人的文集、选集、传记、回忆录、日记、笔记、书信以及文件、条例、方针、讲话、报告、会议纪要和报刊、编辑、出版等第一手资料。这些庞杂而细微的文献资料在助推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其文学创作素材的不竭之源，这也就不难理解其文学作品中涉及到的大到一个事件，小到一个时间为何都有据可依，都能经得住检验。王尧的这些以史料知识为基础创作的篇章，所使用的是情感饱满的文学语言，但每一句话却都落到实处，化掌故于无形，行云流水而又新见迭出，这足见作者对“知识”和散文随笔创作技巧的娴熟程度。

当然，要想处理好“知识型”作品中 “知识”与“情感”的关系，不仅要占有丰富的文献史料，并对史料中历史人物的行动轨迹、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如数家珍，还要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胆识和勇气以及“考之行事”的眼光和能力。除此之外，搜集同时期与之相关的人物对曾经某一事件、人物的论述也同等重要。在这方面，王尧完全发挥了作为现当代文学史家的优势，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充分感受到其扎实雄厚的文学史料功底以及精读深掘这些知识分子文集档案的耐心和志趣。这是其散文首先从内部能“立”起来的重要原因。

此外，作家独特的情感体验也是平衡“知识”与“审美”的重要因素。王尧对“西南联大”时期知识分子群像的成功书写，除了借助大量遗存的文献史料外，作者还多次重访“西南联大”遗址进行现场体会。而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始终保持一个历史的观察者和思考者身份，用情感体悟的方式，在历史和现实、文献与遗迹中剖析、解读、体认着“西南联大”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信仰、情怀、人格。如在《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中，作者先从“黄昏，老舍提着一只小箱子走出了济南的家门”起笔，然后顺着老舍凄苦的流亡踪迹，在逃亡之苦和讲学之乐相互映照中展现其贫寒、曲折的人生遭际。（老舍的“流亡”是一种“天下有难，匹夫有责”式的自我“流亡”）当这些历史的场景从故纸堆里展现在我们面前时，还不足以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主人公在历史境遇中的情状，而王尧又将自己从历史的旁观者和解说者转化为现实的体会者，他说：“几年前，我曾去寻访西南联大旧址和教授们的足迹。在西南联大的教室里，我想象自己坐在下面听大师们讲课。我想到的问题之一首先不是我们为何产生不了大师，而是如果时光倒流，我们能否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工作。”7这一“转化”，将情感体验融入历史叙事，在斗转的笔迹中，让读者也从观看者转变为沉思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那一时期知识分子对相关事件“个人化”、自传式的记录中，为了使事实“保真”，王尧在写作时进行了 “人称”转化：将第一人称转化为第三人称，在语言的表达上，将作家本人在不同文本中的直接用语转化为间接用语。通过这种转化，有助于客观“事件”在保持其传达信息的准确性的前提下提高整篇文章叙事的连贯性和阅读的审美性。例如《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中对老舍的书写，作者主要参考了《老舍自传》中的第四章——《八方风雨》，将《八方风雨》中的叙事拆卸、打乱，然后析出其中的具体事件、地点、人物、事件，再结合自己的创作主题、叙事逻辑和情感立场将这些具体的元素重新组合，从而产生化“典”于无形但有“据”可依的效果。可谓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二、精神重塑，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修为、操守、性情、人格提供参照

探讨王尧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知识分子的精神”问题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当他从散文研究转移到“文革文学”研究时，“知识分子的精神”这个问题始终贯穿其中，在蔡翔、费振钟、王尧三人关于《文革与叙事——关于文革研究的对话》中，王尧坦言：“我自己有意识地从文学拓展到思想文化领域，拓展到知识分子思想精神研究上来。”这种“拓展”，既体现在其学术研究中，也延伸到他的文学创作领域。如果说王尧在其“文革文学”的系列论文8中告诉我们“知识分子的精神”是什么的话，那么，在散文随笔的创作中，他回答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怎么样的问题。王尧以散文随笔的方式再现知识分子的精神，根本目的就在于为当下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精神操守、人格修为、性情志趣提供参照。从这个角度出发，重塑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这是王尧以“西南联大”时期知识分子为对象进行系列创作的题中之义，与其以往的思考主题一脉相承。他曾说让“和战时重庆相遇，和战时知识分子相遇”变成一种情感的相遇，心灵的相遇。那一代“把自己的信仰、操守、人格和专业融合在一起”的人文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行为举止必然会弥补当下这个“有缺失的人文中国”这样那样的问题。

王尧之所以选取 “西南联大”时期一部分典型的知识分子为创作对象，主要是因为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之所以成为历史人物，不仅因为著述，还与他们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有关”9。大师牵动着历史，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窥测到历史的镜像。此外，就创作的主题角度看，作家本人选取的写作对象往往在内部精神上一定与其有共通之处，这也能让我们从侧面透析出作家本人的人格追求和修持路径。这一点，从王尧给房伟短篇小说集《猎舌师》所作的序言中得以证实：“房伟既批评又创作，是我理想中的现代文人的最佳状态，我曾经多次谈到，我期待自己像现代史上许多文人那样，在大学里教书，写作，写论文，写小说，或写其他。”10可以说，现代史上的那些文人，尤其在西南联大这个特殊时期展露出的性情、“趣味”、精神自由，成为促使王尧文学创作的内在精神标杆的同时，也感召着作者用文字向他们靠近、看齐。

打开王尧在《收获》（双月刊）“沧海文心”栏目发表的六篇文章：《“寒夜”里的“清油灯”》《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曾经沧海曾经火》《无钱买酒卖文章》《幽谷中的郭沫若》，单就题目，我们便能体会到作者对笔下的知识分子独特而光辉的人格魅力的欣赏和敬仰。黄平教授认为：“和王尧以往的论述相比，这组文化散文抵达了一个艺术和思想的高峰。在散文这种文体中，王尧更为流畅地展现出他的思考。”11这六篇文章以一段“前记”引起，浑然一体，在战时“西南联大”这一特定时间和空间坐标上，展示了 “知识分子生活、思想、痛苦、欢乐、卑微、高贵、创造、选择”让“绵延数千年的文脉得以延续并出现新的景象”。阅读这些篇章，我们在王尧的文字镜像中领略到了云集在“战时‘陪都’重庆”的 “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精神骨像和使命担当。

我们遵循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留存在历史现场的只言片语和行为举止，看到了身处沧桑历史中的他们颠沛流离的人生踪迹和以此而展露出的家国情怀与光辉品格。他们终究成为我们仰望的精神界碑。

王尧书写抗战时身处重庆的知识分子，在写作策略上首先选取某一代表性人物，然后在历史环境的大背景中，聚力凸显其品格操守，如《“寒夜”里的“清油灯”》中巴金在炮火连天的“大轰炸”日子里的执着坚守和凄清浪漫。《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里老舍摒弃党派之见，在东奔西走的流亡中甘愿忍受酸苦贫寒的煎熬，仅凭一介书生的“气节”，不屈不挠地为抗战登高大呼、摇旗助力。《幽谷中的郭沫若》中郭沫若在这一段特殊的历史中并不仅仅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而出现，而是更多地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抗日报国的忧思、凝重、感伤、惆怅的情怀以及在著书立说中进行精神和思想双向突围的艰难历程。从《曾经沧海曾经火》路翎和胡风亦师亦友的交往中，我们看到了哪怕在战争的硝烟弥漫中也有对人性的良善和纯真的不懈持守。《无钱买酒卖文章》以“酒”和“文章”串联起生活在嘉陵江畔因“通货膨胀，物资短缺”而挣扎和喘息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如张开沅、阳瀚笙、梅贻琦、吴祖缃、曹禺等，他们物质上的匮乏并没有导致精神枯萎。相反，生活的极度困顿更加激发出他们积极乐观、宠辱不惊的精神面貌和苦涩浪漫、幽默风趣的儒雅风度。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写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作家也没有了，而我们在战时的重庆又看到了超脱于物质生活匮乏的“名士”们“师心使气”的魏晋现象。

王尧坚持对当代文学进行“关联研究”，通过“关联”的思维，他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以及新世纪文学都有新见，成果斐然。而在散文创作中，他将这一学术研究方法顺利引入到散文随笔的书写中，通过让人物与人物、人物与时代、人物与历史等“关联”，以此拓宽叙事视角，让人物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由、立体展露其思想品格和精神操守。

如果用中西方绘画的表现手法来说，王尧对“西南联大”时期知识分子的书写，单篇主要使用了焦点透视法，而将这一系列作品结合起来看就是散点透视法。具体策略就是，先将“代表性人物”置于核心位置，然后勾连同一时期的不同人物，在历史的横切面上重返历史现场，再现历史景象。如在《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中，老舍以他的 “气节”汇集了一大批与之“气味相投”的人，他像粘合剂一样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的身份神奇般地将政界、军界、文艺界以及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人联合在一起，正如周恩来在这次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所说：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大团结，因为文人相轻啊，可是，今天不但文人们和和气气地坐在一堂，连抗日的大将也是我们的一员。之后，因为“爱国、人缘好、无党无派，肯吃苦，在文坛有威望”12，老舍当选为“文协”总务主任。“名岂文章著？”老舍一边写文章，一边处理“文协”的繁杂事物，异曲同工，一切目的都是为了抗战。

在炮火连天转战各地的奔波中，我们看到了冯玉祥将军在生活上对老舍热情、细致的照顾。杨振声、沈从文、闻一多、卞之琳、陈梦家、朱自清、罗膺中、魏建功、章川岛、钱端升、萧涤非、王了一、徐旭生等一批西南联大贫困潦倒的老朋友给老舍的温暖。而在北碚“老舍旧居”陈列室在渝的友人介绍中，有冯玉祥、郭沫若、茅盾、沈钧儒、冰心、胡风、阳瀚笙、太虚法师、罗常培、吴祖缃、臧克家等，王尧说：老舍的这一朋友圈，颇能反映战时重庆的“文化版图”。而老舍在与林语堂、张恨水、梁实秋等人的交往以及对周作人的言辞中，我们不光看到了老舍凝心聚力、团结合力抗战御敌的良苦用心，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国难当头时，不同人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心性志向。

客观讲，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老舍这样身份的人必然要与不同的阶层的人产生“关联”，但是王尧在处理这种“关联”的时候，主要通过老舍这一中心人物的光辉品格—— “气节”使其与这一时期的不同“名人”产生联系，在鲜明的对比或者相互映衬中突出这一光辉品格的同时，也尽可能在“气节”的高蹈气魄中，全面展示不同人的文化精神图像。

文人必有文章，在王尧以“文人”为中心展现出的历史中，我们了解到那些现当代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的创作背景。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和批评传统》中将文学分为四个要素：世界、作品、作家、读者。我们通常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更多倾向于探讨世界对作家的影响、作品对世界的反映以及读者对作品的解读进而引起的对作家和世界的关注等“外部研究”。而较少探讨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以及创作者当时的遭遇和心境等因素。其实，当我们了解了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当时的遭遇和心境后，就会对这部作品的透析产生全新的认识和解读视角。我们暂且可以将这种方法称之为作品史研究。

看王尧创作的“知识分子”散文系列，其中涉及了很多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篇名，如巴金的《无题》《还魂草》、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墨子的思想》《秦楚之际的儒者》《述吴起》、曹禺的《雷雨》《家》《桥》、老舍的《蜕》《四世同堂》等，如果结合这些作品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当时的生活处境，必然会对这些作品的艺术空间中的人物、情节、感情、思想有更深入的解读。而由此生发出的问题域，或许就是王尧创作的这类“史实”散文带给我们的另外的学术价值。

三、鲜明的语言风格与“套娃”结构艺术特色

清末新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讲道: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13这里的“信”指译文的意义与原文不悖，即是译文要尊重原作，最基本的要求是准确，客观；“达”指不要完全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 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古雅，追求文章本身的简明优雅。

其实严复对译文语言的要求也对散文的语言表达有启发，“信、达、雅”与其说是散文语言的三个方面还不如说是三个层次。我们在散文创作过程中，语言在发挥叙事、抒情的功能时，首先要 “信”，也就是说，把话说对是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讲求“达”和 “雅”。直白一点说，就是在把话说对的前提下，通过文学修辞把话说好，说妙。从语言的使用看，相比较王尧对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人的“记”系列散文表现出的轻松、诙谐、幽默，在对有关“西南联大”时期知识分子记述的散文在语言上最大的不同就是沉稳、严肃、思辨。这种语言上的差异与写作对象的独特性和创作者的学者思维有关，也与作者对这一特定人群的体悟、情感有关。例如在写到阎连科时，他用这样的语言叙述：

多年前在江南的一所大学，阎连科说：“上帝是公平的，王尧虽然口才好，但他的普通话不是那么标准。”阎连科现在不这样说了，因为他不觉得我和他同场演讲会影响到他演讲的效果。14

而在写巴金时，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在没有空袭的日子里，巴金房东家的院子很静寂。在他的笔下，这个院子里的五瓣白色小花寂寞地开着，阳光照在松枝和盆中的花树上，在寂静中，他能够听到洋铁瓦沟上两只松鼠溜下来的声音。15

相对前者的风趣诙谐，后者更多的是沉重收敛。前者通过幽默、调侃的语言拉近了我们对阎连科的了解，而后者则通过严肃冷静的笔调“推远”了巴金与我们的历史距离，在历史的纵深处，生动表现出巴金在炸弹轰炸重庆时的孤寂心境和无畏精神。

王尧深知“知识型”散文书写的关键在语言，语言是作品形成风格的重要表征，在《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一文中，王尧说：“毫无疑问，一个作家的语言与天赋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讨论作家语言风格的形成变得很有难度，但语言的文化性是在后天逐渐养成的，并在字里行间弥漫着个人的气息。”16抛开其1990年代中期在阅读了大量现当代散文史上的名篇佳作后其著述的《中国当代散文史》不谈，单就坚持30多年阅读被其称为“文章家”的汪曾祺文学作品的经历来说，哪怕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汪曾祺所有作品的研读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王尧散文创作时对语言的审美追求。

散文的语言要“有趣”，“趣味性”其实就是汉语写作的传统，王尧曾多次谈到我们的写作要回归到这一传统中来：“文章可以保留和呈现个人的趣味………我们这代人缺少写文章的训练和意识，受西学的影响甚大，长期在理论体系中徘徊，这可能会让我们不断疏远我们的传统，而且也会不断背离汉语写作的文字、性情、趣味、格调等因素。”17从文学接收的角度看，毋庸置疑，具有审美性的语言会增强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在“知识分子”系列作品的创作中，王尧试图用温情灵动的诗性语言“软化”晦暗生涩的历史事实，运用文学性的语言对客观史料进行“情化”处理。通过文学的“情”语，将板结成一块而又成碎片化的历史事件黏连、缝合在一起，从而达到既赏心悦目又尊重历史、普及知识的三重效果。具体方法就是首先带着个人情感细读文献史料，身临其境地体会文献记录中的历史人物在特殊环境中的命运遭际和情感态度，让这些处于历史中的人物的“神情”在文献资料中鲜活起来，然后根据人物彼时的态度、情感、思想、处境、场景将其进行“人称”转化和“情节”移接，从而整体凸显这一历史时期的某一知识分子的鲜明特性。

例如，巴金在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居住时，王尧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

巴金常常去小贩那里买炒米糖开水，再小心翼翼地穿过马路，回到书店。或许，就是在过马路时，巴金听到了空袭警报，然后躲警报。紧急报警发出后快半点钟了，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街上很静，没有一点亮光。他从银行铁门石级上站起来，走到人行道上，举起头看天空。天空灰黑，像一块褪色的黑布，除了对面高耸的大楼的弄影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呆呆地把头抬了好一会儿，他没有专心听什么，也没有专心看什么，他这样做，好像只是为了消磨时间。18

这一段文字，很有汪曾祺语言的特色：以短句为主，画面感很强，富含诗意和韵味。历史事实化解于文学化的语言表达中，通过阅读这一段文字，我们深刻体会到战火硝烟下，一个伟大灵魂的孤寂、无助、彷徨与坚韧。

从行文特点分析，王尧习惯使用夹叙夹议，这种叙事方式的优点在于保持叙事的连贯性的基础上，能带给读者更多反思历史的空间。在叙事的过程中也反思着历史。例如在说到有关胡风的“恩怨”时说：“在时代、历史中理解个人的悲剧命运，是胡风那一代在宏大历史中成长的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方式，在忏悔和宽恕中，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消弭了，历史脉络和肌理没有淹没在个人恩怨的口水中。”19

在分析巴金时作者这样说：“巴金对自己与胡风关系的认识，特别是对自己的过失，有最坦率、真诚的解剖。我甚至认为，巴金在这方面的思想深度和人格力量毫不逊色于反省和忏悔不断的周扬，三四十年代的重庆，作家虽然未必心心相印，但大致有些相对的‘文人圈’，在民族大义面前，信仰和价值取向不同的‘文人圈’也能求同存异。”阅读这些镶嵌在叙事中的论说，王尧始终是冷静的，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历史情感而厚此薄彼，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历史人物宽容、公正、理性的态度。20

王尧的散文随笔主要聚焦的是战时重庆的知识分子，展现人物所使用的是影视中 “短镜头”和“长镜头”相互结合的方式，在叙事过程中，长短镜头伸缩自如，视角不断变化。具体来说， “长镜头”主要呈现所写人物在西南联大时的生活、工作场景，绵密而细致，而“短镜头”通常在文章的结尾使用，坦缓而疏朗。例如，在《“寒夜”里的“清油灯”》这篇文章中，第一、二、三部分，用密集的“长镜头”扫视巴金辗转多地后走向重庆以及在重庆的生活场景。而第四部分，叙事节奏和情感节奏趋于舒缓，主要使用 “短镜头”，概括总结式地呈现巴金与曹禺的友情往来，最后以“握住巴金的手”收笔。全文叙事脉络清晰，长短镜头的灵活使用以及视角的不断变化，让我们从巴金的境遇中看到了沧桑历史中云蒸霞蔚的诗意景象。“江安房间里那盏油灯微弱的光一直在巴金的记忆中亮着”，这一盏“油灯”也在历史的深处跳跃着照亮了世道人心。

就艺术手法而言，王尧在“知识型” 散文、随笔的创作过程中使用了 “套娃”结构的结文方式。“套娃”是19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出现的一种玩具，它将款式相同、尺码不同的空心彩绘像具按照大小依次嵌套，目前已发展成集观赏性、趣味性、娱乐性为一体的世界性工艺品。王尧散文、随笔中的“套娃”结构就是以人物或者历史事件为中心，通过勾连与中心人物或者事件相关的记录，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历史事件更加准确。最后又将这些人物和事件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中去审视和考量。这种层层叠加，步步相连的叙事手法很容易将人物或者事件稳妥地放置在一个确定的历史坐标中，整体看，就会清晰发觉浓缩于这些人物和事件中的历史含义。排列出来看，就会认识到在历史现场人物的言行举止或者事件的细枝末节对历史本身的影响。

在《曾经沧海曾经火》一文中，王尧的“套娃”结构具有代表性。文章先将路翎设置为中心人物，从其“迟钝少语”展开，然后分别写胡风、梅志、冀汸、牛汉等人眼中的路翎。为了进一步探究路翎 “几乎像一块岩石，没有任何表情”的原因，作者将视角投向1940年代路翎的生活、创作、婚姻以及纠结在历史中的恩恩怨怨。文章层层展开、步步推进，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带给历史的欲说还休和沧桑图景。

王尧这类散文的“套娃”结构比比皆是。“套娃”结构让文章主题思想的表达产生以小见大、知微见著的效力，这是王尧对纷乱复杂史料的一种梳理策略，也是对这类文章书写经验的创新探索，这无疑对于当下历史类作品对历史的有效书写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结 语

综上，王尧的史实性质的散文随笔系列，通过聚焦西南联大时期的知识分子，依托详实的文献史料和自我的情感体验，镜像展现出那一代人的精神风貌。他们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表现出的信仰、人格、操守、气节、乐观等优良品格，永远感召和启迪着当代人良善情感的发育和精神格局的形成。

历史是定格的现实，现实是延伸的历史，有志向的文学创作，就应该从历史中发掘富有张力的精神文明资源，为当下的现实生活发展提供参照。正如王尧在《散文写作为何离散文远去》中所说：“历史叙事探究文化、生命、人性的种种形态………历史的所有问询其实只是探究我们精神来龙去脉的一种方式，历史的叙事同时应当是写作者关于自我灵魂的拷问，关于生命历史的考证，关于精神家园的建构。”21关注现实、关注灵魂、关注生命，这才是散文历史叙事的题中之意和职责所系。王尧作为现当代文学史家，凭借占有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的优势和独特的审美体验，以“润物细无声”的效力成功再现了“西南联大”时期知识分子的精气神，旨在与当前知识分子的精神疲软之势形成鲜明对照。为知识分子当有的家国情怀、苍生意识、儒雅品行提供重塑参照和修为典范。

作家对散文语言的审美追求以及精巧的结构设计，给我们当下的散文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 “套娃”结构的使用，为散文的历史叙事提供了极具启发的表现方式和书写经验。

注释：

1 王尧：《中国当代散文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2 21王尧：《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46、250页。

3 17 王尧：《关于文学批评的闲言碎语》，《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4期。

4 陈霖：《互文空间里的追问与体认——王尧散文的知识分子气质》,《文艺争鸣》2010年第19期。

5 6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379页。

7 9 12 王尧：《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收获》2019年第2期。

8 这些论文除了王尧完成博士论文后主编的12卷“‘文革文学’大系”外，还有在《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等学术刊物发表的《“文革”主流文艺思想的构成与运作——“文革文学”研究之一》《“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浩然创作的演变》《“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和倾向》等十多篇关于“文革文学”的系列论文，这写论文讨论的核心主题依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问题。

10 房伟：《猎舌师·序》，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11 黄平：《“90年代学人”：以王尧为对象》，《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4期。

13 参见严复《天演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

14 王尧：《记阎连科》，微信公众号：“读书郎闲笔·文坛边缘记栏目”。

15 18 20 王尧：《“寒夜”里的“清油灯”》，《收获》2018年第1期。

16 王尧：《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

19 王尧：《曾经沧海曾经火》，《收获》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