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陈家村的“城里人”——兼论“陈奂生系列”的叙述视点问题
季红真在写于1985年的一篇评论中说,在同代作家中,“除了高晓声以民族久远的政治历史为背景,自觉地把农民的精神心理,作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来加以表现之外,多数作家都侧重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把它作为独立的历史现象来认识”。如其所言,在1980年代及其后的评论界,通常将高晓声视为“归来者”中绝无仅有的农村题材作家(甚至直接称之为农民作家),进而以作者和主人公共同经历的“苦难”为核心,阐述其以“陈奂生系列”为中心的小说创作。与此同时,高晓声自己也在反复强调他与陈奂生们的互文关系:“我同造屋的李顺大,‘漏斗户’陈奂生,命运相同,呼吸与共;我写他们,是写我心。与其说我为他俩讲话,倒不如说我在表现自己。”“我能够正常地度过那么艰难困苦的二十多年岁月,主要是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力量。正是他们在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和积极性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但在这个问题上,友人高燮初的回忆文章却提供了不同的视角。高燮初说,他与高晓声遭遇相似,都是1957年在南京“出事”,又有“血缘宗亲关系,共同姓高”,“他是出生在武进高姓聚族而居的大村里,落难还乡受到宗族的庇护,大家都保护这个不幸的落难才子,躲过了很多灾难,少吃了不少苦。我的命运差多了,我出生在无锡祖辈相承为高氏的小村里,大家本来以叔伯兄弟相处的人,一下子把我当成了仇人,乌眼鸡一样盯着我,我家中的老人都遭受到折筋断骨的糟蹋,我被打裂了三根脊柱,所以我告诉他农民也是分类的。……我说你在农村受到的恩惠,因此,产生了李顺大与陈奂生等形象,要是我能动笔写小说,可能是血淋淋的暴力形象”。高晓声是否如其所言,是因为“宗族”的原因而受到庇护,将在下文讨论,但这段文字却已经提示我们,如果简单将高晓声看成是“受难者”,并从这个角度分析其人其作,可能产生若干误会,也将错过高晓声与陈奂生们交会的路口。
我将遣返回乡的高晓声,称为陈家村的“城里人”,是基于一则并不算新,只是历来不为人重视的档案性材料:在遣返回乡的二十余年中,高晓声一直保持着国家户口(非农业户口),而并未在董墅村落户。由此我们可知,高晓声这段“隧道”中的生活,依然存在未被照亮的暗区。事实上,在这二十多年中,高晓声的实际生存状态与当地村民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在文学研究的意义上,高晓声之于陈奂生以及陈家村的身份意识与写作姿态,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特别是1986年王晓明在《在俯瞰陈家村之前》中,指出高晓声完全把自己看作农民、“感受和思考的方式”与农民同化,是他写作的“严重障碍”之后,农民与作家(知识分子)的身份驳诘,始终是讨论高晓声及其“陈奂生系列”难以绕开的关节点。如果考虑到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体系,考虑到“五四启蒙”话语和“深入生活”话语的交织错动,考虑到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人在当代的写作实践,那么在今天仍有必要重审高晓声与其表现对象的关系问题,并且将其置于更具纵深感的参照系中讨论。无论是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对于特定时代、特定题材的文学写作的认识,还是由此展开文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在非常具体的生活经历与情感经验的层面,深入考究高晓声与陈家村、高晓声与陈奂生的关系形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如同分析柳青与皇甫村、路遥与高加林的复杂关系一样必要。
一、重返“陈家村”的高晓声
1957年的“探求者”事件,已有多位学者做了客观详尽的梳理,本文不再赘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探求者”的班底其实是江苏文联创作组,高晓声于1956年3月调入这个新成立的小组,专业从事文学创作。叶至诚时任创作组副组长,此外成员还有方之、陆文夫、顾尔镡、滕凤章等。也就是说,“探求者”的骨干力量虽然年轻,但多兼有干部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也与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化局等领导机构关联紧密。后来被视为“探求者”集团分子的八人之中,艾煊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方之是团市委宣传部部长,叶至诚是文联党组成员,陆文夫、陈椿年、高晓声等也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文化干部。因此,即使“探求者”真正成形,也绝不会是自由高蹈的反体制组织。反而是,这一事件从动议到实践的每一步,都是对于“百花”时期“同人刊物也可以办”的中央文艺方针的响应。
因此,在1957年夏季形势急转之后,据说江苏省文联(副主席钱静人等)、江苏省委常委(包括省长惠浴宇、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都有意保护,但由于中央具体指导江苏“反右”工作的专员点名提到“探求者”问题,才不得不公开审查、批判。1957年底,“探求者”被定性为反党小集团,八位成员受到程度不同的处分。陈椿年的处分最重,但他的“罪状”首先是“在北京与林希翎共谋反党”,其次才是“在南京主谋组织反党集团探求者”。对于其他涉事者的处理,则牵扯到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最后高晓声成了顶罪的“首犯”。具体的处分结果是:陈椿年划为“极右”,送进滨海农场劳改,后又送到青海劳动教养;高晓声也被定为“极右”,开除公职,遣返原籍监督劳动。艾煊(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叶至诚(叶圣陶之子)戴上右派帽子又当场摘帽,留党察看,叶至诚行政降四级,艾煊下放宜兴太华山区劳动;陆文夫因在事发前给南京文联写过退出探求者社的信,被划为“中右”,行政降两级,下放到苏州机床厂当学徒工。方之、曾华、梅汝恺也都被划为“中右”。
从表面上看,对高晓声的处分相当严重。根据官方文件对于国家薪给人员中的右派分子的六类处理办法,高晓声属于其中的第二类,即“情节严重,但是表示愿意悔改,或者态度恶劣,但是情节不十分严重的,撤销原有职务,送农村或其他劳动场所监督劳动。对于监督劳动的人,在生活上可以按具体情况酌予补助”。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有关部门的领导暗中给予了高晓声相当程度的保护。事实上,高晓声能够回到老家“劳改”,本身就已是一种变相的照顾:“当了‘右派’要发配去劳动改造,我身患肺结核,劳动这一关很像鬼门关,幸亏本单位的领导还能体恤我,让我回家乡劳动,如果病倒了,可以有家人照应,免得无人理睬。这真算是放我一条生路。”而在高晓声动身返乡之前,据说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顺元给武进县委书记杜文白打了电话,嘱他关照高晓声;高晓声的老领导,时任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也打了招呼。
高晓声返乡之后,因这种“关照”而来的某些“特权”,一直伴随着他。此后多年的种种迹象表明,高晓声虽是右派,但较少受到大队和公社的管束,在干部和村民眼里也是一个身份特殊的人物。其中一个例子是,高晓声所在公社的治安部,每月都要召集五类分子训话,但是只给高晓声发了一回通知,高晓声也只去了一次。此外,在1990年代出版的自传性小说《青天在上》里,高晓声借主人公陈文清之口,讲述过大队开会宣布其为右派分子时的情形。陈文清对妻子周珠平说:“大队开社员大会宣布我的事,也没有叫我到场,事前事后都没有对我讲过,足见他们也有让我少出丑的意思在里边。这又是回到家乡才能沾到的光,总是有情的。那大会宣布自然也是执行上级的布置,并非主动和我过不去。所以执行的时候,方式就变了,应该面对面的,改成背对背了!”
在1980年代,高晓声及其研究者,有时笼统地说他回乡务农二十一年,或者说他像农民一样生活和劳动,实际上极不确切。王彬彬曾将高晓声的受难生涯分为五个时期,其中第一时期是1958年至1962年,说“这四年左右的时间,高晓声是真正的务农者,与其他的人民公社社员一起在田间地头从事体力劳动”。但即使是这四年所谓的“务农”阶段,也有三点值得特别指出:首先,根据处分的结果,高晓声应该是“监督劳动”,即在被强制监督的情况下,通过劳动的形式进行思想改造,但以高晓声的实际情形看,他的“劳动”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或者说基本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进行。其次,高晓声患有严重的肺病,因此不能干重活,而且在这四年中经常去常州市人民医院治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时高晓声每月领取的是原单位发放的生活费和粮票(并且享有公费医疗),因此他在“陈家村”的劳动,属于“带薪劳动”的性质。根据高明声(很可能就是陈奂生的原型高焕生)的回忆,高晓声“是带薪劳动的,不拿生产队劳动的工分报酬,所以生产队里还满足他要搞样板试验田的请求,给了他一亩地,作为小麦样板高产试验田。队里还专门给他二个小青年劳动力协助他”。也就是说,高晓声虽然参加农业生产,但是实际的劳动性质、内容、工作量,都与当地农民截然不同。
在一些自述文章里,高晓声倾心于将自己塑造成“乡村能人”式的形象:“对于农业劳动,我其实也是从小就做惯的,熟门熟路,一向拿得出手,不管是哪一路好汉也不能说我活儿干得差。……虽然想不通,但是劳动我一贯很积极(除了病倒)。除了种田,我几乎把农村里日常生活中一切需要的工种如瓦、木、竹工,各种蔬菜的栽培方法,孵鸡、放鸭、养鱼、培养农用微生物……都学会了。”可能正是因此,在《青天在上》等小说中,1960年代的陈家村,不太寻常地呈现出一派水乡田园的诗情画意。高晓声可能的确是各项农活的行家里手,武进也位于日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苏南地区,但是不做重体力劳动、只搞各种副业的农民,在小说表现的年代是不存在的。
1962年2月,武进县教育局下达调令,高晓声调到武进三河口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同年秋天“摘帽”,这标志着他的“监督劳动”告一段落。纵观高晓声返乡的二十一年,这“短暂的”四年可以视作他受难生涯的缩影,这一阶段确定的命运基调,在后来的历史风云中也未发生太大改变。如研究者所总结的,对于返乡后的高晓声而言,“政治性的惩戒,竟变得有些精神避难的况味了”。前引高燮初的文章,认为高晓声受到的“恩惠”源于“宗族的庇护”;杨联芬也根据《青天在上》的叙述,将小环境的宽松归因于乡土社会未被完全破坏的、基于亲族和地缘的基本伦常,以及“攀关系,讲交情”的人际交往特点。这或许确是原因之一。不过,出于乡情的宽待,在柴米油盐的来往中确有可能,但是政治层面的保护——例如可以缺席五类分子会议、派两个青壮劳力协助高晓声耕种试验田,以及在“摘帽”前将高晓声调到中学教书,就远远超出了邻里乡亲所能掌控的范围。可以这样说,在高晓声重返“陈家村”的漫长时光中,精神上的苦闷和经济上阶段性的窘困,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基本生存和人身自由的层面,高晓声受到了持续性的关照。如果考虑到同时代的受难者,例如与高晓声同为“监督劳动”处分,但在西湖农场、“牛棚”和“土牢”中几进几出的张贤亮,以及辗转多地劳改农场、历经二十多年“大墙”岁月的从维熙,高晓声所受关照的程度,怎么估量也不过分。但就高晓声个人而言,因此而来的所谓“特权”,至多不过是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情况也确实如此,高晓声在重回武进的二十年里,痛苦和欢乐大多集于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领域。他像陈家村的其他人一样,操心着衣食住行的生活本身,而不是生活的意义问题。
二、“非农业”户口与“农民化”家庭
某种程度上,研究者对于高晓声身份的误解,来源于高晓声自己的摇摆不定。在1980年代以后的自述文章(演讲、发言、创作谈等)中,他一会儿是、一会儿不是农民;一会儿要教育农民,一会儿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高晓声的忘年交叶兆言,把这种摇摆归结为苏南人的精明,他略显刻薄地写道:“他自己做报告的时候,农民的苦难是重要话题。也许是从近处观察的缘故,我在一开始就注意到,高晓声反复提到农民的时候,并不愿意别人把他当作农民。他可能会自称农民作家,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真心喜欢别人称他为农民作家。”不过,对于高晓声的游移,也不是没有另外的理解角度。例如,高晓声在《曲折的路》中说:“我但愿公认我是一个农民,便感到无上光荣,于愿足矣。我达到了目的,不仅使自己成为农民,而且组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化家庭。这和所有的农民家庭一样,是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一个细胞。我的家庭成员一样参加生产队劳动,一样投工、投资、投肥,一样分粮、分草、分杂物。家里的陈设和农民一样,有必备的劳动工具,有饲养的家禽家畜,有一份自留地需要经营。”这段看似有些前后矛盾的文字,如果参照高晓声的档案性资料,便可以发现其中的玄机。
在个人生活的层面,高晓声回乡后期的最大事件,就是1972年的再婚。第一任妻子邹主平在成婚一年后就因肺病过世,没有为高晓声留下儿女。因此,主要出于传宗接代的考虑,高晓声在过了十几年独身生活之后,在44岁时与武进魏村的寡妇钱素贞结合,并且当年就如愿老来得子。从家庭结构上来说,高晓声此前与祖母、父亲和继母生活在一起,再婚后钱素贞还带来了自己的两个女儿。也就是说,在一年之内,高家添丁进口,迅速扩大为一个四世同堂的八口之家。钱素贞是普通的农村妇女,高晓声与她结合而成的“重组家庭”,也就是他所说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化家庭”。
高晓声所谓的“地道”,可能不只是从生活、劳动的角度,也是在户口的意义上说的。如前所述,高晓声尽管被“遣返回乡”,但是一直没有在村里落户。实际上,高晓声本人的返乡,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确立基本同时。一般认为,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以法律的形式将新中国成立后日渐形成的户口登记与限制迁移制度固定下来,标志着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制度正式建立,“户口从此有了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的区别,农民从此不再能够随心所欲地进城定居”。城市(镇)户口的标准说法是非农业户口,当时也被称为国家户口。在1958年回乡的高晓声,为何保留着国家户口,是由于政策、特殊照顾,还是源自“苏南人的精明”,现在无从查考。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自己“城里人”的身份,对于自己和家人、乡亲的户籍差别,以及这种差别造成的种种影响,高晓声本人有着相当清楚的认识,这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印证。
《陈奂生上城》发表的同年(1980年),高晓声还写了一个名为《宁静的早晨》的短篇小说,论者普遍认为,这是一篇反映当时农村燃料短缺的“问题小说”。不过,小说中的大量情节都有高晓声过去生活的影子,如果从自叙传的角度,也可以说它以游戏和反讽的形式,侧面呈现了高晓声“归来”前夕的境遇。
《宁静的早晨》以第一人称叙述展开,借用“我”的眼光,打量二十二年后重逢的朱谷——高晓声在小说里的替身。小说开篇简单介绍了朱谷的基本情况:“他是戴着右派帽子离开我的,之后就在农村里劳动改造。六一年摘掉帽子,分配在他家乡一个小学里当教师。前天得到确讯,经过复查,纯属错案,已经改正,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工资级别。”小说的叙事者“我”,原本计划当天去农村看望朱谷,不料早晨还没出家门,就和来城里“黑市”买煤球的朱谷不期而遇。在重逢的激动平息之后,朱谷向“我”分析了农村燃料问题的来由,也透露了自己养家糊口的难处:
“……我现在一家七口,老的老,小的小,没有劳动力,做不到工分,靠养猪积些肥料投资,柴就更缺了,每年起码要添半吨煤,才能过去。一年五十二个星期天,我大概有十五天要化装上城做这一行买卖,出高价也肉痛,行为又不‘清高’,但不这样日子不得连续过下去,又没法把它储蓄起来趸当过。”
“你不是国家户口吗?”
“我是国家户口,一月二十斤煤球要放在学校里烧,家里六口是农业户。”
“农业户都是这样吗?”
“我们那里,”他加重语气说出下面的四个字:“都差不多,不过也有少数有办法的人,那大都是干部。”
一家七口,六口是农业户,只有本人是国家户口,老的老,小的小,没有劳动力,这就是高晓声现实中的家庭负担。不过置于大环境中看,这样的困难倒也不必过分夸大。从以上这段对话也可看出,生活艰苦的根本性原因,还是源于集体性的短缺,农村里面“都差不多”,不是一家一户的特殊现象。况且,在短时间内增添三四口人,对于1970年代的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恐怕都是不小的压力。
由此我们再回头来看本节开头所引的《曲折的路》。当高晓声说他“组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化家庭”,说“我的家庭成员一样参加生产队劳动,一样投工、投资、投肥,一样分粮、分草、分杂物”,实际上已经隐含了高晓声和家庭成员的区别。可以这样转述这段话的意思:高晓声的家庭成员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与其他村民一样参加生产队劳动,高晓声自己在这样的家庭中也被“农民化”了——也就是他在此段后面所写的:“我是农民这根弦上的一个分子,每一触动都会响起同一音调。我毋需去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我知道自己想的同他们不会两样。二十多年来我从未有意识去体验他们的生活,倒是无意识地使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我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高晓声的家庭就是一个微型的城乡交叉带。这种交叉在写作层面造成的复杂意味,此处姑且不论。在现实生计的层面,面对生活向他提出的种种难题,高晓声绝不会因为不充分的“农民化”而困扰,如何实现“城市化”才是他的忧虑所在。不过,从后续的情形看,高晓声比小说中的朱谷更为幸运,事情最终有了“大团圆”的结局。在国务院批转公安部、粮食部《关于严格控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意见的报告》的1979年,不仅高晓声本人的问题得到“改正”、调回省文联,常州市委也在年底解决了高晓声全家的“农转非”问题,并破例拨给了他两套新公寓房,高晓声举家迁入常州市。高晓声一家人柳暗花明的“上城”故事,并不像《人生》里的高加林那样惨烈,但也同样凝缩了一个时代的悲欢。
在作家户籍问题的延长线上,我们会比较自然地联想到柳青。柳青1953年举家落户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并且一待就是十四年,这是为人熟知的文学史故事,也是在今天谈论作家的身份、职责与存在方式时,依然不能绕开的重要事例。柳青在1950年代的地位、处境,与返乡后的高晓声有根本性的不同,并不适宜放在一起比较。但是人在身份转换、变动之时的状态和心理,却可以做一个参差的对照。柳青曾对前来皇甫村看望他的编辑王维玲说:“我这一生再不想有什么变动,只想在皇甫村生活下去。我在这里,只想作好三件事:一是同基层干部和群众搞好关系;二是写好《创业史》;三是教育好子女。”如果说柳青的“落户”,表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扎根的决心,那么高晓声的“不落户”,恰恰透露出回到城市的渴望,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欲望持久地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但在内心深处的认同上,高晓声或许始终是陈家村的“城里人”。当这种身份意识落实到写作的层面,就会通过隐含在小说中的视点呈现出来。因此,相较起隔岸观火的道德裁判,首先把“归来”之前的高晓声如实地视为普通人,然后再在历史的潮汐中捕捉、体味他的心理状态,对于理解高晓声与陈家村,理解“陈奂生系列”的复杂性,应当会有更多裨益。
三、陈奂生故事里的高晓声
王晓明在《在俯瞰陈家村之前》中说:“高晓声不但得和陈家村人心心相印,更要能够居高临下去俯视他们——正是在这后一方面,他和陈奂生们的混合重唱使我感到不安。……他到目前为止的小说创作,表明他似乎常常还处在俯瞰陈家村之前的状态中。”对于这一问题,近年来的研究者也纷纷参与讨论。王彬彬针锋相对地指出,“精神上与农民的相似,只是局部的和浅显的,在内心深处,高晓声始终是一个农民的审视者”。刘大先认为:“农民与知识分子是高晓声一体两面的身份,但他无法真正安心做个农民。……高晓声在其文学生涯始终都是一个具有潜在启蒙意味的‘探求者’,哪怕他站在农民的立场思考问题,也始终包含着对于农民自身局限性的批判。”闫作雷则说:“尽管如此,此时的高晓声对待农民决不是启蒙者惯有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同情和俯视,而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为农民‘代言’,更多的是对农民的敬佩和感激,这与民国时期那些看不到农民身上蕴含的巨大力量的乡土作家、启蒙作家决然不同。”尽管意见很不一致,但是讨论跨越三十多年的持续展开,足以说明身份(合唱者、审视者、启蒙者)和目光(仰视、俯视、平视)的确认,关联着高晓声以及农村题材写作的一个重大问题——“农民观”,以及观察农民的视角、位置问题。
这一问题的提出,与高晓声的特殊经历有关。的确,遣返原籍的多年生活,对高晓声复出之后的创作生涯无疑具有原点性的意义。高晓声在1957年以后的人生道路,在实际结果的意义上与社会主义文艺观所支持的“深入生活”有着错综复杂的牵连。尽管二者的交汇完全是在主观意愿之外,是以“因祸得福”的方式建立在历史错误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陈家村之于高晓声,可以视为“被建立”的生活基地,高晓声后来也支持这样的认识:“作家需要一个长久而固定的生活基地。……在这样的基地里,不仅可以看到事件的连续性,而且可以有把握地掌握住人的性格。……在这样的基地里,作者可以把每一个人当作一本书来读,读得滚瓜烂熟。”以“深入生活”话语作为线索,高晓声就与1950年代主动“下去”,深入农村基层的生活和实际事务中的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作家有了比较的基础。范伯群对此曾有精妙的分析:“赵树理深入生活的经验是‘久’:久则亲,久则全,久则通,久则约。周立波深入生活的体会是‘换’:‘心是需要用心换的’。柳青深入生活的结果是‘化’——农民化:站在关中庄稼人堆里,是分辨不出他竟是作家;而高晓声‘揿入’生活的不足为训的经验是‘死’,……指的是曾经‘死了创作的这条心’。……现在,回头看,‘久’、‘换’、‘化’这三个字,高晓声不仅占全了,而且还有他自己的独特性,那就是……‘化’到了‘家庭农民化’的程度。”
范伯群热情礼赞的,是高晓声深入生活的程度,而这在秉持启蒙观念的王晓明们看来,恰恰是高晓声的缺陷和障碍。他们的分歧,实际是不同时代的话语彼此冲突的结果,实有一种关公战秦琼的错位。在我看来,准确地理解高晓声的位置,既要考虑高晓声的叙述,但也不能忽略这些叙述之间的缝隙。正如前面分析的,高晓声确实“死”过,确实消失过,但在受难的同时也受到了照顾;高晓声当然与陈家村血脉相连,但从户籍的角度看,高晓声之于陈家村,又始终是一种“在场”而又“不属于”的暧昧关系。这些含混、隐微的“缝隙”,就像食材之外的调料,对于这一个陈奂生、这一个陈家村的制作,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另一方面,高晓声的小说本身和他的自我阐释,经常有着明显的龃龉,这可能是“精明”的表现,但这也意味着,高晓声的观念意识和写作姿态,最终只有进入文本才能得到切实的认识。也就是说,不仅要听小说外面的高晓声如何说,更要看小说里面的高晓声怎样做。
在同一篇文章中,王晓明批评了绝大多数写陈家村小说的叙述姿态,唯独对以作家呼延平为主人公的《糊涂》大加称赞,而高晓声本人正是呼延平的原型。王晓明说,“他以前写陈家村,总是假借陈奂生式的口气来发议论,这回他却直截了当,从呼延平的立场来评判故乡。两个原先隔开的世界连接起来了,就在那种陈奂生式的视角边上,又添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新视角”。王晓明的观察很有启发,但不完全符合事实。实际上,在为数不少的小说中,高晓声喜欢玩弄隐身术,将自己变成小说里的人物,并且通过他们发出声音。这种类型的人物除了前面已经论及的呼延平、朱谷、陈文清之外,还有《极其简单的故事》中的陈文良等。其中最有代表性、出现次数最多、戏份最重的一个,就是“陈奂生系列”中的陈正清。
在《“漏斗户”主》《陈奂生包产》,以及写于1990年代的“续集”《种田大户》里,陈正清都作为男配角出现在陈奂生身边,既屡屡为他排忧解难,也充当着陈奂生之外的另一个观察视角,评论和解说着陈奂生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陈正清就是陈奂生故事里的高晓声,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高晓声究竟是如何看待他在陈家村的位置,如何体认他与陈奂生们的关系的。以下便就陈正清首次亮相的《“漏斗户”主》略做分析。
在《“漏斗户”主》里,陈正清一共与陈奂生进行过四次对话,分别对应着陈奂生命运在1970年代的四次危机或转机。第一次是在1971年,据说当年本要重新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陈奂生以为迎来了摘去“漏斗户”帽子的好时机。结果到年终结算时,又回到了统购统销的办法;公社干部的高产“卫星”,更让陈奂生雪上加霜,他忍不住一声长叹。陈正清就在叹息声中登场,发表了一番高论:
这一声长叹,偏偏被他的堂兄、小学教师陈正清听见了。
“还叹什么气?”陈正清似恼非恼地说:“现在,‘革命’已进入改造我们肚皮的阶段,你怎么还不懂?连报纸也不看,一点不自觉。”
“改造肚皮?”陈奂生惊异了。
“当然。”陈正清泰然道:“现在的‘革命’是纯精神的,非物质的,是同肚皮绝对矛盾而和肺部绝对统一的,所以必须把肚皮改造成肺,双管齐下去呼吸新鲜空气!”
“能改造吗?”陈奂生摇摇头。
“不能改造就吃药。”
“什么药?”
“蛊药,是用毒虫口水炼成的,此药更能解除人体的病痛,你吃下去就发疯,一疯,就万事大吉!”
“唉,老哥,你真是……还有兴趣寻我的开心!”
“是正经话。”正清大声说:“就是我们办不到!”
从陈正清的身份标记(堂兄、小学教师)和语言风格来看,高晓声显然是按照想象中的自己塑造这个人物。尽管甫一出场,陈正清已经显示出认知和表达能力的巨大优势,但是他与陈奂生的这一番对话,还只是如同逗哏和捧哏的联袂演出,不过是发了一通高水平的牢骚。而他们二人随后的几次对话,都以“代笔写信”作为话头,牵引出更深层次的农村政策问题。
有一天晚上,陈奂生终于忍不住了,他跑到小学里去找堂兄陈正清老师,想请他写封信给报社,反映反映他的情况。
陈正清一本正经地摇摇头说:“不能写。”
“为什么?”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根本就没有你说的这种事实。”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还会骗你吗?”
“我知道你不骗我,”陈正清忽然生气道:“可是你不懂,事实是为需要服务的,凡是事实,都要能够证明社会主义是天堂,所以你说的都不是事实,我若替你写这种信,那就是毒草,饭碗敲碎不算,还会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的!”
陈奂生吓了一跳,忙说:“不写就不写吧,你别恼,我不害你。”说着,拔脚要走。
陈正清一把拉住了他,原想笑着向他道歉,却忽然湿了眼,悲怆地说:“熬不下去啊,特别是我也懂一点……”
随后,隐含的叙事者跳出这场对话,直接大发议论:
艰难的岁月啊,只有那些不仅关注上层的斗争,而且也完全看清陈奂生他们生活实情的人们,才会真正认识到林彪、“四人帮”把国家害到了什么程度。
陈奂生没有这种觉悟,他也没有心思去考虑这样大的大事,但陈正清也终于努力使他懂得一点,他比以往更明白,他是不该吃这样的苦头的。他弄不清也没有能力追究责任,但听了那么多谎言以后,语言终究也对他失去了魅力。他相信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事实。
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近了作者身份意识的核心。首先,陈正清能够对陈奂生的遭遇感同身受,但因为是“小学教师”,他并不直接承受国家农村政策的后果,因此在情感立场上,陈正清(或者说高晓声)只能说是一个有情的旁观者。其次,陈正清明显具有高于环境的知识、才能和思辨能力。从最后一段议论来看,陈正清考虑的事情,和以陈奂生为代表的普通农民差距甚大,而且他自觉认领的思考基点,是在底层与上层、农民与国家之间。陈正清的“代笔写信”(尽管这一行为并未真正发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沟通、反映问题的方式。在高晓声的理解中,陈奂生请求陈正清代他写信,不仅是缺乏识字、写字的文化知识,更是因为他没有能力理解自己的处境。这也就是高晓声在《且说陈奂生》中所总结的:“他们是一些善于动手不善动口的人,勇于劳动不善思索的人;他们老实得受了损失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欺骗会无所察觉。”单就“代笔写信”这一事件来说,确实可以从不同的思想立场展开分析,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从实际情形来说,1970年代的高晓声不是教育陈奂生的启蒙者,也不是陈家村的治理者。
如果一定要将高晓声的身份意识归结为一个阶层概念的话,我认为更接近、高晓声也更愿意认同的,是一个近似于传统乡绅的角色。根据费孝通《中国士绅》的描述,乡绅通常是通过了某一级科举考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入朝为官的人,也可以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受过教育的地主,他们“帮助人们读写信件和其他文书,按照当地借贷规则算账,主持结婚典礼,仲裁社会纠纷,管理公共财产”。通俗一点儿说,乡绅是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占有的土地多而又经常出租给乡民耕种的阶层。在传统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乡绅是强大的中央政权与自治社区之间的结合点,“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没有左右政策的实际的政治权力”,但是他们通常有势力,在当地的组织中拥有管事的地位。也就是说,相比起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基层干部,乡绅尽管同样处在国家与乡民之间,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任何领导、治理乡村实际事务的权责,只是在“县衙门到每家大门之间”的地带活动。这也是在小说文本的内与外,高晓声和柳青、赵树理(尽管他们只是挂职性质的干部)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当然,除了阶级/阶层身份的定位以外,我们更不应该忘记,高晓声是一个作家。尽管在后来的一些演讲中,高晓声表现出思考“三农”问题的兴趣和见地,但他不是也无意成为理论家。王蒙在回顾“新时期”之初创作的一批小说(如《布礼》《蝴蝶》《杂色》《夜的眼》《春之声》)时说:“我并不特别强调我的小说是反思,因为我不是从历史的意义上,不是起草党的文件,或者拟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那个是真正意义的反思。相反呢,我写的是人心,人心在历史的动荡当中,可能有什么体会,有什么痛苦、惶惑、希望和坚守,我更多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能够真切地表达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内心的状况,那我觉得它们的意义在这里。”我想,对于自己小说的意义,高晓声也会认同王蒙的说法。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