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思想之光与趣味之魅——评南帆的散文创作
在谈到南帆散文成就的时候——那时，我还没有系统读完他的散文，但他的《马江半小时》《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和《历史盲肠》等三部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三部作品分别是国族叙事、家族叙事和个人叙事。三种叙事不只反映了南帆散文创作内容和视角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三部散文作品内容不同，讲述方式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论国族、家族和个人的历史，都隐含着南帆超越具体历史事件的大关怀和大悲悯。他的眼光会透过历史的烟云投射到更遥远的方向。因此，南帆的散文有格局，有气象，有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也有趣味盎然的细节、典雅正大的修辞；更重要的是他的情怀、眼光和学养。”后来，南帆兄寄来了他煌煌七大卷名曰“理趣之光”的散文文集：包括《谈天说地》《书斋时光》《闲常之趣》《哲思与想象》《记忆之渊》《历史抛物线》以及尚在付印之中的《村庄笔记》打印本，还有他尚未收到集子里的零散篇章——这巨大的数量，足以证实南帆在散文创作中投入的巨大精力，在震惊之余我深感钦佩：在同代的学者中，南帆的确是一位既有理论贡献，又在创作实践中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学人。他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和散文奖，足以说明他的成就。读过这煌煌七大卷散文之后，我头脑悠然闪过的，南帆是当代散文创作的庞然大物。这个庞然大物不止是说他散文创作的体量，更是指他思想精神的广袤时空。
南帆的这七卷散文，已经为我们做了大致的分类：书斋、回忆、哲思、历史、闲常、闲聊以及乡村。这个分类也大致表达了南帆散文创作的“时空识别区”，或者说，这大约是他的生活经验和精神活动区域；另一方面，也表达或反映了南帆对散文文体未做宣告的理解。在古代，文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个“文”不止是文学，同时也是包括各种应用文体在内的散文，特别是表、说、记、铭、序、辩、传、诏八大文体。这些文体中，“记”，古时也是公文的一种，如奏记。上古时代的“记”，最开始是一种记录圣贤之言、记载学者对经书的解释的实用文章，“记”即“‘录’成文”“‘载’于册”。“记”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礼记·学记》，原本是据实载录的实用文的文体，后来变成了文学作品——散文。是“古文运动”，让“记”从“录言载事”的实用文进化到抒我心迹、遣我情怀而“记游记事”的文艺文，演变为有一定的描述对象、有一定的表达方式、有一定的文体格局与风范的散文。比如《小石潭记》《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其他文体虽然不是全部，但大多与经世治国、不朽盛事有关。至于涵盖小说的传状类，是四部不列士人不齿的。进入现代之后，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白话散文另起一行，既讲经国大业，也说日常生活。而且周作人、郁达夫、丰子恺、梁实秋一直到汪曾祺、张中行等，对“闲适”一路多有青睐，饮食男女、家长里短、吃茶饮酒、居家旅行等皆可入文并乐此不疲兴致盎然。以至于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启蒙话语受挫之后，“闲适小品”作为一种填充文学真空的替代物，又大大地风光了一阵。
但是，纵观南帆的散文创作，我的总的感觉是，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非常熟悉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散文路数。但他的创作实践意在说明，他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他是现代的。他改造了既有的散文写作模式，一种随心所欲心至笔至的自由，构成了他散文的基本面貌。当然，他有自己的选择和边界。系列散文用“理趣之光”命名，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他的自我期待和趣味。理性是一个批评家的基本素养，这一素养也影响或规约了南帆的散文创作；但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式，文学性应该更重要。如何体现文学性见仁见智，在南帆这里，别具一格，好看、会心——有理有趣，既是他散文创作理念，也是他行文的自我暗示和具体实践。
《哲思与想象》，是一本极为独特的散文集。这是体现南帆散文思想之光风格的代表作。从作品的题目看——《现代人》《生命在别处》《概念生活》《寓所的矛盾》《镜中之像》《可以删除文科吗》《我们的语言生活》以及“论XX”等。这些题目应该是论文题目吧，但它们明确无误是南帆的散文。在《现代人》中南帆说：
优美的古典时代已经逝去。古典的服饰仪容、常用词汇、消费方式和交际礼节均已变成尘封已久的过时之物。古典逝去了高贵的意味，成了一个遭受鄙夷的年份。当然，没有人愿意说明“古典”指的是公元前还是维多利亚时代，是唐宋年间还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日常用语中，“古典毋宁说是不合时宜的别名。古典的对立面是现代。“现代人”是一个令人自豪的美称。“现代”是一个由时尚组成的花花世界。古典的遗物正在无望地挣扎于时尚的波涛之中，等待最后的沉没。
南帆波澜不惊、从容客观地描绘或讲述着“现代”，没有激愤的修辞，也没有溢于言表的夸张。但他的讲述隐含着他的立场和态度。于是，他是带着他的立场和态度进入“现代”的——“现代社会充满了陌生的挑战，各种思想毋宁说是人们与现代社会相互磨合的症候。很大程度上，可以将思想含量的增加视为现代社会赋予散文的特殊风格。”因此，南帆对现代的介入，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散文家对当下生活的关注，也可以理解为他的创作的时代性。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也许，现在是散文直面现代社会的时刻。如果说，小说的情节叙事已经与现今生活的诡异多变不谋而合，那么，散文再也不能持续地对当今的各种丰盛景观缄默不言。之所以使用‘景观’一词，借用的是法国学者居伊-德波的术语——他将现代世界形容为‘景观社会’。不论多大程度地接受居伊-德波的批判性观念，人们至少意识到，景观正在重构现代生存空间。从琳琅满目的商品、街道两旁的玻璃幕墙、流线型的高速列车到耀眼的LED广告屏幕、电视直播的滚动新闻、互联网上形形色色的图片和视频，人们的意识已经陷入缤纷的景观包围。如果散文无法正视及表述这些景观，现代社会的庞大身影只能徘徊于这个文体之外。”现代、现代化、现代性乃至后现代等概念，是当下学界使用频率最广泛的概念。或者说，如果没有这些概念，当下学术几乎是难以为继的。学者使用这些前现代不曾出现的术语，豪情万丈地谈论着与当下社会相关的诸种问题，以及衍生出来的各种观念、时尚或南帆所说的“景观”，它们相互纠缠也相互搏斗，推动着这个“现代”向不知所终的方向发展。人们或者兴高采烈，或者迷茫徘徊，或者喜忧参半犹豫不决，“现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奇迹和享乐的各种方式和可能，同时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困局”。
南帆作为一个现代学者，他亲历着这个时代的生活，但他不是过客，他同时是这个表面上热气蒸腾时代的观察者和勘探师。他通过生活中的各种表象和纹理，深入其中试图讨论和探明更深层的问题。我们遭遇“现代”已久，“现代”的问题也日益得以暴露。作为一个学者、作家和知识分子，他对“现代”的解析和质疑，就不能看作是一种信笔由缰的写作行为，他显然是有意为之。
于是，在南帆的笔下，他通过与人相关的各种“景观”——面容、姓名、盛名、证件、记忆、寓所、家庭、科学、包装、以及电视、电话、谣言、语言、话语、日记、广告、斗殴、吸烟、化妆、赌博、跳舞等等，皆可入文。这是现代日常生活寻常的场景，我们司空见惯耳熟能详。但是一经南帆的表达，这些寻常事物竟波澜凸起，那里隐含了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的隐忧或不安。从物质到精神，“现代”正消费着一切，于是，他也悠然而生了对某些“不变”的肯定，诸如对浪漫、天真、远方的来信等陈旧纯情纯真事物的流连。浪漫是什么——
浪漫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情韵。有时候，意味了一个大动作。它可能是一次环球旅行，可能是一个气势磅礴的艺术构思，也可能是一场不是为了婚姻的爱情；更多的时候，浪漫仅仅是一个细节或者一个插曲。浪漫可能是一个迂夫子节日里送来的一枝玫瑰，浪漫可能是豪雨之中的独自漫步，浪漫可能是台风登陆之际的海滨观涛，浪漫还可能是不顾妻子的脸色倾囊而出，在一间小酒馆里请三五好友大啖一顿。其实，浪漫时时蛰伏在我们周围，唾手可得。
但遗憾的是，“浪漫的人还是少——似乎越来越少。”在消费主义时代，诗意的流失让生活了无趣味，在“枯燥的日子里，浪漫的人为作家制造一些奇迹，有时在心里，有时在现实之中”。人心不古，人性不浪漫的慨叹溢于言表。
孙绍振先生在评价南帆散文时说“中国当代散文艺术积累最为雄厚的是抒情和幽默，南帆却不屑于抒情和幽默。他的散文以反抒情的冷峻见长；他虽然不乏幽默，但是在他的散文中，只是偶尔为之的点缀。他的风格特征是学者的智性。智性的抽象与审美感性的矛盾，是当代学者散文的一大难点。南帆主要用两种方法达到智性向感性的转化：第一，是依靠感性话语的重构，向智性深化。第二，表面上是智性的分析，深层却贯穿着情绪性很强的、片面而深刻的逻辑，这种逻辑介于智性与情感之间，更接近于情感，又不完全是感性的，故称之为亚审美逻辑。”
读南帆的这类散文，特别容易联想到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波德莱尔对19世纪中期巴黎的现代性体验的考察深深吸引了本雅明的目光，从这个被资本主义商品世界异化了的抒情诗人的目光出发，本雅明希望能重新阅读处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初期的巴黎。在书中，本雅明与波德莱尔一起对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渐次熄灭的煤气灯、把人固定在土地上的住房牌号、日渐堕落成商品生产者的专栏作家发出挽歌式的哀叹”，一起作为“城市的闲逛者”躲在人群里注视着这个嘈杂的商品物质世界，一起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发出“震惊”的慨叹，同时也理性而忧郁地击碎了波德莱尔的现代主义英雄之梦。本雅明独特的视角、细致的观察和内心的敏锐，使得这部构筑在浩瀚的引文之上的辉煌之作更多了一份诗意的绵长。本雅明以寓言与隐喻表现其奇特的风格，以特有的飘忽不定的线条勾勒了“文人”的轮廓，并以一种叙事的一致性，描述一个又一个隐喻的形象：游荡者、密谋者、游手好闲者、诗人、拾荒者、醉汉、人群、商品……，使他的主题在寓意的高度上清晰地呈现。本雅明认为，由于波德莱尔，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主题。本雅明致力于展现形成这种天才的背景，他将诗和理论混合在一起，探究19世纪巴黎的城市表象文化的各个要素——拱廊街商场、世界博览会等，揭示这种梦幻在现代社会里呈现的另一面，亦即“反讽的乌托邦”，这显示了本雅明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的倾向。不同的是，波德莱尔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而南帆是后发现代性国家的观察家和勘探师；相同的是，他们都对正在发生巨变的现实生活充满了观察的热忱，并记录下他们的思考。
《哲思与想象》是被思想之光烛照的产物。七大卷文集中，相似的有《记忆之渊》《历史抛物线》和《村庄笔记》。前两部与历史“大叙事”有关，我曾有过简略的评论，这里不赘。而我更感兴趣的可能是尚在印刷中的《村庄笔记》。这是应《雨花》杂志主编朱辉之约的专栏作品，杂志发表时曾陆续读过。与“乡下”“农村”“山乡”“山村”等命名相比，“村庄”似乎更多了一份诗意，凭添些许俭朴、恬静和岁月静好。当年《沙家浜》中的指导员郭建光曾有一段唱腔：“月照征途风送爽，穿过了多少山和水沉睡的村庄”，于是，心中的革命激情风驰电掣，被穿越的村庄月明风清，革命就这样与诗意和风流结合在一起。村庄——这个大地上的普通符号，给一代青年带来了无限的想象。曾经有过“知青”经历的南帆，对经历了四十年风雨之后的“村庄”，会有那些新的慨叹和认知。如果说《哲思与想象》等是在“形上”层面与现实对话的话，那么《村庄笔记》无疑是站在大地之上与现实的对话。在自序中南帆说：
环顾左右，下乡插队是许多同龄人乡村经验的共同来源。更大范围内，乡村构成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情结。许多知识分子与乡村具有千丝万缕的复杂纠葛。他们渴求新知，投身各种社会运动，曾经踌躇满志，也曾遭遇重大挫折。然而，无论走出多远，乡村始终是他们的一个潜在的精神轴心。知识分子时常觉得。广袤的大地和辛勤的农民养育了他们。尽管置身城市，出入种种文化场所，他们仍然熟悉乡村，关注乡村，对于挣扎在重压之下的农民深为同情，以启蒙者的姿态号召农民挺起脊梁，反抗一切剥削和压迫，从而点燃乡村的革命火焰。陷入政治困厄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又从城市星星点点地散落到乡村，接受农民的教育、改造和监督，反省各种自以为是的痼疾。如今看来，知识分子下放乡村既是一种惩戒，也是一种重返民间的社会调查。多年之后，知识分子摆脱了生存危机以及歧视、胆战心惊和委屈情绪，另一种收获逐渐显露出来：由于脚踏大地，手执锄头与镰刀，与农民嘘寒问暖，他们不知不觉地穿过了那个时代一套流行辞藻组成的帷幕，亲眼见到了一个真实的乡村。
这一描述对“知青”一代而言，具有“总体性”的概括。它意在表明，这代人与农民、土地和村庄，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有着不解之缘。在曾经的教育中，乡村是中国革命的母体，它孕育了革命，也成就了革命，没有广大的乡村，就没有中国革命的今天。因此，青年时代对乡村的想象与对中国革命的想象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当然也与我们接受的阅读有关。比如书中提到的《暴风骤雨》《三里湾》《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但是，几十年过去之后，没有料到的是，“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众多词汇都在贬值。山脉、田野、森林、河流——当然还有村庄。所有的人都明白，土地膜拜过时了。当今世界的头版位置是留给硅谷、华尔街或者石油输出国这些地方的，历史提速的动力来自金融家的资本运作，来自那些著名实验室提供的玄妙结论，或者来自所谓的信息，而泥土里长出来的庄稼已经端不上台面了。”世界变化之快，超出任何人的想象。但是，有趣的是，那些勉强乘上时代末班车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们，“他们宁可一堆一堆地坐在人行道上打扑克也不愿意回去。如同当年知识分子纷纷逃离城市，现在是农民逃离土地的时刻。一排排的农舍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空寂的村庄渐渐丧失了生气。”村庄的“空心化”，是变革时期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场景。那些不同村庄曾经拥有的文化，正在典当给各行各业，无声沦陷的，是我们自以为固若金汤的乡土文明。在“现代”的冲击下，乡土文明的脆弱几乎不堪一击。
但是，村庄绝对是我们怀旧或凭吊的好去处。无论是月洲村还是五夫里，无论是林浦村还是赵家堡，这些偏居一隅，藏在深山老林皱褶里的村庄，有幸免于“现代”的碾压而得以保存完好——
五夫里遗存许多古老的牌坊或者大宅子，例如连氏节孝坊，三市街牌坊，刘氏宗祠，还有兴贤书院。兴贤书院门楼两侧的所有屋檐无不向上扬起，犹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鸟。牌坊或者大院子的许多砖雕纹饰繁复，图案密集，可以细细地观摩品味，只不过转身离开几步就忘了。令人难忘的是那几棵八百多年的老樟树：舒展的树枝托起一个偌大的树冠，洋洋洒洒地遮住了一大片天空。当然，难忘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几棵老樟树是当年朱熹亲手种植的。
在中国，这当然是特殊的“村庄”，这样的村庄不是与世隔绝的，它们完全是敞开的：它们向历史敞开，向现实敞开，当然也向未来敞开。这是那些创造历史并被历史书写的文化巨人的故里。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与历史建立关系的桥梁。因此，呼啸而来的“现代”并非碾压一切，它选择了可以证实“现代”是“文明之师”的“物证材料”。我看到，南帆在《村庄笔记》中书写的虽然是地上的事物，但他心有挂碍的仍然是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交融或矛盾的问题，知识分子的身份一经笔端便涓涓流淌。
南帆的另一类散文——《谈天说地》《闲常之趣》《书斋时光》等，有晚明小品或现代白话散文如周作人、梁实秋、梁遇春、丰子恺、王力一直到汪曾祺、张中行等的遗风流韵。好看、好玩、讲求趣味，是这类文章的一大特点。写这类文章的人，一定是可爱有趣的人。南帆有正大的一面，但南帆另一面是可爱和有趣，有趣的人才有意思。但与这个谱系来说，南帆也未必“根红苗正”。现代闲适散文一路，在20世纪90年代再度兴起，隐含着鲜明的社会生活内容。民众的闲适趣味，明确地体现它的消费性，而忽略或对现代闲适潮复杂的文化背景不甚了了。于现代闲适大师们来说，那表面上的平静如水不仅仅意味着他们对云淡风轻的闲适趣味情有独钟，或仅仅是对一种超然的古典境界的向往。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寄希望“思想革命”的内心冲动是相当激进的。即便是今天，我们重读他当年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或标志新诗成熟的诗作《小河》时，依稀能感受到他的热情的青春气息。但不久他便发现了启蒙的无望。他认为在苦海中挣扎，不如苦中作乐。他也曾想“说几句舒服舒服”，可一旦发现祸从口出反而更不舒服时，就去寻“做哑巴”的乐趣了。类似周作人的这种“进”与“退”、“达”与“穷”、“出”与“入”的思想矛盾，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最现实、最基本的矛盾。传统文人在这一矛盾面前的犹疑、徘徊和煎熬般的痛苦，毫无遗留地馈赠给了他们的传人。但无论是古代或现代，知识分子的急流勇退，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而沉迷于山林茶庵，大都是经历了大的困顿之后，不得不如此。因此，南帆的这类散文还是“旁逸斜出”另起一行。他的这类散文貌似“闲适”或无关宏旨，但只要切入正题，南帆的批判之剑一定要出鞘。比如《满街皆是美女》——这是男性永远兴致盎然长议不衰的话题。南帆的议论是：“美貌的能量必定要制造一些生活的波澜，一批男人开始闻风而动。如果美女远在天边，仅供翘首仰望或者遥遥地想象，那么，一个个男人君子风度，侠义心肠，如同崇拜真理一样崇拜美。据说一些男人曾经激烈地争论林黛玉漂亮还是薛宝钗可爱，并且挥起老拳打得鼻青脸肿。然而，一旦活生生的美女涌入男人的势力范围，他们就开始俗了。男人不再形而上学地静观闭月羞花之貌，而是一门心思地谋划如何将她们搞到手。那些稍有身价的男人多喝了两杯，酒席之间长吁短叹的内容就是结婚太早了。”美女爱英雄，美女爱风流才子。美女都生活在诗文里。但那是过去，时过境迁之后，还有几个美女会将水汪汪的大眼睛投向瘦骨嶙峋的诗人？因此，南帆即便是在“谈天说地”，说“闲常之趣”，但他必有深意焉。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闲适”一路，总是隐含着作者“进退”“居处”的矛盾或犹疑。但南帆的入世态度是鲜明的，他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与功名无关，那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面对当下世界的主动选择。当然，南帆的文章也未必都是“夜不能寐”的忧国忧民之作。比如他写打球、下棋、武林、校园、读书等的那些篇什，还是有超然度外纯粹出于兴趣的。
“思想之光”和“趣味之魅”，是对南帆散文创作的一种概括而已。任何概括都是以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的。但是，这两个方面也确实凸显了南帆散文的整体特点，那就是他与“现代”生活对话的强烈欲望。置身其间，他的话语之流奔涌无碍。理论家的思辨和好奇、天真的个人性格，成就了他别具一格的散文风格。实事求是地说，我喜欢南帆式的正大、有深度的质疑或发问，那些具有思想之光的篇章，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当下散文的思想高度；而那些写个人趣味的作品，也因体现着个人的精神魅力而令人兴致盎然。这个集下棋、打球、写字、会散打、写论文以及做官的“跨界通才”，就这样在散文领域也独树一帜。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