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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放手我就放手》:城乡伦理及其现代性困境

发布时间:2021-08-10 来源于: 作者: 《长城》 | 曾攀 2021年0 点击数:
对于城乡叙事以及围绕传统与现代的伦理探究,是个老话题了。以往的写法,或以乡村传统的前现代的纯粹善美,映射城市的复杂晦暗及人心思变;又或者通过城市整饬光鲜的现代文明,反观乡土世界的泥沙俱下荒诞苦难。简言之,城乡之间往往是截然二分且彼此对照的,盘文波(光盘)的既往写法也大体如此。譬如《重返梅山》,爷爷的革命形象及其事迹,始终作为在城市中获得商业成功的“我”内心或隐或显的道德标杆,而以此观照故乡梅山的发展,也不同于过往记忆中山清水秀的自然风情,甚至为了表面繁荣弄虚作假。在新近的中篇小说《你放手我就放手》中,盘文波延续了乡土伦理批判的路径,却又有所出新,尤其是打破了城乡的二元分化,将其置于同一价值界面加以考察。因而可以说,从城乡分隔到城乡结合再到城乡融合,盘文波的小说不再割裂地看待城市与乡土,而是使之接续以至合一,构成双重的批判或说整合性的审视,在闹剧与戏谑之外,透露出新的伦理反思和价值重估。

小说《你放手我就放手》一开始就将五叔置于事件的包围之中,他在城乡结合部开了个小建筑公司,多有收益,然而却已经惹下两件官司,一个是被告,五叔给乡民孟文军盖楼,因偷工减料导致孟的房屋倒塌了一面墙,面临孟文军的诉讼,“五叔后悔不该把不合格的建材全用在一面墙,应该搭配着用。五叔将暗中搞来的建材放到孟文军洋楼来,和村民洋楼里的材料稀开来用。除了给工人开工资,孟文军这楼五叔买材料花不到五万。”一个是原告,源于永红电力公司以五叔的林子影响高压线为由,搬出《电力法》,砍伐了五叔的一大片杉树和红豆杉,后者欲诉之公堂,让肇事的电力公司赔款道歉。第三桩官司对于五叔而言更是迫在眉睫:同乡侄子邵强在五叔的宅基地上建楼房,后者怒火中烧,执意状告以重夺土地权,然而这事实上源于邵强帮五叔打工得不到报酬而引发了纠纷。围绕着官司出现的,是同乡的另一个主要人物邵彬,他是个律师,也是五叔的乡侄。三个官司如出一辙,均发源于城市,却又回溯至乡村,作者的意图很明显,通过城乡一体,试图推及更大的范围与界域,其中,传统人伦尤其乡土人情与现代的法治、传媒、权力、资本等,产生了吊诡的结合,同时也意味着深刻的疏离,传达出城市与乡土的伦理纠葛,终而述至难以纾解的现代性困境。

小说的形式很机巧,主要围绕着五叔这三个案件,相互交织,推动叙事,起于一个打架事件,终于一场兄弟殴斗。从事理、情理与法理看,三桩官司其中有两桩五叔不占上风,耐人寻味的是,他却如此执拗,毫无罪感与仁心,固执得像一块石头,他是加罪者,也是受害者。而在邵彬身上,除去出于亲情关系对五叔的同情帮助,事实上,“给五叔打官司,邵彬得不到律师费,还要搭进时间、经费,他特别不乐意。”因而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尽管维系着与五叔的乡情,甚至对他的遭遇深感同情,“五叔的哭泣,鞭子似的抽打邵彬的心。”然而却始终存在着延宕、怨愤甚至反抗,法律的与事理的、人性的与伦理的因素同时渗透其中,相互纠葛,甚至在邵彬的身上出现不可弥合的分裂。

不得不说,好的小说,在于需要将主体置于矛盾之中,以呈现不同的价值对垒与伦理冲突,故事的漩涡不在于其有多曲折精彩,而在于身处内外风暴之中,人物主体的变迭或守持,在这个过程中,外在的形式推进,逐步转化为内在驱动。小说开始,两个孩子突然打架,都不肯主动放手,看客们围而观之,又一哄而散,而到故事最后,五叔之子邵刚与邵强扭打在一起,互相揪着头发僵持,同样互不相让,互不放手。值得注意的是,两次打架,邵彬都在场。只不过小孩掐架,邵彬只是观看,外在的冲突他无动于衷,而最后的兄弟扭打,他无能为力,只能试图将其他们拉开劝离。作为律师,他劝乡人“放手”的方式,不是法律,不是伦理,这两者已经被架空而失效,唯有徒手拉架,望洋兴叹。“邵彬想起那天见到的两小孩互揪头发的场景,他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但是不管结局是什么,一定最后能被大人摆平。而对五叔碰到的这些事,尽管作为律师,邵彬一个也没摆平。”在小说中,邵彬代表着一个传统与现代、伦理与律法的矛盾体。他与五叔一起,成为叙事的纽结所在,不同的是,五叔处于事件的中心,而位于矛盾中心的是律师邵彬,他自始至终处于风暴之间,然而却无可作为,在伦理与律法、资本与权力的多重夹缝中意欲翻转腾挪,实则处处避让,节节败退。

更值得探讨的角色是五叔,他出身农民,对土地和种植有着自然的情感,“林子耗费了五叔很大精力,这几年他的公司一半的事情交给儿子打理,他用余下的精力打理这片林子。五叔对这林子颇有感情。”同时他也是一个小企业家,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奸商,“五叔会演戏,吃了人家材料钱还装出清白的样子。这个村民信,因为材料是他们亲自买的,送来后又亲自验货。可是五叔有的是办法,材料是村民自己挑选验货的没错,村民却没有亲自将材料砌进房子里,这就是五叔的空间。”而且五叔还是政协委员,有自己的政治资本,但在与永红电力公司的较量中,却又显出了自己的弱势,“在政协委员中,大老板多如牛毛,五叔要文化没文化,要经济实力没经济实力。按他现在的经济实力回村里当个村长,倒是有竞争力,在这座发达的城市,五叔顶多也就是个中产阶级。”五叔从乡村进城,又一直与乡土保持着或表或里的关联,他脱离不了乡村的那片土地,同时又背离了传统的乡土伦理。他掌握了现代城市中商业的与政治的秘密,然而却处处受挫,缕缕陷入困境。究其原因,难以区隔公域与私域的界限,往往以人情私欲篡改公理公权,故而难以摆脱甚至亲手制造了城乡伦理及其现代性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这些官司案件,五叔是私营企业主,而且是有一定政治资源的中产阶级;邵彬是律师事务所的名律师,既对乡土乡民怀抱热情,同时熟习法律,亦愿匡扶正义;永红电力公司是远近驰名的明星企业,财力背景雄厚;《晨报》的陶记者是首席新闻媒体人,极富经验,乃业界翘楚。叙事者却将他们拉入困局之中,那是现代城市最光鲜亮丽的部分,同时代表着系统性的制度与秩序,却在欲望权力之中被轻而易举地围歼,这其中无不揭示了城乡伦理的同一性困境,小说将如是这般的乱局置于现代的价值评断——法律与媒体的框架之中,却无奈反证了其苍白与失效。

小说以“你放手我就放手”为题,颇有意味。直至最后,所有的矛盾都没有真正和解,所有的情绪仍扭结紧张,所有的伦理皆扭曲异化,法律与人情、资本与权力都卷入其中,彼此之间掐架都不肯“放手”,从双赢到互害,以恶制恶,以血洗血,不仅不可纾解,反而愈加激化,难以收拾。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认为,人是对人最为有益的,彼此结成紧密的共同体,其间需要联合而非对抗,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是国家建立的基础,罪感的产生及惩罚的形成,是国家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盘文波的《你放手我就放手》显然是对斯宾诺莎所提出的现代伦理的背离。小说迷雾笼罩、困境重重的背后,是城乡伦理的模糊乱杂,更是现代制度的内外缺失,在此情态下,需要明确之处在于,伦理与制度之间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合理配置和双向建构的过程,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之间,亦非互“掐”而是互补关系,现代性困境在于此中的系统性紊乱,而在这个系统里,人是最关键的一环,不能“放手”,也不该“放手”。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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