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代世界的痛苦纠结——格非的《春尽江南》与《月落荒寺》
走过80年代，进入90 年代，格非和我们，竟然仿佛又一次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扑面而来，让格非惊愕。作家也未曾想到，以前建构的生存意义、写作意义竟然都还可以被撼动，困惑中，一个以写作为志业的作家，竟然放下了手中之笔，十年之久失去创作动力。
在中国这个特殊语境下，被百年理想追求、革命问题所吸引，探究与之扭结在一起的人性之谜以及民族、个人的命运之谜，舒展为诗性之思，使格非渐渐恢复了写作的信心。但是，从格非的作品中，也包括他的言论中，我们突出感到，有一个问题他是再也摆脱不掉了，那就是，他感到自己已经无法回避当下时代，无法逃遁到、安宁于乡村叙事的温柔之乡了，他必须去面对当下时代，必须去思索，当下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了的当下时代之于生命意义、世界意义的确立意味着什么？
《春尽江南》作为格非百年历史视野三部曲之一，自然与《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有着深层脉络勾连，共生、敞露出沉重的人性之真、历史之真。但我更愿意将其与《月落荒寺》放在一起。由于现代世界的严酷、驳杂与诡异，也由于作家广博深厚的精神资源及上下求索的执着禀赋，格非小说《春尽江南》《月落荒寺》的写作，让我感受到中国当代作家之于现代世界最痛苦又最复杂、最纠结的面对。
惊人的悖谬与诡异
1
由于知识分子智识上的更高地位以及精神世界的丰富性，知识分子生命的时代之变，自然凝聚着现代世界最深刻、复杂的内涵。而由于作家对知识分子生命与灵魂痛切的感受、罕见的深刻透视，作品为我们呈现出的竟是现代世界如此真实自然，又如此令人震惊的生命景象。
谭端午、徐吉士等一代诗人，有发现生命、表现世界的才华与诗情，有精神追求的超拔和浪漫，但是，是怎样一条绳索又总是将他们向下拖拽着，沉沉地陷在泥潭里。谭端午为什么有时心目中实际上并无诗人之桂冠，竟会如此自然、游刃有余地利用诗人声名与才华的便利，行情色之骗？一方面，其自然地就把自己放在社会层级的高位，因诗人的崇拜者秀蓉在荷塘面前视美景而不见，不知莫奈，也没听过德彪西，让诗人实现欲望的同时还增加了一点看轻对方、自我得意的理由；另一方面，其已不知自己有多么不堪，依诗人洒脱无忌的习性，还可以不顾对方高烧及返校身无分文之虞，自私唯我地将对方口袋里的钱全部拿走，悄悄离去。
《春尽江南》的笔力，应当说更多是源于90年代之后世界的巨变给作家带来的精神困惑，但格非对文人等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理解、挑揭太深、太微，作品精神层面探掘的深意实更为彰显。在浪漫主义时代还未结束的90年代之前，诗人心灵深处即已凸现扭曲、复杂的现代形态；只能说，90年代后，整个世界的现代形态无与伦比地又被更加强化了。
之于谭端午，作家文笔之尖锐，还在于呈现出了一层沉重的反讽。诗友徐吉士了解谭端午个人性情及诗作中对纯洁有一种特别的倾向，于是便委琐也是异常卑鄙地选择形象、气质更显清纯的秀蓉留下作为其性伴，谭端午也欣然接受。而关键是，真正复杂的是，对于谭端午这样多露低劣的诗人，其人、其诗对纯洁的追求又还并不是完全虚假、虚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春尽江南》《月落荒寺》书写了几类知识分子，深刻表现出了太多悖谬、诡异的生命景象及时代景象。
如果说诗人谭端午在《春尽江南》中最初呈现出的实际可以说是一个溃烂者的形象，那么之后，越来越丰满的则更是时代之潮面前的溃败者形象。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世界的日趋混乱已令谭端午严重不适应，他不愿更换一个靠近时代的工作，在边缘的地方志办公室，他也是能溜号就溜号。除了读一点书、偶尔写点不好意思拿出去发表的诗歌、听听音乐，并不想做什么事情，而是无奈于也麻木于做一个当下时代无用的人。清纯又颓废的女子绿珠一句“去你家呀”，令谭端午大脑轰鸣欲裂，他很久无此感觉了。其后谭端午便被绿珠斥为“死去多年烂得不能再烂的水母”。作家表现出的或者可以说是现代知识者德性感觉与动物感觉的双重失去？作家格非的痛苦纠结以及作品揭示之深刻就在于，谭端午的确可以说是一个病态的人，而这种病态，不仅源于与时代的疏离，源于对生死了悟后生出的虚无感，也源于对冲毁生命及精神根基、使人成为非人的时代之潮的拒斥。谭端午是一位失败者，其自身就鄙视一切成功者而喜欢一切失败者。但问题的尖锐之处也在于，谭端午这样的知识者，既是时代的失败者又正是时代的失德者，或者说，既是敏锐发现时代、社会失德的失德者，也是鄙视世人失德同时鄙视自己失德的失德者。他们不满时代及世人之失德，但又并不妨碍自己的失德；反过来也可以说，他们自己是失德者，同时这又并不影响他们自觉与时代潮流保持距离，并不影响他们源于心灵深处的对纯洁的向往。一次，暴雨过后，面对清新的空气和澄澈的世界，谭端午仿佛长久憋在水中的泳者，抬头到水面上来换气。他的内心竟然涌出一种感激，竟然涌出仿佛是窃得生命脉搏片刻真实跳动的一种奇怪的偷生之感。
另一位诗人陈守仁心灵深处也隐藏着奇异的扭曲，或许只有格非的敏感和理解才没有略过其深隐的无奈与痛苦。陈守仁投入到了时代中心，成为了企业成功人士。一方面被时代裹挟着、塑造着，一方面也助推着时代之潮，同时，与其诗人出身不无关系，其仍然还是能够敏感到时代之潮与内心深处向往的相异，敏感到生命的空虚，对喧闹的时代有一种拒斥，而喜欢“唯美”“虚静”，总有一种让灵魂能够得以静静修炼的愿望。并非主要人物的陈守仁，其生命也是如此复杂多面。一方面，其“高端”形象背后已经有着太多的玩世不恭和低劣，另一方面，连被他伤害甚深的绿珠也承认，至少“在写诗的时候”，至少“在他心里的某一块地方，还是纯净的”，他的被报复致死，也仍然还是能让绿珠生出痛苦和同情的感受。
2
在《春尽江南》中，现代世界与生命的悖谬与诡异，还突出表现在庞家玉的内心世界及其与谭端午的繁复纠葛上。庞家玉是一位经历挫折、苦痛而融入时代之潮的知识女性，而这里，复杂性或吊诡之奇异又在于，一方面她深知自己追赶时代所付出代价之惨痛，另一方面却也可以以“洒脱”的方式，暂时斩断与现实的所有联系、逃出时代之挟，实现身体片刻的“偷生”。一方面她讥讽谭端午无用，一天天烂掉，发现这个社会最不需要敏感，要想生存就必须让自己的神经系统变得像钢筋一样粗，另一方面，她又常常为一些弱小者、无辜者流下痛苦的眼泪。一方面她对自己的疯狂感到不可理喻、感到全力去做厌恶的事情似乎就是自己的命，另一方面，她又总是常常生发出隐于一隅、了却自己一生的期待。
庞家玉与谭端午的婚姻也尽显命运之神与双方人性弱点共同的百端千般的作弄。两人那样一种初遇、偶遇，结婚第二天谭端午即生出离婚念头，庞家玉偶提离婚谭端午竟无任何异常反应，等等等等自不必说。两人的相互憎恨、厌恶还是一度升级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虽然小说本来就应当真实呈现俗世、俗生，虽然作家格非呈现厌恶的细节及词语本来就应当真实贴切，但是，我仍然还是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震惊和彻骨的悲哀，我还是实在不愿在此作一复述，我宁愿把作品中此时的细节与词语，视为一位优雅性情的作家面对现代生命品质、生存状况产生的无比痛苦、无比尖锐、无比粗粝的反应。
失德者自然强化着社会的失德品格，增加着社会中对无辜者的伤害以及相互伤害。但是，我们仍然由于各个失德者们所承受的深刻伤害和痛苦，而生出绵长的悲哀和同情。因为，在现代境遇下，给他人造成着伤害的失德者，有时确实可以又是作为无辜者的角色承受着伤害；同时，对于知识者来说，对生命幻灭的敏感，确实又让他们承受着更多虚无的痛苦。此外，还有一层可悲的是，时代与社会的荒诞与痛苦总是又化为家庭的痛苦、个人日常情感的痛苦，让人无可逃遁。谭端午们可以暂时逃离社会，但还是逃离不出个人栖居之隅的情感、精神痛苦。
作家深刻表现出了生命与精神濒临毁灭的残酷景象，但同时又还是非常难能可贵地给读者呈现出了卑微生命深隐的另一面，挖掘出了生命中深受摧残、沉睡久矣的美好情感。做梦都想去西藏的庞家玉自知罹患绝症，欲远行逃离。面对死别，两人更清晰地发现，之于对方，情感和挂念原来一直还潜藏着，并未泯失。生命相互摧残的悲剧背后，时代力量、人性力量、命运力量的诡异，在作品中被表现得力透纸背。
3
面对现代世界，相对于创作《春尽江南》时心绪的尖锐峻急，若干年之后创作《月落荒寺》时，作家的心情已经平和、内敛了许多，作品叙述语调也更多恢复了舒展和雅致，但作品中的沉重感、繁复感、痛苦感、诡异感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增强了。
林宜生与谭端午，从心灵品格到性情以及音乐偏好等等，都像是一个人，只是随着时代的前行，林宜生心路历程似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区间。在个人人生的路程中，在面对时代社会的经历中，林宜生的心灵自然已经承受过了困惑和痛苦，性格、心情都增加了掺杂着无奈的淡然与平和，德性品质似乎较谭端午也有了提升。但是令作家最为敏感、最感纠结乃至揪心的，人物生命、心灵深处隐匿的丰富性、多面性、矛盾性等等却并无不同。一方面，林宜生追求纯洁的品质更为突出，做人的底线更为鲜明，比如他在自己的职业操守中定下了三个不能通融的原则或底线，另一方面，他也会自然地生出有点猥琐的心计，故意让作为家教的楚云产生与儿子面谈的错觉，隐藏贸然邀约楚云吃饭的真实目的；其后邀游植物园更是有着切近的意图指向。一方面，研究哲学的林宜生深知，绝望和虚无作为自我觉醒的必要前提，不仅不是悲观，反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乐观，这种绝望中乐观的觉醒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也自知“自己就是火鸡、镊子、姜汁饼和巴托比的混合体”，他期待的是远离尘嚣的清寂，虚无、无力、倦怠是他生命中更突出的感觉。与楚云相拥，本来是希望与她融为一体，但楚云消瘦的后背却反而更引出了他虚空、虚无的强烈感觉。
李绍基生存及精神状态的百变千转，也突出显示出作家格非对现代世界中知识者生命存在的深微洞察与沉重困惑。在部属机关政策研究室任职的李绍基一度仕途顺利，春风得意，经常为朋友的艺术活动站台，而由于不为外人所知的原因出事、遭到降职后，开始靠练习书法、研究茶道排解郁闷。当发现自己已被冷落遗忘、再也无人给他送茶，并且又遭遇一位部领导的批评后，便又马上彻底抛弃了茶道，发愿抄《金刚经》百遍，除喇嘛和僧人外已不想和任何人来往。不过，在抄写经文的过程中可以让读者生出些许敬意的是，李绍基对《金刚经》的精义有了堪称深刻的个人感悟。这里，作家格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有把有颇多瑕疵的李绍基漫画化刻画，而是真实呈现了一位知识者智慧的思索、领悟能力以及埋于心底的精神提升的愿望。李绍基解释《金刚经》序文，并将“还至本处”“敷座而坐”八字理解为“奔走尘劳中的我辈的顶门针、座右铭”，也令林宜生精神上顿有很大获益，生出与污浊世界保持距离的欣慰。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出，其中也自然融入着作家格非的精神求索与深悟。
然而，问题是，正当我们因一种深刻的智慧和令人尊敬的精神受到巨大震动之时，写到这里，作家格非的笔力还刚刚行进到了中途。吊诡的是，就像《春尽江南》中有着国学功底与睿智的冯延鹤，其深入理解、感悟的那些圣贤话却对其做人的修养根本未发生作用一样，因处境、机遇的变化，李绍基原来竟然也还会轻轻丢弃掉曾经苦苦悟得的那些人生精义，觉悟之后还可以再归于现代世界的世俗喧闹。职位再次获得高升的李绍基很快便不再萎靡，并重新找回了处世的精明，比如，就给林宜生和周德坤“支了两个狠招”。
作家格非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深刻发现、揭示出了知识者精神世界中一种我们甚至都不愿正视的可怕真实。作家所呈现的知识者精神轨迹的回环往复、高贵与猥琐的百缠千绕，传达出的是比悲哀还要远为复杂的况味。
痛苦的矛盾与纠结
1.音乐
如果不说作家格非是音乐发烧友的话，我们自然也知道他本人是一位古典音乐素养很高的音乐爱好者。较早我们就可以感到，作家格非的小说深层已离不开音乐的和鸣了。格非对音乐之于自己生命与心灵世界的意义体会最深，对音乐之于人类精神的意义也有深刻理解。他相信列维-斯特劳斯的见解：“音乐中也许存在着人类最后秘密的钥匙。”他把尼采的语句作为小说《隐身衣》的前记：“没有音乐，生活就是一个谬误。”在《月落荒寺》的最后，他更是乐见“这个被音乐提纯的瞬间，所呈现的正是存在的奥秘：一种无差别的自由、安宁和欢愉”。但是，作品现实中音乐所实现的意义，却令作家不能不有一种深深的失望。
这里，且不说《月落荒寺》中音乐发烧友周德坤，新买了高级音响后，可笑地带几个“艺术家”来家里，见识机关枪扫射的声音如何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且不说《月落荒寺》中那位“世界第一发烧友”，被一句广告词打动后“决定用音乐来洗一洗自己灵魂中的污垢”的可疑；就是在谭端午那里，音乐真实助益着其在心灵深处保留着真诚一隅，但极高的音乐素养并未能改变音乐经常又不过只是“声色之娱”的事实。这里正是透露出了作家格非不得不承认但又不愿看到的一个悲哀的现实：音乐的高深素养及深入、敏锐的感觉能力，使人有可能感受到音乐的无比丰富、深隐、高远、细腻的内涵，这种内涵也正是对应着人的精神的无比丰富、深隐、高远、细腻，可以说音乐能够让人感受到、去接近人的精神的深奥、瑰丽；可是，音乐方面高超的艺术素质，包括与此相关而秉有的诗意性情、秉有的较常人更加丰富、细腻的心灵世界，实际却往往只呈现出“技术层面”之高，都并不能相应、自然地成就出其性情、精神的美好品质。两者原来完全可以是两回事。作家对音乐的赞誉不能不内涵着沉重的纠结。
《月落荒寺》最后浓墨重彩的中秋之夜，寄托着作家对音乐的崇敬之意。钢琴家露天演奏德彪西著名的《月光》时，一轮明月恰好升至树冠和屋脊之上，这一刻，“时间像是停顿了下来，仿佛世界上所有的对立和障碍都消失了。”人们眉宇之间透着的恬静与善意令林宜生和我们都生出了感动。但是，这里还是不得不有一个悲哀的转折。音乐之于人的心灵，自然有着重要的陶冶、呼唤作用，但是，沉浸以至于被唤醒，更多往往又只能是片刻，音乐似乎注定筑不成人类栖居的桃花源，而只能成为精神寻求者短暂的避难所。作品中音乐伟大的奥妙以及音乐在各色人等中的效用实现，共同营造出一种无尽的怅惘。
2.现代“普世”理念
格非痛苦直面的是充满混乱、无厘头的现代世界。传统伦理遭到冲决，纯朴的农民也都脱胎换骨成为了“新人”，慈眉善目的老奶奶也会抱有这个世界的人全都死了自己孙子也不能死的信条，社会充斥着循环的伤害，规则受到嘲弄，许多再简单不过的合理的事情，比如谭端午想要回属于自己的房子，通过正常的方式常常就是寸步难行。而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西方发达国家物质文明之外“先进”“健全”的法律意识、以公平为名义的权益理念，并在此找到了时下中国文明水平与之的差距。这里重要的是，作家格非面对的，不仅是社会及精神方面的种种畸态、理性规则的沦失，也不仅是畸态背景下一些民众对西方现代制度、理念了解的增多，实际上更加突出的还有正义感强烈的许多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从西方文明中寻求到的“普世”价值观的认同与传播。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之于种种现代理念、种种“普世”价值观，格非在作品中内含的探究与反思或许堪称是最自觉的。不同于将之视为人类文明的新提升给予更多的赞颂，格非总是能够挖掘出其在中国特殊的时代语境中、在人们的生存与精神中的真实内涵，并以此增加着对现代世界、现代心灵揭示的独有深度。
我们和作家格非一样痛苦、伤感，也一样矛盾、纠结。一方面，之于中国现代境遇，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唤起惊喜和浪漫诗意的渔火原来只是垃圾填埋场的照明，久读艾略特名诗《荒原》的中国诗人，直到现在才对“荒原”有了更深理解；另一方面，林宜生的妻子、大学教师白薇真切感到，在波士顿，空气像玻璃那般透明，甚至带有一点甜味，在奈良，“野生的麋鹿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行走，蒙蒙细雨中漫山遍野的早樱，如梦如幻，让人黯然销魂。”这种描述自然又非常真实。一方面，中国教育机制，以及家长们对孩子缺少理解、尊重和关怀，急功近利已对孩子的心灵构成深刻的伤害；另一方面，受现代文明理念熏陶，庞家玉对谭端午晚上把孩子一人留在家里感到气愤，并特别强调在美国这是违法的，显然也是强调发达国家的现代文明才更先进，才实现着对人的权益的更好维护。一方面，杀死七人的吴宝强，还是会认为在金钱攻势面前，精神病鉴定报告一定会如愿拿到，一些人道德底线不堪一击的确是事实；另一方面，现代文明催生的具有独立性格的现代媒体正成为畸形违法者的重要对手，也推进了社会公正的实现。……
作家会做如何选择？固然，对于环保理念支撑的先进物质文明，对于现代法律意识以及保护人的正当权益、实现个己的精神追求等等，作家不会看不到之于现代生存世界的意义。但是，作家更敏锐看到的，却是种种先进文明理念、种种被尊为人类普世真理的价值观背后隐藏的鄙陋和悖谬。
作家格非清晰了知发达国家现代生命保护理念从族别到性别再到动物的趋势和轨迹，也是受此理念推动，白薇、陈渺儿们积极参加了动物保护团体组织的街头宣传聚会活动。但是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念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生命真实？街头聚会活动被警方制止，受到警方问讯的白薇感知到“先进”“落后”文明理念的鲜明对比，从发达国家回来后更是愤世嫉俗，更加服膺权益、自由至上的理念。顺理成章，终于，面对妻子白薇振振有词的长篇大论，林宜生不得不承认，他们婚姻的失败，原来根本上是源于白薇“自主的价值抉择”，“在所有的价值序列中，自由所代表的价值至高无上。”而热衷于动物保护事业、对自家的宠物狗“小海”宠爱有加的陈渺儿，又是如何对待保姆生命的呢？由于保姆的疏忽，“小海”病死后，气愤的陈渺儿逼迫保姆的丈夫朝着其“灵位”磕了三个头。显然，作家敏感的是“先进”的个人权益、自由价值观及博爱理念背后德性意识的变异及沦落。
把孩子一人留在家里的确可以说是有过错，但庞家玉的指责还是把谭端午惹火了。我们甚至也会推断，作家格非也被惹火了。为什么会被惹火？就是因为，这种指责并非源于生命情感，并非源于德性伦理，而是透着对现代“先进”理念的天然崇尚，那不过是表面先进、食洋不化、食新不化的外在理念与姿态。在白薇这里也是一样。林伯远和蓝婉希一起从美国兴致勃勃地去加拿大看望母亲白薇，但白薇怕引起新丈夫的不满，还是委婉向伯远普及现代文明理念，告知伯远应当尊重他人的生活习惯，不能像在国内那样随意，事先不打招呼、征得同意就去别人家。虽然一位大学教师在加拿大沦为靠年老工程师退休金度过余生的失败者，令人同情；但其“先进”现代的文明理念，自认政治正确的姿态和心理，现出其人格扭曲的同时，给亲人也给他人带来了精神上的伤害。
作家格非对现代文明及“普世”价值观的反思是深入、锐利的。从事律师职业，努力融入时代、追逐先进理念的庞家玉也终于发现，作为现代文明标志的法律程序似乎专门是为保护无赖的权益而设定的，感到律师的道德感已千疮百孔，无法走出荒谬，甚至有一种想杀人的冲动。但是，面对现代文明理念，作家的纠结还是沉重的。因为，人不可能回到古代，必然要走向现代，现代文明理念给生命带来伤害的同时，有缺陷人类的生存秩序似乎又无法不依赖其建立。只是这种生存秩序又注定只不过是表面、外在的，其背后、其缝隙中又必然会茂盛生长着荒谬、丑劣。
3.修辞艺术
在当代文坛中，格非是一位先锋精神与古典艺术气质同时非常突出，两者又有着有机、奇异融和的个性作家。从早期先锋文学代表作《迷舟》，到“江南三部曲”中的《人面桃花》，格非专注表现“未被理性的光线所照亮的事物”，但作品呈现出的却是抒情、诗意的品格；情节、叙述迷雾重重，但并没有断裂感。可是，在《春尽江南》这里已露端倪，尤其是在《月落荒寺》中，一种新的叙述风格却明显更为突出了。也就是说，虽然作品叙述语言、内在肌理仍然透着十足的诗性和优雅，但一种超离艺术感性的断裂感、思辨感却明显增加了。
我们不难感到，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在艺术表现过程中，依然是存在着深刻的纠结的。这种纠结就在于，随着对古典艺术的持续研读探究，格非对古典小说叙述艺术有了更深的体会和服膺。这不仅包括中国古典叙事艺术，对于西方叙事艺术，穿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格非也重新发现了巴尔扎克，自然也已回溯到了西方文学的源头荷马史诗叙事艺术。但问题是，作家的写作不仅已经无法回到他所深服、崇敬的境界广阔深邃、意蕴深厚绵远的中西古典叙事艺术之园，而且，也已经无法像创作《春尽江南》之前那样，立足于中国大地，游刃有余，徜徉于现代主义经典艺术之园。作家不得不面对的，是几乎可以颠覆其精神根基的新的现实与生命景象，从《春尽江南》开始，格非的艺术追求，优雅中不得不掺入了粗粝。
这种纠结就在于，进入格非作品中的不仅是现实与生命的粗粝，而且似乎也是艺术手法、修辞策略方面的“粗粝”。新的现实与生命景象太过复杂、惊人，《月落荒寺》的写作过程中，作家还有暗示、呈现普通经验世界之外另一个真实、神秘世界的艺术探求。作家已经无法只通过生命轨迹、细节的感性呈现，以及不乏残酷但笼罩优雅云雾的生命迷局，来通达世界的真实、“真正的生活”。
之于《春尽江南》，你如果不了解里尔克、海顿、莫扎特、福楼拜、T·S·艾略特、史蒂文斯、金斯伯格、列侬、布莱希特、庄子、苏轼、欧阳修等等，作品阅读过程肯定会是磕磕绊绊的，而如果你对这些人理解得比较浅，那么实际上也是直接影响你对作品理解的深度、细度的。比如，对于古典音乐大师海顿、莫扎特，我们如果细微地理解、感知到他们音乐的宏阔、神圣，昏暗中又透着的世界的澄澈、明净，哀伤中又透着的生命的纯真与欢乐……那么，当海顿、莫扎特的音乐只是成为谭端午为自己保留的声色之娱，我们又会体会到，这里面蕴含着多么复杂的况味。比如还没有走过诗性的1980年代，为了不被看轻，秀蓉已经开始故意把里尔克判入很一般的诗人之列；而1980年代给予谭端午深深震撼的史蒂文斯的诗，如今已经像童谣一样甜腻，几乎不忍卒读了：时间相隔并不长久，但心灵竟会发生霄壤之变。这里，我们对里尔克、史蒂文斯作品理解之深浅，也会影响我们的艺术感受、阅读效果。
还比如，有着国学家修养的冯延鹤放谈庄子、苏轼、顾亭林等等，并非不能触及到先贤思想之深，先贤思想实也汇入到作品对世界的探究之中。诸位先贤的思想横在我们的阅读途中，对作品以及作品中人物的理解实际上已然离不开对其的理解。而作家格非还不放过的一点是，还要进一步挖掘出时代对人物精神的扭曲：对先贤思想深有理解甚至不乏感同身受的冯延鹤，先贤思想之于其心灵、修养，一方面可以有相互的映照，另一方面，两者居然又可以是了无关涉，此中的确也意味深长。而谭端午专门提示绿珠的福楼拜晚年小说作品《布法与白居榭》，更是直接关系到对绿珠以及谭端午的理解。我们在感受艺术时，的确增加了阅读条件或前提。
如果说在《春尽江南》中，作为修辞艺术和策略，那些众多古今人物的嵌入，还算自然、顺畅的话，那么，到了《月落荒寺》这里，众多古今人物的嵌入，则完全可以称之为“用典”手法了。不过，用典作为古诗词写作重要的修辞手段，更多实现的是感性内涵的表达，而《月落荒寺》中的用典，已经开始让读者产生一种明显的思想感、思辨感了。
小说《月落荒寺》中的典故非常多，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短篇小说《抄写员巴托比》自然非常重要。楚云失踪后，其遗留下来的电脑中只保存着极少有阅读价值的文件，林宜生从中发现的重要文件之一就是这篇小说，楚云还曾经向成为朋友的乐评人杨庆棠推荐过这篇小说，可见这篇小说对楚云来说意义不会小。当林宜生禁不住读完后，其精神果然受到了极大震撼，他开始突出感到自己在精神上与主人公相同的境遇。那么，如果没读过这部短篇小说，无疑会影响我们进一步理解此中深意。理解《抄写员巴托比》不仅已成为理解《月落荒寺》的重要前提之一，而且两部作品之间也已构成着人物对话、思想对话的重要关系，格非实际是与麦尔维尔一起，共同探究着时代与生命的真相与真义。
格非较为重视的思想家卢卡奇，在其《小说理论》序言中对现代知识者、“哲人”有着深刻、辛辣讽刺的“深渊大饭店”比喻，也是一个重要“典故”：“一个富丽堂皇、处在深渊、处在虚无和无意义边缘的饭店。在精美的膳食之间或风雅的娱乐之间，每日注视着深渊，只能强化精妙的舒适享受所带来的快感。”因为《月落荒寺》中周德坤创作的一幅美术作品就叫《深渊大饭店》。这样，小说作品之外的论述，奇异地对作家表现时代以及林宜生、周德坤等众多人物的心灵与精神，竟也会发挥着几乎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身为哲学教授的林宜生在楚云失踪后，还曾无意间翻阅过卢卡奇一篇文章，其关于“时间”的扭曲力量、无情摧毁力量的论述，也直接参与到了作品对时代的思辨、认知的探究过程中。
法国思想家萨特1945年在巴黎的一次著名演讲，也堪称一个重要“典故”。伯远同学的父亲是一位科学家，对于文学来说，当然他代表的是最普通的读者，他所理解的自然是最普通、最起码的常识和道理：作家本来有义务“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是美好的，是值得过的，但他们似乎更愿意在作品中描写负面或阴暗的东西……人们阅读文学作品，是希望从中获得慰藉、真知、智慧和启迪，陶冶情操。……他们连自己都没能照顾好，又何谈帮助这个世界呢？”林宜生知道回应这种最普通的常识实际并不容易，他不得不搬出了萨特的这次著名演讲，因为萨特代表了一批思想家穿过表象、穿过作为自我觉醒必要前提的绝望和虚无，对“真正的生活”的直面和探究。有意味的是，萨特思想不仅于此出现这一次，当之后再次出现时，其已经让经历精神痛苦磨炼、思悟的林宜生又感到遥远而苍白了。这一“典故”中的思想，无疑成为我们理解作品、理解林宜生、楚云等等的重要前提。
《慕德家一夜》是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埃里克•侯麦的代表作，其中的主人公面对情感诱惑，自身心灵经历着微妙的权衡和较量，而其跨过诱惑后追寻到的竟然又是一个与对方有关的陷阱。林宜生首次与楚云见面，是在一家能够放映电影的咖啡馆。奇怪的是，其后林宜生一时竟突然想不起楚云的长相，却清晰记得座位旁边墙上贴着的《慕德家一夜》这部电影的海报，而且记得楚云特意向他介绍过这部故事枯燥乏味、人物一直在讨论帕斯卡尔、但结尾出人意料的电影。显然，《慕德家一夜》成为作品中的重要典故，电影中主人公奇巧的境遇，实际也尽显当下时代林宜生们的精神困境。而17世纪法国大思想家帕斯卡尔及其“概率论”，实际又可被称为典故中的典故，其重要性及内在的深意在整部《月落荒寺》中也是不言而喻的。
《月落荒寺》中年轻而神秘的楚云，饱读诗书，艺术素养超群，言谈交流中艺术作品、思想著作涉及众多。作品中其他比如康德、海德格尔，比如尼采的《快乐的科学》、福柯的《癫狂与文明》，比如被现代人群、现代自由主义思想风尚遗忘，却仿佛就是针对当下时代作惊人之论的《共产党宣言》，比如与格非喜欢的导演小津安二郎著名电影《彼岸花》有关的茶社之名“曼殊沙华”，比如楚云谈及她喜欢的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白居易诗句，比如林宜生在咖啡馆看过的伯格曼的《犹在镜中》与塔科夫斯基的《镜子》两部电影，等等等等。确实，读《月落荒寺》我们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去寻思“典故”的深隐之意，去捕捉“典故”与人物生命、精神轨迹内涵再度碰撞出的新的意义。而纠结就在于，小说固然内含着对世界、生命之理义的求索，但终究还是感性艺术，不是思辨之场。或许，面对太过复杂的时代和生命，面对世界意义的幽暗不明，面对我们经验、观念无法理解的另一个神秘世界，只通过故事，通过人物生命、心灵轨迹的呈现无以表达，作家必然要通过“典故”、哲思参与的碰撞、思辨，来拓展小说表现空间的广阔、深邃，拓展小说表现的繁复。
作家格非也曾谈到，写作《月落荒寺》时和以前有所不同，还有着试图与不同读者对话的想法。自然，对“典故”、哲思，是敏感还是视而不见，是深究还是搁置，不同的读者确实都会有相异的选择，但当然却也都会取得堪称丰饶的收获。
4.绝望与希望
1990年代以来，面对时代与生命的新变化、新景象，那种震惊、错愕已令作家格非出离了曾经建立起信心的创作轨道，也进入了一种新的生命、精神状态。《春尽江南》《月落荒寺》不仅突出表现了时代之潮对世代传承的生存伦理及规则的冲决，而且深刻写出了现代人生命根基被摧折的可悲景象。过去还有与现代城市相异的乡村家园可供灵魂栖息，但现在，乡村的各个角落也都被裹入现代之潮。作家格非本人曾真切感受到，当他从北京乘火车返回老家，沿途一路以及到了老家，与患有都市病的大城市相同，天空也一样都是雾蒙蒙的。格非惊叹十多年、二十年时间世界变化之惊人。令格非产生巨大伤感的是，返乡之路已然也被切断了，关涉生命之根的美好记忆包括幻觉也被切断了。作为有着理想情怀和优雅心性的作家，格非竟也已经无法回避心底生出的一种巨大的绝望感了。
《春尽江南》《月落荒寺》中，主要人物谭端午、林宜生们有着各自的精神“缺陷”，但实际也正是因为他们都受到过浪漫、理想时代的滋养，心灵最深处对世界与生命都曾怀着美好向往，如此，周遭世界的翻天覆地才会不仅令他们无所适从，而且更令他们同样从心灵最深处产生了一种精神的无力感、溃败感、绝望感。谭端午赴梅城小城的路上，两边工厂、店铺一座挨一座，化工、焦化、水泥、皮革、纸业、矿机……“像是疯狂分裂的不祥的细胞”，以至于他不由得斟酌起艾略特那首名诗标题究竟应该译作“荒原”还是“被废弃的土地”。原来照顾儿子的小保姆，给母亲做保姆还不到两年，在现代生存环境影响下，“孩子气的口吻，眼中亮晶晶的光芒，身体里掩藏不住的活力”都一并消失不见了，这让敏感的谭端午生出强烈的悲怜之感。知识者或者多寄希望于现代世界的法规制度不断新建、完善，但面对周遭人群的善变、狡黠，谭端午最切实、尖锐感到的却又是，再好的制度法律原来完全也可以是形同虚设、并无意义。而对先贤思想侃侃而谈的冯延鹤，其自身的心灵、修养原来并不曾获得有益的滋养、提高，这给知识者谭端午带来的刺激实际也是异常尖利的，极大增加着他对现代世界、现代生存的绝望感。
同时，在《春尽江南》《月落荒寺》中，作家格非进一步深刻挖掘、表现出了现代生存世界那种绝望感背后以及内里，蕴含着的生命的虚无感。重要的是，作家揭示出的现代人感受到或被赋予的虚无，又不仅是现代之潮斩断生命之根的虚无，而且也是死亡意识斩断生命之根的生命自身的虚无。与庞家玉结婚第二天就产生离婚念头的谭端午，之后二十年都无力去改变生活，无力感始终没变，虚无感却愈益增强，他有时甚至期盼他或者她的死亡这个外力，来改变现状。
且不说在现代世界拼杀奋争，就是作为职业律师，庞家玉的道德感也已是千疮百孔，当客户称她为好人时，庞家玉本能般地拒绝：“千万别这么说。这世上还有没有好人，我不晓得。但我肯定不是。”此中内涵着极为沉重的伤感和无奈。她终于发现，“这个世界的悲剧恰恰在于，在日趋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忘记人的生命会突然终止这一事实。”走在老巷中，她自然冒出的念头就是，愿意在这样的幽静之处，打发掉自己的一生。她一直想去西藏，原来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死掉拉倒”。
虽然生存境遇有别，接近于“成功人士”，林宜生与谭端午却不仅有着相同的时代感受、生存了悟，更有着非常相近的心性气质。相对于中文系毕业、诗人出身的谭端午，攻读本硕博，对中西哲学研读经年的林宜生，其面对现代生存境遇的那种无力感、绝望感有着更多中西生命哲学的“支撑”。读过楚云电脑中麦尔维尔的短篇小说《抄写员巴托比》，林宜生一方面痛切感到其中的主人公就是自己，一方面更明白了失踪的楚云心灵深处的悲观和灰暗，不禁为其深深担忧。《月落荒寺》中，面对荒诞世界的悲哀和无奈，始终与“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的生命觉知、活着仿佛就已死去的无望、倦怠之感融和为一。
《春尽江南》《月落荒寺》中弥漫着枯寂、悲凉的现实情绪、生命情绪。生命、精神根基的失去，除了由于时代及社会原因，古老而又常新的死亡意识也使得生命的意义难以建立起来。但作品中，对生命、对未来的希望和向往，也顽强地一次次萌发着。谭端午与庞家玉毁灭过无数次的爱情，也还是有苏醒重生的可能；绿珠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灵栖居之所，找到了一种踏实而朴素的生活。谭端午经常无端地、呆呆地望着儿子忧心遐想：“如果儿子这一代人到了自己的这个年龄，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看到儿子的憨蒙、稚气，他愿缺少童年快乐的儿子泡沫晚点破裂。林宜生面对儿子心灵纯真的晶亮之光，更是不禁深深感叹，正是因为还拥有这一次次闪亮、这一个个瞬间，生命是值得珍惜的，他为他们祈望，未来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世界。
作品中，希望之光或许显得有一点苍白，但这里实际也正显现出作品深层所隐含的痛苦与纠结。我们知道，鲁迅就曾被沉重的绝望感所包围，没有缝隙可以感觉到光亮。鲁迅一方面承受着绝望的痛苦，绝望蚀毁着精神意志，一方面，面对苦难和荒诞，依然还是有力量以济世救人之心，将绝望判为虚妄，为希望保留着空间。我们发现，绝望感尽管非常真实，一种精神意志就是可以超越理智将其判为虚妄；同样，希望自然美好，希望才给生命灌注着生气，但现实及生命自身的困境就是容易让理智也发现其空泛和乏力。而当我们感到绝望和希望都有可能是虚妄的时候，一种纠结就是无以避免的。
在《春尽江南》《月落荒寺》中，当面对纠结感到无解之苦时，主人公或转述中的人物，有时又不得不一次次后退，退回到一种依然是既古老又常新的淡然：“其实这个世界本质上从来没有变。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这世界已经太老。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当然，在此，我认为这两句话还应再说一遍，这一次，可以将“世界”改为“生命”。问题是，无论是绝望还是希望，无论是“存在就是职责，一瞬也是永恒”的理智、意志，还是那种淡然，或许都只会是暂时的，而纠结可能才是无法甩掉的。
……
随着对世界及小说艺术探究的深入，作家格非越来越反感与世界与生命并无真实关系，不是作家在写，只是通行观念、通行话语在写，以为虚构无所不能的作品。因为其中真实的“日常”、真实的“神秘”都消失了，只剩下了无生命气息的人为设计。《月落荒寺》中，就内含着还原生活中及经验世界之外世界的神秘，接近世界真实、接近“真正的生活”的艺术探求。作品对世界与生命之秘、之魅深怀的敬意，显现出以发掘、呈现真实为己任的小说艺术的可贵品格。
当然，楚云身上以及整部作品中那层真实而神秘的氤氲之气，还是淡化不了源于现代世界、也源于生命自身的沉重之痛与纠结之苦。
无论是《春尽江南》还是《月落荒寺》，我以为作家还并非志在写一部知识分子之书，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作家的一个视角，通过对知识分子生命与精神的表现，展开的是更普遍也更严酷的存在意义之问，作品对现代世界中生命与精神的探究视野远为广阔。作品切入种种失德者、病态者、悲观者，呈现出的却是现代世界更丰富、深奥的秘密。这里面就蕴涵着格非所崇敬并且不竭求索的“文学的真知”。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