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民谣》：“有情”的方式和历史重返
作为1960年代出生的学者，王尧既有作为一个学者的严谨、审慎和谦和，也有作为一位当代文学批评家的深刻、灵动和睿智。历经十年，王尧悄然拿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民谣》，写作和研究实在是两回事，能够在创作与批评的“双轨”上擎起、负重着文学的列车，也许才是真正厘清了文学这盘灵魂围棋的超一流“九段”。他以这样一部文本，参与到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实践，并身体力行地将叙事的可能性诉诸个人写作，以此正视、检视和反省当代文学的真实状况，实属难能可贵。
近些年，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在许多文章中强调,一部作品中隐性存在的“感觉结构”折射出一位作家内在的灵魂的光泽。王尧这部《民谣》，就是一部渗透着浓郁“感觉结构”的小说文本。情感、思想，甚至幻想，都成为探索和表现灵魂的一条通道，那些生命中幽微的经验，以及在历史长河之中的漂泊、震荡、游弋，都可能传达出一种沉思，一种极其内敛或张扬的声音和语调，它们从个人的喉咙里喷薄而出。在这部小说中，叙述所呈现的也许并不是什么“历史意志”，而是生命个体的主体性及其价值和意义。在大时代的范畴之下，每个人都可能突破其所在环境的命运局限，成为他自己时代的卓越人物，也可能作为历史的一粒尘埃，在现实的炫舞之中孤独地消陨。也许，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以一种“有情”的方式，细致而耐心地处理历史、现实与人性之间不可避免的禁忌、悖论和困境。
个人命运史与国家、家族的历史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隐秘联系？作者怀着怎样的心态来看我们的历史和生活，直接决定文本的艺术形态和精神层次的高下。从整部作品的叙述看，王尧在两者之间游弋和盘桓，明显存在着对历史强烈的诠释欲望，又伴随着悲悯与淡淡的寂寞，写真里面有诗，抒情里面又充满日常性的光泽。我们看到，历史在一个老成的少年王厚平——“王大头”的内心，如何渐渐地清晰、丰润起来。积淀的、沉寂的、变动不羁的大历史，在一代人的内心或灵魂深处，如何由浑沌变得明晰。说到底，这部《民谣》所面对的就是历史。《民谣》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打捞”、讲述历史。当然，这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历史、真实和叙述意义的问题。一个小镇，一个村庄，若干个家族，四、五代人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在世世代代的伦常里的亲疏远近，人性的林林总总，日常的正常或异常的存在状态，都在历史、社会、时代风云际会中不断发生蜕变，或此消彼长。“王大头”这个叙述人也是文本中的重要角色，虽然王尧没有将他“塑造”成“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的角色，但是，他作为记忆、想象见证和“重构”生活的综合体，其存在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角色功能的范畴，具有独特的功用。“反抗遗忘”构成文本最本质的叙事向度，而《民谣》体现出的较大的包容性和悲悯情怀，则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成为历史、现实和人性镜像的伦理学基础。
可以说，《民谣》是一部关于乡土世界“乌托邦”的祭文或“英雄史记”。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悲剧精神，悄然隐逸、回荡在字里行间，苍凉之气丝丝缕缕地弥散开来。
从一定程度上说，《民谣》无疑是一部个人的记忆史，也是一部家族史，一部乡村简史。“民谣”是什么？“无论如何，也不论我是否愿意，小镇和镇上的一些人，他们的过去多多少少定义了现在的我，这不完全与血缘有关，好像更多的时候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规矩。”一代代人在不同年代，面对村落、家族和个人的不同命运，使得“民谣”的意绪、内涵变得十分驳杂。那个时代人们生存的精神力量在何处？究竟是什么信仰支撑起人们“活着”的勇气和耐性？小说多次写到人物的死亡：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无疑，对于死亡的看法，是考量作家道德感、生死观、大伦理和价值取舍的重要方面。当一次次死亡的讯息，在叙述中接踵而至的时候，天地玄黄的苦涩和惊悚，生命的脆弱的中断，生死一念，瞬间发生的、不自觉的意外，让我们感到生命形态狼藉的一面。这些事件的发生，也是需要我们进行深层文化、历史思辨的最重要的部分。
从少年的懵懂，对生活的触摸、实感，到成年后对历史和生活的反思，“王厚平”对整个村镇及其家族内外的细致的梳理，绝非只是“白描”出“我”所讲述的一群人的故事和命运。王尧最大的“叙事野心”，就是要写出存在世界的厚度，平实地看待历史的纠葛和冲突。盘根错节、牢不可破的至亲或宗族、乡党关系，一旦触及政治、阶级或立场，就会变得不可思议，令人忧心忡忡，这就给回忆带来了困难。“我知道我对石板街的认识有更多虚幻的成分。一个人总喜欢在时光消逝后的日子里重返他当年无法进入的场合。”于是，当回忆转化成新的“记忆”时，我们会感知旧事物在新语境中的二次发酵。“民谣”自身的朴素性和“粗粝”，也就显而易见。
总之，《民谣》蕴藉的诗性与哲性，简洁与浩瀚，缤纷与素朴，信仰与犹疑，神秘与虚幻，使这部小说充满了想象性建构。它书写了社会、时代、政治、文化在民间、在古老乡村的余响，而民间也以自己的方式将这种余响留存下来，如生生不息的生灵，积淀在文字之中。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