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歌《叙事课》：生活的略景

荆歌在小说《叙事课》中呈现出了一种对于残酷真相与诗意理想的双重瓦解，在生活的遮蔽之下，他所书写的成长矛盾以及现实种种精神困境都在一方小小的课堂上得到了浓缩式的阐释。

事实上，课堂这一形式由于其互动的叙事性，能够在口头叙述者的阐释以及接受者的审判中完成建构，每个听者也都是潜在的故事讲述者，就连在小说中，作者也借助同学的参与以及老师的问题、思考等等建构了对话上的动态形式，实现了流动的文本自由创作。因此，我所看到的是叙事诗意之下会话故事的讲述乃至荆歌在精细模式的修辞之中对于文本的把控，聚焦到故事层面，拓展更为荒诞而多重的生活转喻。

从小说《叙事课》来看，作者显然就在极力书写这样一种叙事场景的更迭给人物个体所带来的影响。在小说中，故事是从一节课堂开启书写的，小说将“我”设定为一个课堂的外来者，而课堂的主导者则是一个异域的“外来者”，在课堂上发言讲话的学生们某种程度上成为英国人鲍里斯缓解个体精神焦虑的良药，小说一方面通过“我”的视角来窥探这个课堂的奇妙场域，另一方面，也通过学生们的故事更迭来展露个体内心世界的精神矛盾与循环怪圈。

在小说中，现实性的场域从始至终只有一方小小的课堂，但小说巧妙地利用了每个人的发言，将读者或者说小说中的个体代入到了瑰丽多变的空间之中，在此，小说的幻觉和实感界限是极为模糊的，这种碎片化的环境混合反而形成成了一种对称呼应的叙事结构。一方面，我们能够跟随着同学发言的第一视角来观察不同空间场域下个体的生活姿态，另一方面，这种类似于空间幻影的模式也能够比现实场域具备更加强大的自主性，它脱胎于个体的意识空间，也依赖于现实场域存在，但在个体的讲述中，它又具有概念上的独特性，也正是在这种空间性的建构之下，小说形成了自然与文化边界的共生共存。

而从小说的本体意识来看，作者利用课堂这一奇妙场域的意象之下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预示，也就是关于持续的视觉文化影响以及个体传播，在这种预示之下，小说利用了逼真的故事和细节打造，揭示出了隐晦的奥义。在课堂之上，鲍里斯所引导的这一课堂内容——一个微电影剧本，并且将可能拍摄成为影像。这一课堂内容很显然是带有强烈的情境性特征的，在理论意旨上甚至有社会学上的某种隐喻，个体们所描述的实际上是一种对于例行化的反思，在这种抽象的普遍性下，完成了对于理想化边界的展望。

从小说中的同学们所叙述的几个故事可以窥探到的是，作者所希望完成的是一种对于历史起源般的日常阐释。小说中女孩王悦恬所讲述的第一个故事让我不由自主想起陈凯歌的一部微电影《百花深处》。这个故事中的郝老师，看起来疯疯癫癫，要装修，要把他的破烂房子装修得清爽干净，他眼中的房子里，摆放了诸多古董和古画，精致漂亮、价值连城，但在工人们的眼中，这个房子破破烂烂，这个郝老师也是个“神经病”。

同样地，在微电影《百花深处》中的故事也类似，疯子冯先生请人为自己搬家，而所要搬的那个家其实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在这个被拆迁的废墟上，冯先生的想象里却是一个带着浓郁传统气息的、古色古香的家的景象。最后冯先生找到了象征历史遗留物的小铃铛，影像也就形成了真实和虚幻的合二为一。

因此，在王悦恬的讲述中，小说也同样展示了一个城市的光晕。更有意思的是，小说这一叙事场景的接收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人，对于鲍里斯而言，这种城市的文化想象实际上是遥远的，但从美学角度来看，这种怀旧空间的体验和美学形式则带有强烈的对于共通的对于全球资本进驻时城市景象破碎的斗争。

很显然，城市光晕的消散不仅仅是对于真实历史境况的揭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反而是一种新的空间形态对于活生生空间的摧毁与压抑，在诸多市民阶级的身份破裂之下，小说预示了神秘空间的转移，同时也消损了个体的城市记忆和历史时间。

而小说之后的两个故事也带有强烈的对于可见表象的困惑和颠覆，杜月风和孙杰米共同讲述的故事是关于男孩和女店主，男孩对一个少女的倾慕导致他开始迷恋一个服装店中的服装模特，而为了得到那个模特，在杜月风的故事中，男孩则为了得到那个女模特，不惜杀死女店主。很显然，女性再次成为了一种类似于“他者”的形象，始终处于一个“看”与“被看”的权力角逐中成为欲望的客体，同时也点燃了人物的欲望，在乌托邦式的编织之中完成同构的权威主义。

事实上，从这里开始，小说形成了一种对于社会化空间的解构，作者试图在杜月风和孙杰米的交替讲述中将这一叙事使命形成分裂的凝聚和描绘，并且将之提升成为了异质文化的想象，这种秩序的内部固化之后，小说形成了对于两性空间的描绘，并且隐含了在文化语境之下的互相阐发与指涉。

很显然，在荆歌的叙述中，对于情境式的空间显现成为了他在叙事上的改造。在相对制高点上来看，小说形成了某种诗意的审美情愫，两性经验的重生实际上展示为了讲述经验的实质性拓展，在小说中鲍里斯的主导下，不同叙述者的不同位置则牵连着叙述的经验想象。以叙事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叙事课》看作是一种区隔性的文本，它带有强烈的空间标识和经验范围想象，这种复杂的意味聚焦到了一节课堂上时，小说在矛盾繁复的叙事中移情于个体的经验呈现，区隔出切身的空间回忆。

在荆歌巧妙的创作之下，小说显然带有某种宣泄的情绪和阐述，体验的维度对于作者来说至关重要。事实上，荆歌已然将场域从所有叙事中剥离，并试图将它从象征中剥离，由此我们体验到感知的暴力——换言之，是一种残酷诗性的传达。

我们能够在荆歌的小说中窥探到一种盒子般的结构，这种人物往往是彼此孤立却又彼此窥探的，围绕着人物的既可能是我们无法感知到的人物情绪，也可能是彼此叙述情境所造成的割裂，但总之，小说始终呈现出一种呐喊和徒劳的挣扎。在叙事课上，鲍里斯所希冀学生们表达的是一种对于世界的想象和感知，因此，在这种直白明确的叙述之下，小说能够在明确的状态中制造一种可以称之为“惊骇“的美感。

同时，由于叙事意义本身所承载的空间意义，小说能够在流动的意义空间之下形成静止却不固定的影响，也就一次又一次地能够涵盖到戏剧的嵌套结构，完成对于命题叙事的贴合。很显然，部分知识分子会演变成为某种对宏大叙事和普遍真理的反叛。在小说《叙事课》中尤为明确，鲍里斯本人就带有强烈的争议性，他来自英国，同时又热衷于对世界的想象和关切，小说由此实现了一种对于场景的设计和想象，在多人的发言之下，小说完成了对于故事情节乃至戏剧时空的双重表达。

事实上，当小说发展到最后，时空交代的任务被虚化了。当小说的最后，课堂上的外来者“我”看到了复兴路上的一场凶杀案，而这个凶杀案竟然与叙事课上的那个故事奇妙地融合，女店主的死亡，而她的死亡甚至被误读为一个塑料模特的倒塌，这种魔幻的入侵带有某种强烈的隐喻解读，小说的思辨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重新的审视和认知，空间的常规想象之下，小说通过虚实结合完成了一种近乎象征性的共鸣。在这种情境之下，小说能够超越出一般的感觉，在场域的更迭之下触及每个人的内心情感，并深入到灵魂世界之中，在不同的时间段和叙事之间移动和扩展。

在不同的叙事空间之中，荆歌巧妙地借助了同一场域和多重叙述场景，完成了对于漫长精神空间的遥想。而在鲍里斯这一外来者的关切之下，小说塑造了独特的东方想象和诗意现实，并越过了文化的特性，令人们从个体上寻找自我的位置，并且解放了理性的封闭状态，提供了新型场域的认同与想象，塑造了全新的生存处境，散播为了个体在文化舞台上新的生命状态的追溯。

作者简介：瑶瑶，女。从事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