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东明《坪上村传》初读：为故乡作传
村庄的“生成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然不同于“文学史”中已经固化的纸上“村庄”，它的鲜活生动之于生长于其中的作家彭东明宛如一面镜子，不仅照出他的成长心路，也同时映出了众多乡亲的音容笑貌，因为是故乡书写，所以全书整体写来驾轻就熟，开阖有序，展示了一定的文学功底。而在叙事之中，对于“乡愁”的把握也在感情的舒展上有一定的理性介入，没有一味地写“挽歌”，而是以一种平实的叙述，将乡村的过去与现实交错呈现，童年记忆与现实生活的相互杂糅，其中有回视的眼光，但更多的是观察者的凝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这部长篇小说中，在观察者与记忆者织就的记录中，乡村文明与现代化纠缠不已，而作家“我”作为人物的串连，不仅要使这种叙事真实可信，而且要使这种叙事不断地从现实中跳出，构建起一种不那么过实描写的“虚构”。这后一种功夫，我们在阅读中可以领略得到。
事实上，坪上村这个地名是一个真实的地名。它就是作家彭东明自己的故乡。大约几年前，《十月》杂志在湖南岳阳开汨罗江诗会，纪念诗人屈原，会后我们顺道去了坪上村，那里有一个据说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的五进院落，是当地的彭家大屋，或许此后小说中的老屋就是以此作为原型，老屋经过简单的修葺，摆上了桌椅板凳，印象中是乡村木匠做的那种朴拙木桌、藤编的椅子，这样一收拾，就可以在里面做讲堂了。我们去时，这个彭家大屋已经挂上了“坪上书院”的牌子。书院外是作家彭东明种的自留地，有辣椒、香葱什么的，一片一片的，他给我们兴致盎然地介绍，在他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他从这个村子出发、求学、工作，而他计划中的晚年还要回到这个村子，为它的文化建设和乡村教育再出把力。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反哺”吧。晚餐就在那几间将来要做民宿的平房中的一间吃的，木桌条凳，吃的就是他自家地里种的菜，他自豪地说，放心吃吧，我不打农药，都是有机肥养出来的。那一顿简单的晚餐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故乡的滋味”吧。晚饭后我们在院中散步，看到的是满天的星光，彭东明说小时候乡村的星空和这一模一样，甚至比这还更密更亮一些。
之于湖南，我走的地方并不多，但在文学史留下来的书写中屡屡和它相遇，好像已然与它是很熟的朋友了。打量着这个黑夜中闪着光泽的安谧的村庄，我想到了许多历史中的书写者，他们的记述一点点地擦亮着被潮湿的雨季和远逝的岁月模糊了的乡村记忆。沈从文，他的小说是极为散文化的，以致让人难以区分小说与散文的分界，笔法的散文化还在其次，而是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非人为的自然品格，就是让生活本身在场，让人与事自己说话，而不是作家本人在那里喋喋不休滔滔不绝。他的《边城》如此，《萧萧》如此，《长河》亦如此。同是湖南作家的彭家煌，他的小说也是有两套笔法，一种以含蓄蕴藉的笔法写湖南乡土气息浓重的乡村生活，一种以嘲讽幽默的笔法写城市市民生活，当然，他最著名的还是前者，但是若要是让一个评论家一言以蔽之地提炼出比如《陈四爹的牛》或《牧童的过失》等小说的主旨，也是艰难的，小说虽则不长，但枝蔓四溢，机械理性分析与单一价值判断都无法把握它。在韩少功的《爸爸爸》中我们也是很难找到一条明晰的线的，它不是那种线性结构的小说，它不是写什么的，反而它什么都呈现给我们，而并不急于告知它要写的那个“什么”。它的主体性是氤氲在密雾丛林中的。王跃文的《漫水》更是如此，《漫水》中的余公公、慧娘娘，很难用现成的人物模式去套，他（她）们更像是自然成长出来的，作家只是诚实地记录下他（她）们，而不是拔高他（她）们或扭曲他（她）们。这种诚实是怀有记忆的敬意的，是对乡村人的自然状态——人的生态的一种虔敬诚意。余公公、慧娘娘以及更多的乡亲所秉承的那一种生活伦理与自然法则是群性的，他（她）们散漫在称为“漫水”的村子里，几十年几百年都是这么过日子求生计，他（她）们有着他（她）们一整套的生存理念与生活沿袭以及情感联系，这种理念、沿袭与联系也许是我们难以严格秉承的，却如我们的祖规或家谱，不能为我们所忘记。沿着这一条路线，我们可以看到彭东明这部《坪上村传》的人文渊源。
从结构上讲，这部小说与我们常常读到的一些写乡村的长篇不同，它是典型的南方叙事，没有什么特别宏大的架构，也不具备那种一马平川式的广袤无际的气魄、一览无余的平阔，而是有着与南方山峦丘陵的地貌相似的面貌，它峰回路转，饶有风趣，读之给人以移步换景之感。仿佛一切都是随意的，都保留着原生态或生成性，没有什么刻意修剪，大动干戈式的笔触在这里是销声匿迹的，这里有的，只是慢坡缓步，这种兜兜转转式的书写，与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中的史诗性的长篇做法相去甚远，初看显得视野不够开阔，作者也没有为整个乡村做扫描的雄心，只打捞他记忆中的人、事，只在意那些看似细微的人、事后面的并不为人注意的深长意韵。也许这种结构才是最为传统的，它保留了太多的留白，它不想将记忆的画面填得太满，但并不因此而在人物命运中有所删减，反之，人物的性格命运因缩略和深刻而在这张“纸”上有了木刻的效果。故此，小说结构上相应松散，是以“人物”也就是乡亲们的一个个的出场、一个个的命运、一个个的性格，来结构全篇。这种叙事方式，比起以往北方写作的乡村历史宏大叙事的模式，有一种灵动的优势，读来更加鲜活，也合辙于当地的风土人情，让人阅读时有一种深入到那种水土深处的心物相契。
一部长篇小说立得住还是要靠人物。但由于结构的缘故，这部长篇的人物并不是贯穿始终的主人公，而是将坪上村作为全书“主人公”，而在坪上村出入的一个个人物，有着散点透视的写法。不是一个主人公一贯到底，而是一个个的主人公在不同的时代里各自登台各自“演出”，所以反而呈现出了生活原本的驳杂样貌。其中，窑匠、贺戏子、陆师傅、豆子、老祖父、祖母、父亲、李发、长贵、细叔等人物十分典型，令人难忘。但小说中有些人物“断”掉了，很可惜，对于有些未及展开、一闪而过的人物，我在阅读时也很矛盾，因为这部小说并不是一部有始有终的村庄史，它是“传”，而不是“史”，“传”则允许断掉，有埋伏、省略和留白。作家如此写有如此写的道理，也可以说是一反终始法的写作，使写作有了开放的诸多可能性，从另一方面说，村庄的形态也不是始终的，更不是封闭的，它也是敞开的，所以这样的选择可能更符合现实的存在。总之，一种散文化的笔调氤氲于小说中，是淡泊的，随性的，娓娓道来又欲言又止的，没有一般小说令人不悦的机心，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以诸多人物为一个村庄作传，或者说，以一个村庄的人物列传，来述写村庄的变迁。这种写法一方面写来生动、鲜活，活灵活现，给人以真切的实地感；一方面，这种写法也是对湖南现代文学传统的一种承递，呈现了长篇小说刻画人物描绘现实的多样性探索的可能。
《坪上村传》中，湖南方言大量应用，到了恣肆汪洋的地步，很接地气。方言在人物对话中比比皆是，可圈可点，而叙述中的用词、语法也随着人物的语气、语调走，贴合得好，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构建了小说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也营造了整部小说的一方水土、特别氛围。语言很精彩。小说到了结尾，节奏稍稍有点快，每个人总结一下个人的生活，从叙述上讲，格式上有些“普通话”，能够更生活化一些可能更好。日常化、生活化的这一语言特色，若不仅在人物对话而也能由对话溢出到作家叙事中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可能会使小说的艺术达到更加游刃有余的境地。最后豆子的出场是不错的，这个人物埋得很深，有文化的寓意在。
当然，长篇小说的发展本身就是持续而开放的，与此同时，乡村的发展更是持续而开放的，能够深入到乡村的现实生活与乡亲的内心生活之中，已足以证明一位作家的沉稳与贴心，彭东明对于故乡的态度都放在他的《坪上村传》中。我想我们今天读到的还只是一个叫作坪上村的村庄的片段，而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期望读到这个村庄的巨变。坪上村，我曾经到过的村庄，相信你在你曾哺育过的书写者的手心里，会有更加灿烂而美好的未来。
（摘自《坪上村传》，彭东明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