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声《重溯新文学精神之源》：在危机中书写
首先，该专著将新文学的传统上溯至晚清学术，在时间意义上补充了新文学的“前史”，还原了新文学草创之初与思想学术的彼此激荡、互为奥援的良性互动关系。文学创作，尤其是草创之初的新文学，显然并非单一文本系统内增殖的产物，相应的文学研究也因此必须意识到“八面受敌”的处境。如果局限于从今天已被窄化了的“文学”概念出发去探寻原始，则很可能会导致一场“精神错乱”。
打开目录，我们看到的正是晚清民初时在思想能量上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诸位巨子的名字：吴汝纶、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钱玄同……经过细读会发现，前四章的讨论，更多指向新文学史内部的具体叙述。第一章讨论吴汝纶、严复，为我们展示了晚期桐城“文”的“旧”中之“新”，同时也还原了同时期的“新”者之“新”背后由“身份焦虑”带来的建构成分。第二章则具体讨论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与在中国新文学诞生后长期占据主流的“政治导向”一脉的关系。第三章标题为“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则包含着诸多端绪，除重“意志践行”之列有鲁迅、胡风这一众所周知的传承外，还有诸如重文字“根柢”、重魏晋文章的思想表达等多条发展线索。第四章将王国维早年在文论、美学上的贡献作为一份隐性遗产开掘出来，并将其审美无利害学说，看作一种针对始终位居强势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制衡和质疑。通过以上几章的扎实梳理，中国新文学史叙述中主要的几个方向都已被置入到思想学术内部的连续性中，并且彼此在源头上构成了异常丰富的对话空间。
其次，该书还具有反思文学研究和学术研究的意义。第五章、第六章看似溢出了文学而抵达更为宽泛的学术、文化层面，事实上所展现的正是晚清学术体内部的自识与反思。第五章中，作者用了大量笔墨呈现卢梭《社会契约论》在译本中的思想旅行。第六章则通过钱玄同这一切口，探讨了一种新的学术史观，即“一种有别于纯粹学究性学术史模式的学术史”。让李振声念兹在兹的是，晚清文化人和思想者在面临来自包括个体、族群、文化和道德系统等层面在内的全方位的质疑和拷问时所作出的积极反应和思考。类似的危机，同样为当下学人所遭遇。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盛行，欲望和消费主义写作逐渐兴起，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面临着新的困境；另一方面，人文领域学术研究者的工作也在量化考核面前日渐变味，与自身生命和精神无甚瓜葛的纯对象化的学术研究正演变成一种“异化劳动”。
在这样的语境中，每个人都必须保持本雅明所说的“危机感”。该书的第三层意义，正是作者在这种“危机感”中通过梳理和阐发章太炎等人的思想，为当下的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方案。文学应有的状态，既包括异常开阔的精神视野，也包括有着无限可能性的表达空间，即从章氏无所不包的“文”的概念出发，重新探寻与思想学术结合的可能性。而章太炎带来的精神资源中更重要的，则是对“生命证验”的强调。在李振声看来，章氏思想学术的分量正在于其非“纯粹”的那部分，因为在生命的困厄和忧患中开始的思想和学术，总是紧连着血肉，包含着生命质感，而真正的思想和学术正是精神生命的一种体验、印证和确认。这带给我们思考，换句话说，要强化对危机的感知和体认。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