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妻》：一份爱的病理报告
《爱妻》部分与《浮生》部分既互为独立，又有联系。两者形成了互为表征的互文关系：《浮生》部分成功解构了《爱妻》部分建构起的关于爱的谎言，终让《爱妻》成为一部精神分析学的病理报告。
在《爱妻》之前，董启章已有两部辨析心身关系的力作：《心》和《神》。《心》《神》《爱妻》三部作品合在一起，组成了董启章个人的“精神史三部曲”。《爱妻》将科幻元素大胆融入爱情故事，曾获2019年台北书展大奖小说奖和第八届红楼梦长篇小说奖决审团奖。杜克大学教授罗鹏称“《爱妻》用一种失落跟替代的辩证对立来探索一些有趣的记忆、意识、跟身份的问题。”
《爱妻》内容驳杂，如同一份包罗万象的记事簿，将邮件、谈话、评论（能够读到作为中文系教授的董启章对朱利安·巴恩斯、叶灵凤、托尔斯泰等的犀利评论）等形式各异的文本拼贴在一起，同时借助典型的“元小说”（关于小说的小说）技法在文本内部形成自我映射与解构的关系。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文本与现实交互，梦境与真相勾连，让人难以辨清叙述者叙述的真假。这种具有鲜明后现代倾向的写作方式，无疑会让读者如坠云里雾里，又从中获得阅读快感。
我在阅读的时候，实则想到了纳博科夫。纳博科夫喜欢在序言中声明小说的虚构性，以此消解现实加诸在小说文本上的道德束缚。《洛丽塔》又名《一个白人鳏夫的自白》（来自《洛丽塔》序言），可以看成主角亨伯特·亨伯特亲手写下的回忆录，是他为自己的变态行为做出的自我辩白。《爱妻》部分实则也可以看成一份关于爱的病理报告，从中能够窥探出主角佘梓言的心理症结。
除了文本上鲜明的后现代特色将我们引至病理报告之外，小说独特的叙述风格也在加强这重印象。《爱妻》文本的独特性体现在它具有明显的日本私小说的风格，叙述者如同写日记那般展开对日常生活事无巨细的记述，类似于日本私小说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
日本私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内容往往是叙述者抒写身边琐事和心理活动。作家久米正雄有一个著名的说法：私小说是“作者把自己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的小说”。私小说的特征在于叙述者与自己发生对话，形成一种亲切的“私”密感。读者阅读私小说，往往会油然而生一种窥探他人隐私的负罪心理，这是私小说的魅力，也是其价值所系：揭露人性深处的阴暗与丑陋。
与此相对，西方小说中发生对话的双方往往是叙述者与某位不存在的理想读者，叙述者写下的文字乃是说给那位读者听的。现实生活中的读者作为阅读小说的主体，将被代入这位假想读者的位置，与叙述者发生对话。这是西方小说的叙述者之所以给我们强烈的自我意识，西方小说的文本之所以具有强烈辨析色彩的原因。
说到底，私小说是类似于日记的文体，而西方第一人称小说乃是辩论式的文本，本质差异即在于此。在此之间，还有一种典型的以“讲述”而非“叙述”为驱动方式的中国式小说，源自中国古典小说讲故事的传统。中国式小说往往缺乏叙述者，小说文本的声音往往是小说家本人发出的声音。
《爱妻》既非传统中国式空缺叙述者的叙述类型，也非西方具有强烈自我辨析色彩的叙述模式，它给读者一种强烈的日本私小说的趣味。《爱妻》中的叙述者执意留下一份看似真实、实则满是谎言的文本，目的是为了在文字的世界里解除自己的精神困惑。写作对他来说是某种疗愈，如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梦是对某种潜在欲望的实现。
类似于梦境源自现实经验的变形和移置，《爱妻》部分的文本也是在现实素材的基础上经过变形和移置后得到的，这使得《爱妻》能够成为一份值得被精神分析的病例。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作为叙述者的“我”在心理层面深陷的精神困境——他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故而只能以这种“说谎”的方式强行将自己纳入正常的范域。这些谎言的揭穿赤裸裸地发生在《浮生》部分。
事实上，《爱妻》中的佘梓言做了与《洛丽塔》中的亨伯特·亨伯特相似的事情，但又有所不同。如果说亨伯特很清楚自己做的供述乃是给自己开脱的“伪证”，那么佘梓言则没有这种意识，他活在自我构建的幻觉之中。亨伯特写下的自白是给别人看的，而佘梓言留下的文字则发生在自我交流和建构的内部，是一种自我对话。这进一步凸显出佘梓言心理症候上的复杂性，也是《爱妻》这本小说的价值所在之一。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