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年代的“人性论”——宁肯小说《火车》《探照灯》《防空洞》
“城”与“年”框定了《火车》等三个小说的时空，“城”即北京，“年”设定为七十年代初期。生于斯长于斯的宁肯，北京是其文学创作绕不过去的地域，除了1984-1986年在西藏支教，他一直生活在北京。哪怕早期的写作有意无意“疏离”北京，终究无法绕开，集中推出“城与年”系列小说，缘于宁肯对阶段性创作的自觉自省。他在2014年推出长篇《三个三重奏》后，曾多次表示要写一系列类似于奈保尔《米格尔街》的北京童年系列小说。七十年代初期是宁肯的童年少年时代，也是《火车》等三个小说的时代背景，其标题都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标志物。《火车》开篇即是“1972年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时，我们院的几个孩子走在镜头中”。“探照灯”和“防空洞”则无疑都是1969年珍宝岛之战后中苏关系异常紧张，“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时代产物。
七十年代初期的北京以胡同、大杂院、青砖和小巷等为特色，《火车》等三个小说里的“院子少年”均活跃在以此为主要背景的大舞台上。“我们”大致有五一子、大烟儿、文庆、小芹、抹利、小农子、大鼻净、秋良、小永、死脖儿、四儿等，不同小说再出现其他人等。每个小说都有一两个主要人物轮番粉墨登场，《火车》里的小芹，《探照灯》里的四儿和大个子，《防空洞》里的张占楼及祁氏、五一子、黑雀儿。但每篇里都有“我”这个串联一切的叙述者，“我”在《火车》《探照灯》里还是隐姓埋名的，在《防空洞》里才出现大名“黑梦”。“我们”的活动无一不是在“我”的眼皮底下一一展开（多个小说出现“房上的我”，有着强烈象征意味，绝非无意笔触），或者“我”乐颠颠地参与其中却又自觉不自觉地保持距离。总言之，“我”有时是参与者，有时是见证者，有时是听说者。哪怕“我”在每个文本中虽都只是类似影子的边缘者，却一手串联起了三个小说文本，看似无足轻重的“我”身上承载着小说家宁肯的使命重托。
《火车》里的小芹形同谜团。她是小伙伴们中的“唯一女孩，但是跟男孩差不多，一个颜色”，“每次差不多都是小芹最后一个出来”。“我们”之所以愿意等待，倒完全不是对伙伴们中的唯一女性怜香惜玉，“我们没什么性别意识，所有人都是一个人”，只是因为她有零花钱，“我们”都没有（孩子们的“势利”嘴脸跃然纸上）。小芹被火车带离失踪后，无论大人怎么盘问，“我们”总是那句话，“她没和我们在一起，那天我们去铁道没有她，不知她去哪儿了”。“谎言有个奇妙的作用，一旦说出，特别是集体说出就会连自己都相信，会变成石头。我们因此从没怀念过小芹……”，“小芹在这一刻真正消失了”。从理性角度分析，小芹是“被失踪”，如果“我们”当中的哪怕一个小伙伴对大人如实相告，都还存在挽救余地；如果失踪的小芹发生意外，以五一子为首的小伙伴们个个难逃其咎。“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卫·休谟在《人性论》里提出，对人性的分析不能从理性的抽象原则出发，而应着眼于符合心理法则、表现出价值倾向的现实的个人。“我们”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个个少年，明知小芹的失踪与己脱不了干系，恐惧是本能反应。克尔恺郭儿在《恐惧与颤栗》里说过，“只有向后看，才能理解生活；但要生活好，必须向前看”。对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是选择“理解生活”还是“要生活好”，是个不费脑筋便可作出轻易判断的选择题。既然他们要“向前看”，自然就当作啥都不知道，啥都没发生，小芹就像一页轻飘飘的纸从他们手里轻易翻了过去。不仅免了恐惧，还顺便报复了总是咒诅“你们还回来，怎么不让火车撞死！”的小芹姥姥。“我们”人性尚存，但绝无改弦更张之意，“直到小芹姥姥夜晚撕心裂肺的哭号才让我们的心一紧，但也很快就过去了”。
小芹被火车带离，直至一年五个月后再度现身院子。按理说，小芹的再度现身是对小伙伴们的一次严峻考验，谎言面临被戳穿，还有直面的尴尬，但“我”想象中的她兴师问罪的情形没有发生。“我们已不认识小芹，但一看就知道是小芹。小芹也不认识我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旁若无人”，“要不是小芹旁若无人的样子，我想我们见到小芹会惊喜，她的陌生的神态提醒了我们。我们惊讶但无话可说，而且今非昔比，我们都不是孩子，都长大了，甚至有点走样儿……”重逢场面竟然如此波澜不惊，恍如隔世，岁月已磨平了曾经的生活棱角和坑洼，虽然“我们”还在饶有兴致地议论小芹的裤子，但人性荒凉和衰败气息已弥漫于文本之外。那一年五个月她究竟经历了什么？“我”数次发问，数次被小芹赶走，读者也终究无所知晓。但“我”也不是一无所获，她透露，“她看到铁门锁了，希望把大家都拉走，结果都跳了车，从窗子跳出的”，可见她是自愿出走，如她承认的那样，“爱拉哪儿拉哪儿”，而不完全是来不及跳车（无论是从窗子跳下还是从“我”在最后关头打开的铁门处跳下）。这可以解释她归来后为何根本无心责怪任何人，即便所有人当初都临阵脱逃（哀莫大于心死）。小芹的出走或许与她和姥姥的紧张关系有关，或许只是想去新疆找父母（“她承认以前想过藏在尾车去新疆，但也就是想想”），或许出于“我”根本无法体察和细究的其他因素。
论人性，就不能不涉及“性”，小芹作为院子伙伴们当中的唯一女性，竟然在她家里搜出《少女之心》全抄本，着实令人意外。她那一年五个月谜一样的经历和归来后在她家里搜出《少女之心》全抄本，两者似乎隐含着某种联系（而不仅仅是因为她像“我们”一样长大了），但没人说得清。没心没肺的“我们”没有给予小芹丝毫的同情，“好长时间都兴奋地讨论，分析得很细，都是和性或者性器官有关”。我们都愿意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或如孟子所言，“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每一个人都是怀着对世界的慈悲和怜悯而降临人世间，但“初心”在缓慢成长的过程中已变得千疮百孔，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无情地展露其狰狞的一面。
《探照灯》里的四儿和大个子是一对彼此需要的命运共同体。小说多半篇幅描述他们的交往，四儿去给大个子讲探照灯的故事只不过是他们交往的一个方面，“之前，大个子一直是四儿的唯一的听众，现在依然是”。四儿家庭氛围压抑（父亲暴戾、母亲沉默），且备受伙伴们排斥。大个子是个鳏夫，吃劳保，等于废人，住院子的进口，类似传达室，身体尚可时，家形同公共场所。“四儿平时就泡在大个子屋，大声说着什么，并不非要回答，常常问完继续大声讲”，“不能说大个子喜欢四儿，干笑或瞎说不意味着什么。当然，比起对别人已算难得”，“四儿也一样，说不上喜欢或不喜欢大个子，反正事实上喜欢我们……非正常人都喜欢正常人，自身很难真正互相喜欢，但是没有选择。四儿除了上学睡觉吃饭都端着碗到大个子屋吃……”这些就是四儿和大个子的日常交往状况，在“我们”的眼里，四儿和大个子都是“非正常人”，他们彼此“喜欢”，是因为“没有选择”。部分细节却颇能说明他们相濡以沫肝胆相照，无需旁人说三道四，如四儿打开半导体选好台会往大个子那边“推推”（或许他潜意识里以为大个子也耳背，或许以备大个子换台），而路人把半导体声量拧小或关上后，大个子会在来人走后重新打开半导体，声音放到最大（他知道四儿耳背）；一起吃饭时，“四儿有时拨一点白菜帮子粉条给大个子”；大个子烟不离手，“四儿卷好一支等着大个子，一抽完四儿就举上去”……诸如此类的细节都表明，“两人好像不在屋里，在另一世界”。
他们的生死情谊令人动容。大个子日益病重，备受满院子的人冷落、避之如瘟神，“传达室”门可罗雀，只有四儿不离不弃。在大个子频死之际，依然只有四儿守护一旁，给大个子卷烟，而大个子也已接受。“没什么人再到大个子屋，除了大鼻净、文庆、大烟儿一阵风进来，一阵风出去，发出夸张的尖叫”。他们意识到彼此的友谊了吗，或者说只是因为他们有说不尽的共同语言？或者说对于大个子的即死状态，真的是“唯有四儿未觉察”，抑或已觉察而不忍离弃，也或许那是发自他本人的内心需要？没人说得清，事实上，即便在大个子身体还算好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各说各话，不会要求或根本不在乎对方是否在听。只要在一起，他们便彼此心满意足，孤独的少年和孤独的即将故去者两者命运如此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令人唏嘘。套用当今时代的时髦话语，他们是“抱团取暖”，虽然两个当事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大个子弥留之际甚至“坐着瞪着眼死了”，四儿却依然喋喋不休犹如“十万个为什么”，此情此景令人心头酸涩，倍感凄惨，却成为那个特殊年代里一幅温暖的图景。死是上帝对大个子的仁慈恩赐，在好朋友四儿关于探照灯喋喋不休的发问中死去，未尝不是一种好的解脱。人性没有阶级和时代之分，愿逝去的岁月，都化作四儿美好的回忆。
《防空洞》里祁氏的独眼是文眼所在。表面上看，《防空洞》的主要人物是二度制止挖洞的张占楼和前赴后继带领小伙伴们挖防空洞的五一子和黑雀儿，而非张占楼之妻“独眼”祁氏。小说大致情节是，五一子带领小伙伴们挖防空洞，被会“通臂”（或曰“铜臂”）武术的国民党留用人员张占楼制服，但后者随后遭受报复，自行车被拔气门芯儿、二度被扎带。张氏父女俩把第二次扎带被抓现行的五一子们一网打尽，全部掳掠至家里写交代材料。流氓黑雀儿从“学习班”归来，继续带领孩子们挖洞，张占楼再度出面制止。但面对流氓文化和革命文化附于一身的黑雀儿，通臂失去了效用，他唯有节节败退。“我不是国民党”、“我没反对，咱们院可以不挖”，这是自我开脱；却依然不失苦口婆心，“你们挖这洞没用，你们没经过，我经过，这洞防不了炸弹，没用的”。他只是道出实情，也道出了正常社会形态下人的日常认知。却不料进过“学习班”从而“学有所就”的流氓黑雀儿使出了无人敢以对抗的杀手锏，直指张占楼的“挖洞无用论”就是明目张胆地对抗最高指示，上纲上线无以复加。或许那不是黑雀儿一个人的“错觉”，集体无意识（或曰“时代之人性”）已浸润在那个年代千万人的血管和神经中，防空洞甭说防炸弹绰绰有余，原子弹来了也不怕！王春林教授把挖洞无用论称之为“日常生活伦理”，把坚持开挖防空洞称之为“时代伦理”，把张占楼和黑雀儿的冲突称之为日常生活伦理与时代伦理的对撞，说到了点子上。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日常认知是人之为善，只是部分人随波逐流，在后天环境的浸润中失去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亦即“变恶”），坚持初心（善心）之人与变恶之人其冲突便在所难免。
流氓黑雀儿在与张占楼的斗法大戏中取得完胜，但小说并未就此结束，最重要的人物总是在最后时刻登场。张占楼在黑雀儿“有理有据”的攻击下犹如死尸（小说的原话是“尸体也不过这样”），祁氏出来救驾，这是她在小说里最后一次出现。她出场的方式令人咋舌，“众目睽睽，双膝跪下，一句话不说”，女儿张晨书同样跪下。祁氏的出现，令一向飞扬跋扈的黑雀儿骤然放低身段，亲自搀扶祁氏起身，尊称其“三奶奶”，并煞有其事地解释挖防空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劝其把“我三爷”拉回去。“阶级敌人”张占楼沾了祁氏的光，瞬间地位陡升，成了黑雀儿亲口认可的“我三爷”。这一幕可能把别的小伙伴看得云里雾里，唯有“我”明白黑雀儿此番做派发自内心，因为“我们的爹头几年吊打黑雀儿满院子没一家吱声，只有瞎了一只眼的‘三奶奶’劝过”。
小说文眼便在于祁氏的那只独眼。只要祁氏出现，作者必定不忘交代其时的“独眼”状态。她唠叨“扎一下就行了，扎那么多下干吗？”（祁氏话语不多，此话犹如神来之笔，意蕴丰满，余韵悠长），此时，她瞪着独眼看着天空。她没有出手抓捕五一子们，“我”设想“以她那种望天儿的目光应该是要动手的”，因为她很可能是通臂创始人后裔，不仅会，而且武艺高强。“我们”被张氏父女俩抓进屋内，“在梦游中看见了老张的老婆祁氏，那只望天儿的独眼”。“我们”被张氏父女俩控制要求写交代材料，她的“工作分工”是给孩子们倒水，“哗哗倒水时假眼非常恐怖，并且就是假眼在看着你，但倒得滴水不漏”。及至小说收尾处回溯黑雀儿爹（也就是“我”爹）头几年吊打黑雀儿满院子唯有祁氏出面劝阻，“她的一只眼总让人有种说不出的东西”。那只看似吓人的独眼究竟意味着啥或其背后蕴含着啥，小说里是这么表述的，“我们应该读懂但又怎么可能？我们太小了”。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那就是闪耀在那个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极其匮乏的特殊年代里的人性光芒，体现的是作家宁肯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
2021年1月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