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哀忘之歌
小说开端的“垫话儿”即是确立“生活”的基调，像缓慢打开的清明上河图，交代了大部分故事的发生地和人物的活动地——蜡头儿胡同。人物也悉数出场，有民族大义家传的尚先生，有学问会看相懂医道代人写书信、卖鸡毛掸子的王麻杆儿，走街串巷包打听、包子铺的高掌柜，实诚的手艺人拔火罐的老瘪，拉胶皮车的保三，修理雨伞的绱鞋的，打帘子的，卖棺材、寿衣的，卖帽子等等。人物的出场方式自然舒展，叙事者采取了说书人的声口，娓娓道来这一地界的历史沿革，人物的秉性特长，四方杂处，彼此交接，固然已经有天津沦陷于日军的前史，奸诈的杨灯罩出场，但基本无碍人伦日常井然有序，有仇报仇，有怨纾怨，一副小国寡民的自足状态。
来子的家变是小说中第一个比较可以辨识的起伏，父亲老瘪做生意实诚人厚道，母亲胡大姑伶牙俐齿凶悍持家，日子有好有坏。胡大姑与人争执中落下偏瘫，家庭平衡的天平倾斜了，老瘪舍弃来子母子离家出走。来子基本上就是这个时间段出场，成为作品中出镜率最高的人物，以他作为线索，扯出了很多枝枝节节的人物。他要谋生，要去寻找父亲，要处理母亲的后事等等，小说由此繁衍出去，人挨着人事叠着事，枝蔓横生，但有着奇妙的秩序。他们都不脱离侯家后这个地方，交代的也都是他们日常的事件，家庭中的变故，彼此的龃龉和情谊，爱恨浮沉，于是聚散离合。
在尽力维持的平调叙事中不时会有人性高光的时刻。比如革命党老疙瘩的牺牲，在寻常手艺人的外壳之内，老疙瘩还是一个勇敢智慧有担当的革命者，老瘪与之产生惺惺相惜的知音感，为之安排后事，有一种知交间的悲凉感。再比如义和团后人刘大头，侠肝义胆，有一众支持者与爱戴者。尤其是王麻秆的儿子、田生等新一代革命者匆匆消逝的生命，让这里的人和读者扼腕叹息，这些人物和事件让琐琐碎碎的生活突然带着生命的沉郁苍茫或者昂扬感。这种感情和人物猝然改变过生活，犹如摩西劈开红河水，世界逆转，而又在身后迅速合拢，变成寻常的市井之流水。
地方是文学研究中经常被用到的术语，段义孚说地方是特殊的物体，它不是容易操纵或者携带的有价值的东西，却是价值的凝结物，从而使得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可以居于其中。《烟火》的故事和伦理有着北方市民社会中正雅致的传统，邻里和谐互助，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各有各的道理和姿态。离散中的来子母亲去世，尚先生出来作为主心骨，胡同里人各尽所能出一份钱，高掌柜补足所需费用。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傻四儿，因残疾从小被遗弃，庙里养活，长大后到处有人收留和存心帮助他，终于助他找到一个安顿自己的营生。在小说的空间中大事小情都是按照这个中正的样式走，鳏寡孤独各有所养，坏人或者损人利己的总是遭到鄙弃，相逢总有后续回响。《烟火》是一首哀忘之歌，诵念的是容纳他们的场所之天际线，气味和街道的噪音，是市井中默默无闻者，他们和缓如流水的日脚，他们操行的韧性和颠扑不灭的价值。《烟火》也是都市的田园牧歌，市井生活的污秽、欲望、原始自然的部分，在这层滤镜之下失去了表现的机会。王松说这部小说是一个拼图，只是表达了天津市井的一部分，这个判断是自知和清醒的。如果我们对一种物体或一个地方的体验是完整的，也就是说调动了所有的感官且经过了大脑积极的反思，那么它才能实现具体的现实性，《烟火》表现了我们对市井理解中清晰和深爱的部分，它浑浊嫌恶的部分，鲁莽狂热和多余赘肉的部分在温柔和挚爱的巡视中躲闪掉了，但风格化地完善自足往往会浅淡了一些，让人觉得不满足。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