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玲《一面墙》：我们的母亲为什么受伤

在我看来，《一面墙》中最能揪紧人心的部分，当然是对于母亲的书写。小说开篇那个屡次走失又屡次归来，却无知无识傻笑得像个低龄儿童的母亲形象，已足够令人心痛；但更加令人心痛的，乃是儿子张康不可抑制的厌烦，和儿媳对母亲永远不再归来的隐秘期待。基于这样的厌烦与期待，将母亲送去养老院便成了必然选择，于是我们看到母亲最受创伤的时刻：“母亲仍然低着头，用指甲一下一下抠着床单上蓝色的条纹。张康知道她会有清醒的间隙。在她那错乱的思维间隙，迟早会想起一件事，会记起他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比起此后那个因遭受虐待而表现出种种过度反应的母亲，我以为这个身影，这个在儿子告别时沉默不言的身影，凝聚了更多痛苦与哀怨。似乎是担心读者不能充分理解这种痛苦与哀怨，作者又特别补述了那个孤儿寡母的春节：母亲对张康的乞求和张康的轻易承诺。同样可供读者参照的，还有张康在接到老家邻居电话之后回乡探母的情景，母亲那种手足无措的欢喜，近乎讨好的小心翼翼，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什么叫作“相依为命”。这样卑微的母亲，这样敏感的母亲，这样缺乏安全感的母亲，和最终果然被遗弃的那个身影叠在一起，成为一道滴着血的明晃晃的伤口。让这样一位身受重创的母亲失忆是必然的，甚至是仁慈的。回忆往往意味着衰老，而一个不幸、无望又衰迈的老人最好是忘记很多事情，才能够勉强活下去。母亲显然早已预料到了自己的晚景，那是她无力面对之事：她既不像大沐、小沐那样无须回忆，也不像张康，至少可以用妄念幻想来替代回忆，与回忆厮打搏斗。母亲只有遗忘，甚至丧失思考与判断的能力，才能够坦然接受过往的逝去、儿子的背叛与凄凉的临终时刻。在此意义上，失忆并不是在隐喻母亲的创伤，而正是创伤本身。

所以，我们是不是理应对张康大加挞伐呢？我担心很少有人能自信具备这样的资格。“子欲养而亲不待”固然是永恒的喟叹，“久病床前无孝子”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事实上，这篇小说讲的并非是母亲的故事，而是张康的故事。一个在这城市当中无根无底的中年男子，养着一位老母、两名稚童和他的全职太太，仅仅是来自房贷的压力便足以让他不得不拼命工作，在客户与上司面前疲于应对，更何况撕扯还不仅于此。在这个原本平安庸常的中产阶级家庭当中，来自乡村的母亲反而像是一个意料之外的闯入者，而且还格格不入。她不仅带来了她自己，还带来了张康的一切历史。她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与出身城市的儿媳大相径庭，她很少洗澡，从不刷牙，顽固地穿着那件丈夫遗留下来的破旧衣服。她在这座城市和这个家里是一个多余的人，除了阳台上那把旧竹椅，她从来就别无安身之处——她怎么能不一次次走丢呢？以此反观张康的中年危机，似乎可以有更深的理解：难道张康在这座城市就有立足之地吗？正如小说所写，当岳母和妻子从菜市场那个兼卖寿衣的摊位为母亲买来大包廉价衣物的时候，“张康觉得这不但是给母亲，也是给他自己的身价裁定。”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张康并未因这样的羞辱而与妻子发生任何实质性冲突，甚至在妻子明确表现出对母亲的厌弃时，张康还以默许的方式站到了妻子一边。那并不仅仅是为利益计的屈从，而是这位在城里学习工作多年的农家子弟，早就在精神上与自己出身的故乡渐行渐远。借用那堵在他幻觉中反复出现的墙来说明，他其实早就是一个骑在墙上的人，一边是阴沉的过往，一边是灿烂的春天。尽管成长年代的丝丝缕缕还在牵绊着他，可是两条腿已经不可控制地向光明那一边攀爬过去。母亲的创伤因此不单纯是古老故事的又一次重复，还掺入了新的时代因素，让我们不能不意识到，上世纪末叶以来愈发频仍的城乡间阶层流动，对于这个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组织方式，产生了多么具体而深刻的影响。

所以，这是又一个在婆媳剧中已被反复讲述的“凤凰男”故事吗？可是，母亲那种神经质的谨慎内敛，不是早在张康的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吗？的确，如果承认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其实是张康，我们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创伤其实与进不进城没有关系。小说里构成张康精神创伤的核心事件是蛋蛋的死亡，从这一久远的时刻开始，张康的父亲与母亲便以不同的方式性情大变，而那堵墙也在张康的脑海中哗啦啦地矗立起来，再也难以拆除。那么，难道我们必须承认，支配了张康命运，从而支撑起整篇小说的，不过是一次神秘的意外吗？一篇建立在偶然性基础上的小说，又有何意义呢？或许我们必须追问的是，蛋蛋的死亡真的是意外吗？以类比的办法，可以找到理解这一事件的新角度。小说中其实有意无意将大沐、小沐与张康兄弟相提并论，那么，同样的悲剧有可能发生在大沐、小沐身上吗？当然，人是不能够妄议命运的无情意志的，但不得不说，比起自己的叔叔，小沐早夭的风险要小得多。小沐的母亲辞去工作，几乎将所有精力都倾注在两个孩子身上；而张康的母亲，蛋蛋落水身亡的时候，她还在和自己的丈夫忙乱地劳作，完全没有意识到厄运已经到来。退一万步说，即便厄运会再一次残酷地降临在这个家族，那堵墙大概也永远不会出现在大沐的幻觉当中，因为张康绝无可能像张大新那样，一脚将自己的儿子踢翻在苦楝树下。除此之外，另外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因素或许也并非无足轻重：张康家的老宅孤零零地悬在房屋稠密的村落之外，一般而言，那意味着这户人家并非乡村核心人口，而是势单力薄的外来户。这便能够解释何以只有张康和弟弟两个人在一块玩耍，而弟弟落水之后亦未及时被村民发现；同样还能解释的是，何以在家中失去一个男丁，而父亲又因之酗酒颓废之后，母亲会那么六神无主地意识到，自己已丧失融入正常乡村社会秩序的资格。就此而言，母亲的不幸其实与张康无关，而是老早就已经注定；同时注定的，还有张康自己的命运。母亲的创伤不只是她自己的，甚至也不只属于“母亲”这一群体，她是过往生活与从那生活里走来的几乎所有人命运里的一道疤。如果说《一面墙》讨论了“凤凰男”的问题，那么它至少提醒我们，应该将这一问题放置在更为恒久的历史与传统中去再度认识。

所以，《一面墙》当然不仅仅是一篇有关母亲的小说。作者在开篇就砌起的那堵墙，是张康的梦魇，也是张康的希望，是由不堪回首的记忆和由此而生的替代性想象构建而成的。作为象征之物，它凝聚了诸多复杂的议题：城乡、阶层、成长创伤、中年危机……许玲在一个被讲述了无数遍的老故事里，所图甚大。她对于人物和故事榨取的力度和深度，令人感到触目惊心。

但我仍然要说，即使没有这样的野心，仅仅依靠小说中塑造的母亲形象，《一面墙》已足以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我打算说一些题外话来结束我的讨论：在阅读这篇小说和撰写这篇评论的时候，我比平时更多地思念我的母亲，担忧她的喜怒哀乐。在文章即将写完的那个晚上，我罕见地梦到了我的父亲，他离开我已经六年多了。在梦里，他的笑容还是那么慈祥，但是身体膨大了一圈，闪烁着金属的光泽，就像科幻电影里的人造人。我惶惑而哀伤地问他，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记不清了——他好像是笑着说，这样我就更结实了，再也不会生病了。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