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攀：小说的演算——“长篇”的方法与方向
当下的长篇小说，在文学观念的革变与语言文体的发展过程中，遭受到来自信息膨胀与经验贬值的冲击，纯粹的形式变化、简单的语言翻新以及单向度的经验想象，已经难以满足当下文学鼎新与阅读转变。尤其对于长篇而言，建构诗学与科学的统合，重估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专注内容革命与话语转型，将成为新的叙事趋向。厄尔·迈纳说，“事实性与虚构性，这两个概念是互相关联的，但在逻辑上事实先于虚构。这种情况适用于所有文学，尽管在实际应用中事实性与虚构性的程度会有所不同。”这里的“事实性”还可以延伸到更广阔的范畴，长篇小说企图包罗万象、吞吐时空的野心，必然需要接受来自不同逻辑、伦理、学科、文化的考辨，这是一度被搁置的命题。因此，在“长篇”内部施行逻辑化的经验主义、科学化的形而上学以及推演严密的现实历史叙述，就显得尤为重要。
不仅如此，繁复而神秘的内在世界以及由此铺衍出来的精神史诗，同样需要“长篇”的推演。从纵向来看，中短篇小说相对而言不可能容纳过多的时间段落，否则在仅有的篇幅内极易演变成为一种编年史，因而“长篇”必然担负着叙说现实或心理时间流变的使命；而以横向来看，即便是“长篇”，也只可博观而约取，于万象之中，取景、取物、取人、取事，表面似无定法，实则有着内在的规约，通过篇幅的延展加以定义和框准。在这个过程中，长篇小说提供了一种演算的方法，其中涉及大规模长时段的结构锚定、情节推导、精神演变等，需要的是基于事实原则、人性规律、话语形态与精神法则的“演算”。“演算”一词，尊乎“法”而不唯定法，周旋于现实与人心的“大数据”，建造结构推演情节理据充分，叙述人情讲说事理穿插有度，表现生活传导文化叙论得当。
值得一提的是，“除法”是演算的一种，而“余数”是演算的结果。小说固然可以虚构，可以天马行空，但需要遵循内在的逻辑，依照既定的伦理。演算最基本的是加减乘除，极大限度地道尽世间纷繁，长篇小说是其中集其大成者。演绎历史，推及人心，无往不至，靠的就是话语的演化与美学的逻辑。“长篇”是百川入海，一开始就预设了更宽阔的容量与更宏大的气度，其间潮汐周始，洋流环行，无不依照自然法则，气象万千的背后，往往有律可循。
余华的《活着》虽以“活着”为名，实则多为死亡，小说里除尽温情与冷酷，福贵是最显豁的余数。更让人心有戚戚焉的，却是“除法”本身，也即历史的轰鸣与个体的归宿。尽管其中不无戏剧性的设置，但整个小说的叙事推演，不仅与历史驱动、现实形态若合符节，而且始终遵循精神演进的基本逻辑和人性发展的潜在伦理。对于长篇小说而言，人事甚至物情在历史与现实中除出的“余数”，靠的并不仅仅是其自身，更倚重如影随形的“除法”，也即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运算法则，将人心与人性有理有据地引向必定的归属与终局。
很多小说篇幅一拉长，人情物事一繁杂，就容易丧失分寸感。在“长篇”的“演算”中，昭彰的是一种写作守持与言说理据。叙事的“演算”如何获致一个坚硬的内核，这关乎着长篇小说的生死存亡。无论是除法之下诞生的“余数”，还是余数背后潜行的“除法”，小说家不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者，“长篇”的文本更着眼于叙事的法则、语言的逻辑与科学的态度。如此，小说中的主体经验及其美学表达方立得住身，也才放得出光。
二
《解密》中，在经历了之前巨大的挫败之后，背负解密之使命的黄依依在万千头绪中重整旗鼓，提出“所有的密码都是在没谱的情况下被破译的”，诚其如是，最终701在一种看似放松随意的“没谱”推导中，重新蓄积能势寻求突破，完成了最紧密的逻辑破解。
真正好的长篇小说同样需要这样的辩证，也即在长期的演算中求得灵光乍现的时刻，在充分的“法”与“谱”的叙事推演里获致旁逸斜出的“没谱”，终而于长久有效的周旋之后得以推进一格，或宕开一境。
未来的长篇小说写作，在吸收以往形式革新、美学经验的基础上，更需要注重文本的逻辑与内部的推演，在这个过程中，任何的想象和估算都不是随意的信马由缰，很多时候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干货，求索更为严密的逻辑推导。如是内部谨严的“演算”过程，在于一个“法”字，胡编乱造必然逻辑混乱，不符常理者，便经不住推敲。当然，“法”只是写作的基础和内嵌的法理，不必过度拘泥，否则便显出平庸、乏味。故而这里倡导一种“没谱”之“法”，有法而无常法，循法而保有趣味，于有所度量中突破框囿。
“没谱”是倚重灵晕，破除程式化；法则是摒弃想当然的自以为是，追求推导演进过程的精准。毛姆说，“能否删减则取决于是什么样的大家之作，比如情节跌宕的《傲慢与偏见》在他心中就一个字也删不得，同样不能删的还有结构紧凑的《包法利夫人》。明智的批评家森茨伯利曾写道：极少有小说作品能经得起精炼和浓缩，甚至狄更斯的也不例外。”语言的精炼、表达的准确、结构的谨严，这是“大家之作”的基本状貌。
沈从文曾提出写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这里的“贴着”事实上讲的是小说叙事的潜在规约，其中需要坚守既定的美学逻辑，也势必脱不开小说家的艺术感觉。因而叙事和美学的法则是一种无定法的精准，一方面糅合了既有的观念伦理，“贴着”和牵住人物；另一方面则须于文本现场之中将其释放，使之于不同的逻辑样态中养成或变更性格。郜元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小说家不仅要‘贴着人物写’，还要‘贴着’自己在小说中的各种‘化身’来写。这些‘化身’，就是他根据需要，在小说中设立的千姿百态的‘叙述者’。”小说写作需要假借一定的法则进行，但这其中不是机械化的复刻，不是按部就班和中规中矩，而是一种形而上的科学，小说家在释解艺术之灵魂的同时，也须“贴着”常识与逻辑向前推演，这是叙事得以成立的基石，也是人物站得住脚的关键。尤其长篇小说需要从纷乱的头绪和多元的牵引中实施推进和演变，更讲求语言和结构的细察考究，从而构筑出一气呵成、无懈可击的文本。就像砖石与沙砾需要严格依循工程原理累聚建筑，否则，再宏伟的构造，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长篇小说通过“演算”推进叙事和演绎人心，探求的是艺术机制与精神法则并存，主体创造与逻辑推理共进，经营叙事的一头一线，琢磨人物的一言一行，直至推演出最后的终局。《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从荣华走向衰颓，是政局的经济的缘由，同时也归于精神的涣散与人心的溃败，小说从千头万绪之中掌握结构、控制节奏，以百科全书式的姿态，演算出时代的大变局与世俗的心灵史。
米兰·昆德拉认为，与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整饬相较，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长篇小说面临的自然更是一种庞大的丰富与复杂，由是，则更呼唤叙事的辨析，亟需内在而有序的话语梳理，令文化逻辑、社会形态、心理机制充分参与其中，以严密的美学“演算”，推敲出值得信任的文本世界。可以说，从琐屑繁复的细部，到宏大壮阔的构思，逻辑严格的推论与演算，始终是长篇小说写作的基本操守。
三
毛姆曾引用乔治·森茨伯利的观念提出，“《汤姆·琼斯》是一部生活的史诗——当然，不是那种最崇高、珍稀、激昂的史诗，而是一部描写普通人的、健康的普通生活的史诗；它不是完美无瑕的，但它充满了真实感与人情味。也许，除了莎士比亚，再也没有人像菲尔丁这样，能够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真实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越是浩浩汤汤的宏阔之作，就越不应当遗落“真实”的娟细水流，这是长篇小说所应秉持的叙事品格。对真实与真实感的执念甚至是偏执，既来自文学经典遥远的召唤，同时也是立于愈发虚空和浮夸的当下，重探长篇小说之未来方向。
即便如先锋文学将虚构设定为最高的真实，甚至将小说的叙事视为一种语言与形式的游戏，但是还原到小说的文本肌理时，同样追求的是语辞与表达上的无懈可击，场景的架构、人物的设定、情节的推演，都需要形而上的逻辑伦理支撑，所有的叙述演进都不是为所欲为的，想象的膨胀恰恰需要对应言说和叙事的真切谨严。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表面结构了乌托邦的空间与状似高蹈虚空的人事，延续的是作者一直以来的语言的神秘与结构的虚缈，但文本深处却有着内在的牵引和逻辑，其中投射出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世纪以来的精神轨迹，尤其人物身上所表征的历史症结与灵魂病征，都是有迹可循的。
这里所言的长篇小说的“演算”，不是一种细致的斤斤计较的计量，也不是形而下的简单增减除余。从外部而言，长篇小说所牵涉的历史、政治、经济的基本事实与内在逻辑，成为叙事推演的基本要素；而从内部来看，关乎精神的发端转圜，关于人心与灵魂的算法，同样有待谨慎而严密的“演算”。
在德勒兹看来，“流是基于创造与破坏之间的某种强烈的、瞬间的和突变的东西”，其似乎是难以捕捉和塑形的，既道出了写作的旨归，也提示了其中之难度。“写作没有其他功能：是一种与其他流——世界的全部生成-少数者——汇合的流。”长篇小说则是不同的“流”之间的大交汇与大融合，在这个过程中，重整、梳理与演算势在必行，唯其如是，才可以在充满“复杂性”的长篇文本中，对“流”进行解域与再造，最终“生成”特定的形式或形态，以此推演新的现实与未来镜像，演算深刻而内在的精神谱系。
小说以虚构和想象为归依，文本之中无不是变形、虚拟、夸张等元素的铺叙叠加，但愈是挥洒自如的构思，就愈有待滴水不漏的推演，以生成难以阻遏的命运，塑造无法复刻的形象。当下的长篇小说由于现实的丰盛与技艺的醇熟，愈发显露出气象磅礴、吞吐万物的兆象，但也时常凸现自以为是与破绽百出的弊病，那些缺乏耐心、粗制滥造与不符理据的“演算”，自然难以生成沉稳坚固的诗学质地。因而，长篇小说的写作，终究需要积经验与语言之硅步，守科学与逻辑之方圆，彼此并行而不悖，方可“演算”出关于未来的星辰大海。
原刊《当代文坛》2019第6期
本文略有删改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