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岛》：给万物重新命名
中国自古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使近现代以来城市文明飞速发展，农耕文明的精灵依然飘荡在城市隐秘的角落。因此，历代以来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中原”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更是一个政治的概念。“中”者，中心也，与“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岛”，d-ǎo，古体作“（鸟山）”。《说文解字》谓“岛，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鸟山) 。从山、鸟声。”可知“岛”本非人类之所居住，而禽鸟之所栖止。但若人置于岛上，或因这岛阔而成陆地可以栖人，或因意外的缘故被迫来此，无论是哪种情形，都与中原、与核心有着天然的疏离。正是这种偏远、边地、疏离、非中心的属性，赋予了其间居民以特别的性情和观念。海南岛位于南国之南，且与大陆隔了一段宽阔的海峡，就是这样一块中原文明甚至陆地文明的“飞地”，居于其间的人们，头脑里又都在想些什么呢？
新与旧，明与灭，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决裂，勇猛与怯懦，向来是林森写作的重要主题，也是林森创作的动力与秘奥。《岛》是从海南岛这块政治与文明的“飞地”写起的，写的是因海南岛自成立经济特区以来，大兴土木引出了大量的拆迁工作。经济形势的剧变，带来生活方式的裂变。原本岛民们世代栖居于此，以渔猎为生，生命中除了海浪的冲击，几乎没有别的意外。而今的拆迁工作，与海浪冲击的自然属性自是不同，它是一种来自时代和人为的冲击。它的社会属性和寓意，被敏感的岛民很快意识到了。
“拆迁”是一个契机，同时也是一条裂缝。从这条仿佛突然绽裂实则早有预兆的缝隙里，只有少数敏锐的岛民意识到弥补缝隙、追赶时代的迫切，而大部分岛民仍然迷醉于昔日“天涯海角”的诗意和恬静。如果说，巨大的潮汐和凶恶的台风，是岛民所早已习以为常、应付裕如的，那么如此轰轰烈烈的经济大潮却是实实在在的“活久见”。至于“拆迁”工作，只是把地毯掀开，让宽阔的裂缝直接暴露在人们的眼帘中罢了。
远离大陆和中原文明的“岛”，原本就像一个做着匀速直线运动（或者静止）的物体，这个物体现在受到了外力的作用，运动的速度和方向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甚至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改变还将长期存在。面对这样的形势，有人积极迎接，有人消极抵抗，有人迷茫而不知所措寄诸于幻想。于是有了小说中颇具代表性的三个立场，三种态度：伯父、大堂哥、二堂哥。
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外力，无论是二堂哥、大堂哥还是伯父，都深刻地感受到一种来自固有时光深处强劲的惯性力量。这种力量与外力发生了拉扯，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小说“动”起来了。
“有谁见过夜色苍茫中，从海上漂浮而起的鬼火吗？咸湿凛冽的海风之中，它们好像在水面上燃烧，又像要朝你飘过来，当你准备细看，它一闪而逝……”这是《岛》的开篇，也是《岛》的收尾。这段充满了浓郁抒情色彩的文字，是小说的叙事主人公“我”在启动“驾车环绕海南岛”计划时的所见所闻。
“驾车环绕海南岛”，是伯父的点子。他“拳打脚踢把我从那间黑乎乎的房子里面赶出来”，让我“赶紧上车，开到哪算哪”，因为“我的颓废，让他忍无可忍”。确实，小说中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对人生和世事充满了迷惘、怀疑和失望，最终选择精神放逐的“零余人”。这种精神困境，表面上看起来是父亲出海未归，一船人葬身鱼腹，母亲情绪失控，忧伤过世造成的，实际上却远不止于此。
《岛》的故事，也是从一个时代剧变的阶段开始兴说的。“海南岛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城市发展的铁骑横扫千军”，“海崖村的未来，早已经被一张规划图抢走，这里将诞生一座梦幻之城”。(下转第12版)
(上接第11版)关于时代的捩变，小说着墨并不很多，但隐约露出来一星半点的讯息，已足以证明这种时代剧变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精神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所谓“破灭”“横扫千军”“抢走”“梦幻”，无不显示出“我”在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小渔村被商业大潮所吞噬后的惶惑与不安，以及精神支柱的摇晃。
虽然“我”并不能全面理解伯父的良苦用心，但开启“驾车环绕海南岛”计划后，“我”确实逐渐找回了意义。这段重拾意义的环岛之行，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登临了那座闪烁着“鬼火”的小岛，并听说了那个一生经历磨难，从此自甘栖身荒岛的老人的故事。而那个老人，不仅是热闹而宏大的中原叙事的边缘人，甚至是如今正在大兴土木的母岛（海南岛）的“脱序者”。正是他的经历和讲述，给了“我”深深的启发。
之所以说“吴志山”是一个“脱序者”，不仅因为他终年栖居于荒岛之上，过着仿如野人般的生活，而且还因为他的整个精神世界与陆地文明、群居文明产生了鸿沟，并且这条鸿沟随着荒岛岁月的加长而日益宽阔。在那座“鬼火”闪烁的荒岛上，他终于从人类（人群）的世界里彻底脱离出来，而打造出了属于自己、属于个人的自足的世界。
一个人，一座岛，大半辈子。这个故事听起来是那么熟悉，以至于很多人不由得会联想到《鲁滨孙漂流记》。然而鲁滨孙和吴志山是大不相同的，鲁滨孙象征了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强烈的侵略性和征服欲，而吴志山则不然。他来到荒岛，起初的目的是想要寻找鬼火，好解开人生磨难的密码，但这段求索显然是失败的。而后他干脆落脚此岛，不做他想，实际上是因果论从他信仰里的消隐。
事实上，吴志山与另一个人物倒颇有几分可比性，虽然二者的精神根底依然迥异。这便是莫言小说《生死疲劳》里的蓝脸。在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蓝脸不顾时代的洪流和历史的进程，而坚持了单干。与蓝脸以一己之身抗拒整个时代相比，吴志山显然就没有那么“壮怀激烈”了，相反，他栖身荒岛倒更像是受尽磨难后的逃避行为。从他身上，尽管我们看不到像“我”那样消极、沉沦、自我放逐的一面，但总归也看不到他对于命运、对于时代、对于族人、对于村庄的抗争与挑衅。他只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卑微乃至有些无助的老头。他甚至无法做到彻彻底底地在荒岛上独自生活。他那座岛与母岛相隔也其实并不算远，一艘摩托艇就能抵达，他也需要定期回到母岛和渔村贩卖一些海产，从而换取必要的生活用品。
然而，正是因为这份消化了一切苦难后的平和，让吴志山褪去了尖锐的光芒，散发出浑厚、圆融和通透的气息。对于这个世界，他不再希望得到更多的解释，也并不想要索取什么；对于这个世界，他只消保持一点点微弱的物质联系。他整个掉过头来，把追寻生命意义的目光转向了这座荒岛。
只要宇宙尚处于大爆炸的阶段，而非坍缩的阶段，那么一切事物都将朝着碎裂和无序的状态发展。“碎裂”和“无序”，都是对意义的消解。吴志山从人类（人群）这个有机整体中脱序以后，生命的意义陷入了真空。吴志山既不是鲁滨孙，也不是蓝脸，既不侵略，也不抗争——他选择了重建。
掘塘筑堤是吴志山重建意义、恢复秩序最富有象征意味的行为。在一个现代化工业高度发达，填海造陆亦不为难事的时代，徒手筑堤本也算不上什么英雄之举，反而是这种原始而古老的行为令人迷惑。然而一个人在一座荒岛上，整日吹着凛冽的海风，望着太阳从东边的海平线沿着天空的弧线一直沉入西边的海平线，这大把大把的时光如何去填充，确实是一个问题。而筑堤，就是给这漫长的海岛时光赋予意义。
人类的存在本无意义，这也是存在的荒诞之处。西绪福斯的循环往复，无穷无尽，了无生趣，但这就是生命。人之初生，铺在眼前的就是这样一条生命隧道。所有那些从人一出生（甚至尚未出生）就已被赋予的意义如若未被真正的消化和认可，那么他只不过是集体无意识的一个宿主罢了。只有经过深思熟虑，透彻理解，并完全认可的行为，才适足以佐证生命的价值所在。这也就是当文化旅游部门到荒岛上树碑后，吴志山怒而“砸碑”的缘故，因为前者的行为显然侵犯了吴志山精神的领土和意义的主权。
在这个物理齐备的世界里，渺小的人类还能有什么作为？实在少得可怜。若非要说有，也就是“命名”——准确地说，是“重新命名”。当吴志山主动要求（实则是“被迫”）踏上另一座更远更小更原始更蛮荒的岛屿，并对这座岛屿以及岛上的一切重新命名时，他才真正——“觉得万物归于宁静了”。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