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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

发布时间:2021-08-10 来源于: 作者: 文艺报 | 陈思和 2021年0 点击数:
李洪华邀我为其新著《20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叙事研究》写序。我先要申明,我对这个课题没有做过深入研究,只是粗粗读了洪华的新著,引起了一点思考。应该说,洪华选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五四新文学缘起于北京大学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作家最早诞生在大学校园,虽然大学在当时的中国数量屈指可数,却离新文学最近,与新文学的关系最密切。那么,为什么新文学史的研究者偏偏多是聚焦乡土题材、市民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却很少有人关注到最熟悉的大学题材?当然,教育题材倒是有的,主要偏重于中学以及中小学教员,而忽略了近在身边的大学校园。这也是陈平原教授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大学叙事“很难进入文学史视野”?(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这个问题不是针对文学创作本身,而是针对“文学史视野”,也就是责问文学史研究者:为什么对“大学叙事”视而不见。不过,平原兄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一点小小的修正,从“大学题材”变作了“大学叙事”。这是不一样的,大学题材指的是文学创作中与大学相关的主题、事件,然而大学叙事则可以理解为大学背景下的一切叙事,如平原兄在论文里所分析的材料,主要是回忆性散文,尤其是关乎“老大学”的逸闻传说。这与文学创作中的正儿八经的“大学题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洪华的新著把“大学叙事”的概念扩大了:在“大学”这个背景下,知识分子叙事、青春浪漫叙事、留学生叙事都纳入其中。五四新文学初期的文学创作,除了乡土题材、市民题材以外,大多数知识分子题材、爱情题材的叙事,背景都可能是发生在大学里的;异国题材中,留学生的故事也是异国大学故事的一部分。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大学叙事就被洋洋大观地呈现出来,大学题材也就呼之欲出了。

在洪华的文学史框架下,“大学教授”“大学生”“留学生”的标识从一般知识分子形象中被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学形象群体。这是很有意义的视角。从时间上说,新文学诞生之初,陈衡哲的小说《一日》就是描写留学生生活的,描写不同国家的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友谊。上世纪20年代,庐隐的《海滨故人》则更是大学校园生活的代表作。鲁迅的小说中通常不被人所关注的《高老夫子》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一篇讽刺小说,而是作家开创性地把笔墨伸进了大学课堂,从性心理的角度来探讨师生之间的关系。这个叙事角度后来成为从《八骏图》一直到“市场经济时期的大学叙事”中许多作品的滥觞。创造社的作品就不用再分析了,“留学生题材”更加鲜明地凸显了异国大学的场景。而鲁迅的《藤野先生》,把文学笔墨又一次伸进了异国的大学课堂。这样看来,洪华对五四新文学初期的大学叙事分析,不仅仅只是替换了一个分析角度,而确确实实赋予了一批作品新的意义。

专著的前五章用文学史框架对“大学叙事”做了全面的归纳扫描,把文学史分作五个时期,这没有问题,但具体落实到大学叙事的流变脉络,第一章对“文化启蒙时期的大学叙事”的描绘还是稍显简略。根据书中概括,大学叙事可以分作“教授叙事”“学生叙事”以及“留学生叙事”,由此进入文学叙事的“大学想象”。但我总觉得在这些叙事中,还没有直面切入大学体制中的重要问题。也就是说,在大学教授、大学生之间,应该有某种特殊的人事关系,而这些“关系”又构成大学与时代社会的联系,这是别的题材所不能取代的。举个例子,老舍的《骆驼祥子》是一部写人力车夫悲惨命运的长篇小说,当然不属于大学题材,但是祥子的人生命运却与大学有关,那个曹先生应该是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平时也喜欢在课堂里讲讲“社会主义”,自命为“社会主义者”。有个坏学生阮明读书不用功,考试不及格,就去举报曹先生在课堂里讲“社会主义”,于是就引出了孙侦探。我们撇开祥子的故事不说,在曹先生的故事里,就涉及“教授——学生——学校当局”三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才是大学叙事中很重要的环节。

如果我们进一步把纪实性散文(包括杂文)也列入考察对象,那么,文学中的大学叙事揭露了更加直接、尖锐的学院政治冲突——我指的是上世纪20年代女师大的学潮风波,周氏兄弟与陈西滢的论战以及对杨荫榆校长、章士钊总长的批判。这里既有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又有学校当局与教授、学生之间的冲突,还有教授与教授之间的冲突,最后政府部门的介入……社会上血淋淋的现实总是比文学虚构的故事要深刻得多,也惊心触目得多。

如果从大学叙事的角度来梳理文学史,那么,老舍先生的《赵子曰》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是作家的大学叙事与现实中的大学教育状况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的反映。其实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包含了作家主体对社会事件的判断,且不讨论具体事件的对与不对,从抽象的意义上来看,作家的忧虑里也包含了某种警世的意义。老舍青年时当过小学校长和教育部的劝学员,对学生运动天然地不喜欢。在《赵子曰》里,他写学潮,一批坏学生把老校工的耳朵割了,校长也挨打了,还破坏了学校的公物。这难道就不是大学叙事中的一个负面元素,反映出特定时代下的社会现象吗?而且,作家的这种批判性的立场应该成为研究大学叙事的重要参照系,一直可以贯穿到《围城》以及更往后的当代文学中的大学叙事。

从第二章到第五章,专著非常完整地分类描述了文学史视野下的大学叙事。民族救亡时期的不辍弦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校园烽火、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改革前哨、市场经济时期的教育伦理失范等状况,都进入了研究视野。我很佩服洪华的勤奋,孜孜不倦,搜集到那么多的作品,几乎把涉及大学叙事的小说都归纳进去,加以分析、归类和提炼,写成了一份资料详尽、论述丰富的文学史长卷。书中的研究下限到2015年前后,其实还可以往下再延伸一点,把最近几年问世的几部大学叙事力作也归纳进去,这样就能把“大学叙事”这个领域完整地呈现给读者。

说实话,我之前不太喜欢大学叙事类作品,也许是我自己身在校园里生活了40年,对于大学在当下的意义及其社会功能,都已经形成了自己固定的看法,所以对当下文学中的“大学叙事”总有点不以为然,至少觉得离我的实感经验比较远。但是读完洪华的新著,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决心把最近出版的一些大学叙事作品找来读一下,如有新的体会,当再一起分享探讨。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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