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书写百年光辉历程
金冲及先生担任过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史学学会会长等职。他主持编写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是公认的“官史”第一人。作为三联书店一名编辑，我很幸运地与金冲及先生结缘，编辑了金冲及文丛中的多部专著。
金冲及先生多次提及他对三联书店有着特殊的情感。他说：“青少年时期，读这三家出版社所出的书，远比读大学课堂上老师指定的参考书要多得多，可以说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回想起来，我懂得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科学各方面的基础知识，最早就是靠读这三家出版社的书打下的基础。”可见，金冲及先生早年就已是三联的读者，是三联书店红色传统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塑造者。虽然金冲及先生从事党史研究是在50岁调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后才正式起步，他的基本精神格调却早已形成，特别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分不开。金冲及先生于194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48年加入地下党、阅读大量重要的进步报刊，1951年留校任教后从事近现代史研究，上世纪60年代前期参加上海写作组。这十来年的学术和思想的重要成长期奠定了他后来的学术与研究特色。这种在党的领导下回应近现代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的风格，与他早年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其精神脉络也与他后来对党史或党的各个时期的理论研究一以贯之、一脉相承。
结合对金冲及多部著作的阅读及编辑过程中的感受，我认为其党史研究与写作有这样几个特色。
一 星火时刻与生死关头
金先生的根本特色是着力书写党的百年辉煌。他说：“对世间大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只会孤立地看到一件一件具体事情的堆积，就事论事地研究和处理问题，这种思想方法往往是浅薄的、短视的，不能看清事情的根本。另一种要养成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它，整个历史就像奔流不息的大河，中间有起伏，但总体上是一环扣一环地奔流下来的。”因此，他笔下的100年辉煌不是自然而然的光辉，而是党在挫折、困难和阻碍中战斗和奋斗出来的结果。他通过多篇文章与专著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当时的中国、对于中华文明、对于世界和平发展的意义，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光辉和道路光辉。
这在金冲及先生70岁时凭一己之力所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4卷）中体现尤其突出。这套被称为“世纪通论”性的史著，是金冲及先生为回答中国为什么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如何为中国奋斗的使命感之作。他充分阐述了像近代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一百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它不是，也不可能一步达到，必然会是一个复杂艰苦的探索过程，必须通过成功与失败的反复实践，逐步摸索，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
同样，2020年新出的《星火的启示》一书中，他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赣南闽西苏区、山东抗日根据地、湖南农民运动等党史的研究，都鲜明地讲出在“星火”的时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突破各种危机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出“生死关头”。
二 关注重大历史问题
金冲及先生对党史的研究，注重从重大历史问题着手。这种开阔的、全局性的风格决定了他党史写作的理论品格和宏大视野。
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强调：“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华民族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它必须分两步走：后者是人们憧憬和奋斗的目标，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这奠定了他写作20世纪历史的基调，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此外，我们也可以从金著的书名或论文题目中感受到他对于重大历史关节点的注意，对于历史的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的判定和把握。例如《他们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五四时期先进青年思想变动轨迹的剖析》《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等。
三 纲举目张的党史写作法
如何写史，这是中国传统史学一直都在讨论的问题。写法不仅仅涉及语言的问题，更涉及表达背后对于历史的判断。
金冲及说：“我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有一个困难：以往对党史没有作过专业研究。到了50岁才大改行，步入这个新的领域，这确是我的弱点，但并不是到了这个年龄在新挑战面前就只能无所作为了。文献研究室的工作当时是胡乔木主管的，他对工作抓得很细。我刚去的时候，胡绳还当过一段文献室的副主任。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太多了。”金冲及在党史研究与写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仅与他个人的天分和勤奋努力相关，也与他接触到老一辈优秀党史工作的研究者有关，例如胡乔木、胡绳等。在与他们的合作共事的过程中，金冲及加深了对于党史研究工作的理解，也加深了他对党史写作方法的理解。关于这一点，金冲及自己在文章、讲座和访谈中多有提及，而且他还花费很大的精力整理出版了胡乔木和胡绳等关于党史工作的一系列谈话，即《一本书的历史》。这些前辈的工作态度和对于党史写作的极高要求深深影响了金冲及。在工作态度上，他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时动情地说：“讲到工作态度，胡绳搞这本书的时候，到北戴河，晚上起来梦游、耳鸣。乔木1990年发现癌症，1992年去世，那时经常头晕、恶心，但送给他看3章、20万字、5天，不但看完，还详细地改了。这个我真的很感动。”在文字功夫上，金冲及曾经举过一个胡绳的例子：“讲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书的原稿说‘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但是还存在很多困难’。胡绳说，这样讲，太一般了。（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但是新中国仍然有一个是不是能站得住脚的问题。’他这条非常厉害。”
在他自己的写作中也贯彻了这样的简明扼要而纲举目张，即简单的话语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意思，一句话里面包括了多声部的对话。这的确代表了一代党史工作者精湛的写作技艺和深厚的学养。例如在讲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时候的状况时，他这样描述：“中国面对的问题之多，难度之大，是罕见的。许多人一时还看不清怎样才能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而且，又不能只停留在应对当前种种迫切而棘手的问题，还要从长远的战略眼光出发，形成一条全新的思路，为打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而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必须在不长的时间内同步完成。”他不仅用“罕见的”“必须在不长的时间内同步完成”这样简练的话语点出形势的急迫性，还用概括出“两个方面”隐含了对当时复杂纷纭的党内党外思想斗争状态的判断和立场。
有时候金冲及的写作包含着一种理性的情感，非常深沉。例如，《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开篇在平缓的叙述中，他忽然添加了这样一句说：“对中国来说，这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这样的危机感、紧迫感是他的历史观也是他的历史情感叙事的核心动力。在这个他塑造出的历史舞台之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义和使命才能被充分地阐述，也才能被充分地理解。
四 对史料的独特运用和解读
金冲及在《邓大姐同我的几次谈话》一文中讲述了编写《周恩来传》时与邓颖超的几次交往。其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这本书在1989年2月出版。4月5日，邓大姐叫我到西花厅去。她说：‘你们花了许多时间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这样写出来的传记不是片面的，而是比较全面的。最难能的是，你们对许多材料去伪存真，写进传记里，使得历史上一些误传的情况得以澄清。我认为这部传记写得很好，是一种创新。……你们费了很大的力量来思考和组织材料，这一点值得你们发扬，至少要提倡这种写作方法。”这样的肯定之语，体现了金冲及对史料运用剪裁及阐释的独特功夫。
因为他的工作经历，得以看到许多别人见不到的重要档案，所以读者读金著往往喜欢关注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是否有新的材料披露。这对于读者来说，是好奇心，是对历史另外许多面的期待；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则涉及更为宏观历史的判断问题。金冲及先生自己也多次回应了这个问题，他强调了自己的职务作品与个人著作之间史料运用的差异，他在个人著作中所运用的史料都是已经公开的史料，这对于所有的史学工作者来说都是平等的，因为考验的是不同学者对史料剪取与阐释的本领。
在谈到《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增订版）》一书时，他说：“梁启超讲过，有如门缝里看人打架，只看到其中的一方忽而进忽而退，或者就地打个滚，看不见对方怎么动的，看完了还不会真正懂得这场较量是怎么进行的。所以，台北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资料集、个人文集、日记、访问记录、影印刊物、年谱、专题文集等，我大约有几百册，比较熟悉。”所以，问题不在于是不是用了某某某的日记，是不是用了什么样的谈话录，而是在史料中放置在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中去阐述。不然只能是哗众取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是史学更是党史研究和写作的大忌。
2020年，金冲及先生的三本著作在三联书店出版后，接受了一些媒体采访。敏锐的记者捕捉到：在他的回答中，多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样的表达。的确，他曾说：“党的百年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是一个足迹一个足迹地坚定前行的。”年青时期便加入地下党的金冲及先生，在新时代回眸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雨兼程之际，做出了这个质朴、生动却又深刻的论断，这也寄托了他本人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豪迈之情。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