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星荃写祖先的村庄
《祖先的村庄》在作者看来是一部“冒险”之作，个中原因无外乎从内容到形式皆“逾矩”，内容不固定，主题不显明，篇幅巨大，无所拘束，但恰恰是这种冒险，却带了散文创作一次不小的革新。
全书凡八篇，将散文、纪实、自传、历史文献、传说、新闻、日记等杂糅一体。作者沿着少年时代的乡村小路行走，一路漫漶的是陈年往事，“刻印着无数的亲情和稚趣的旧痕；我试图找回旧时光影，重温逝去的故土情感。”作者举目远眺，乡土咫尺天涯，情感与精神的家园无可寻迹，他看到的是荒芜。作者并非要着力抒发孱弱细微的乡愁幽思，也不是着意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对立与批判，甚或超越了单纯的精神家园的追寻，更与闲适之趣大相径庭。整体观之，就会发现《祖先的村庄》：“虽云短制，颇同长篇”；虽现记忆，却是追摹历史；虽写槐树畈一隅，却隐藏着中国乡村社会百年风云际遇与人世沧桑；虽写人事，却潜匿着深刻的历史喟叹与直面社会转型的忧思。
作者写的是散文不假，写作主体有着史家气度与凤仪。对自我先前乡村生活做一全面辑录，为亲人、族人与乡人立传，他们在历史之外，但却是历史的创造者与参与者，是最容易被忽略而又是中国土地上最为真实的存在。目光回溯，打量的是自己二十七年乡村生活，具体而微无外乎成长史、阅读史、写作史与情感史；状写他人，依据的是所见所闻，逸闻趣事、真实经历，其中有苦难的呻吟与生存的挣扎，也有纯粹的快乐与幸福。槐树畈村人的立体呈现，实际上浓缩了汉水流域甚至是中国农村百姓百年的生活史与心灵史，真正讲述的是“另外一种中国故事”。
槐树畈的历史到底是人创造的。席星荃讲述故乡的人，既是为讲述他们的生存与人生轨迹，更是为了展示乡村人独特的人性，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言，“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于是，我们文本中看到作者少年时期找书读书的炽热与疯狂，看到了作者写作伊始的孜孜与煎熬，看到了作者青春期的懵懂与苦闷，看到了作者返乡务农时的压抑与反抗。作者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形形色色的人性展示，印象深刻如二姑奶奶的聪慧与坚强、麻大爷的豁达与宽广、二妮子的蛮横与可怜、婶娘的热心与隐忍、老李支书的睿智与节操……作者笔墨所及，绝少刻意揭露、颂扬与批判，当然，或许此中有着岁月抚慰的因素，以至于记述曾经身遭的恶劣与丑陋，作者也并未祭起烈烈刀锋，反而显示出从容淡定与面对生老病死的淡淡伤怀。人是历史中的人，作者将槐树畈人还原到彼时时代、体制与社会环境之下，真实展示槐树畈人的真实人生与人性，蓝田玉暖，沧海桑田，历史汤汤，人事在写作中拒绝灰飞烟灭，由此观之，《祖先的村庄》是作者投入了生命与智慧的写作，因此也就具备了一种超越性。
席星荃的散文写作是文人写作，文人的写作应该体现出文化的质量。《祖先的村庄》即使是记述槐树畈人的过去与现在，其中也闪耀着文化的光芒，纵然并非作者刻意作系列文化现象点播。一是儒家文化耕读传家的记载。作者的家族曾是槐树畈“名门望族”，枝繁叶茂，耕读之家。这是儒家伦理文化在乡村家庭建设与社会风气建设中的具体实施，寄托着儒家的乡村伦理假设的人文关怀，但由于时代原因，镌刻着“耕读传家”的砖匾与象征着家族荣耀的门楼与房院随风飘散。这些都隐匿在作者娓娓的叙述之中。二是鬼狐文化的书写记载。《祖先的村庄》关于鬼狐文化记载并不多，但确实在鄂西北尤其是襄阳地区流传较为广泛的民间鬼狐传说。鬼狐存在与否，或可以迷信认定，不过它们确系小农社会的创造，“人狐合一”“人鬼合一”，这是旧时乡村最为朴素的借以惩戒罪恶的媒介、约束人们行为的道德符号。三是巫医文化。作者并未像湖南籍作家韩少功等精彩展现楚巫的流风遗韵，只是在传记婶娘作为农民之外另一种身份巫医时有所辑录，作者并未大肆宣扬，毕竟其中蕴涵着神秘、科学、迷信的纠葛。
萨特说得好：“人们并不是选择说某些事情才成为作家的，而是选择以某种方式来说这些事情而成为作家的。”这句话同样适合创作了《祖先的村庄》的席星荃，文本中透示出来的个人性，恰恰是怎么写而非写什么给予读者的震撼。通观《祖先的村庄》，我们不能说艺术成就上已然超越了作者心仪景慕之作家，起码在文本中已经显示出这些作家的影响。作者之能在于极力发挥散文的艺术弹性，将自己美学追求置于散文文本的张力网中。一是写作心态与姿态的上自由飞翔，无所顾忌，天马行空，行云流水，行当所止，随心所欲无有矩。二是笔墨恣肆纵横，剪裁随意，虚实相得益彰，古今自如穿梭，百年历史与深邃内心笔端生花。三是文无定体，颇多“出格”，既有多种文体浑融成散文本事，又有小说、史传等笔法巧妙化用，实现了散文“艺术地叙述”。
梁实秋说，“有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席星荃无边无界地写出巨型散文《祖先的村庄》，何尝不是深深烙上属于他自己印迹的“席星荃式”散文？另言之，《祖先的村庄》不应成为散文作家模仿的唯一对象，否则何来百花争艳？但是，席星荃几十年的散文艺术探索犹如西西弗斯推石，我们散文作者们理应仿效之。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