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向阳：捕捉“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历史诗意
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诞生，与作家的创作动机、思考、表达等分不开。路遥的这部《平凡的世界》是出于怎样的原因创作出来的呢？1991年冬，路遥撰写《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曾笼统地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②；“作品的框架已经确定：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初到一九八五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③。
那么，路遥为何要下定决心创作这部长篇小说，“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④呢？笔者结合掌握的回忆文章及书信等资料，梳理促使路遥下决心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动因，力求揭开这部经典作品的创作之谜。
一
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王维玲不断催促路遥创作《人生》“下部”，引发路遥的认真思考。他下决心另起炉灶，开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就是后来的《平凡的世界》。
路遥《平凡的世界》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
《人生》是路遥三起炉灶、三易其稿、反复折腾三年才创作完成的优秀中篇小说。在1981年的第三次创作过程中，路遥与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的王维玲之间进行了密集的书信交流，王维玲直接促进了《人生》的创作，并深度指导了作品故事的细化与主题深化，与作者共同完成了小说的最终命名。对此，笔者的论文专门进行过深入研究⑤。
厚夫《路遥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1981年12月，路遥赴京在王维玲的指导下完成《人生》的修改后，却迟迟定不下小说的名字。王维玲这时注意到小说的题记是选用柳青《创业史》中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那么几步，特别是当人还年轻的时候……”他认为这段话可以作为这部中篇小说的一个注解。尤其是开头的“人生”两个字，既切题、明快，又好记，小说可以直接叫《人生》，免得绕来绕去说不清楚。他的提议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们的一致认可。
于是，王维玲再次写信征求路遥意见。他还鼓励路遥续写《人生》“下部”，并且要路遥尽快上马，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再创作小说的下部，这些建议全在他写给路遥的信里。1982年1月31日，路遥的回信就寄到王维玲那里。路遥这样写道：
您的信已收读，想到自己进步微小，愧对您的关怀，深感内疚，这是一种真实的心情，一切都有待今后的努力，争取使自己的创作水平再能提高一点。
关于我的那部稿子的安排，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一切就按您的意见安排好了。你们对这部作品的重视，使我很高兴。作品的题目叫《人生》很好，感谢您想了好书名，这个名字有气魄，正合我意。至于下部作品，我争取能早一点进入，当然一切都会很艰难的，列夫·托尔斯泰说过：“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作品的最后”（大意），因此这部作品的下部如果写不好，将是很严重的，我一定慎重考虑，认真对待。一旦进入创作过程，我会随时和您通气，并取得您的指导。上半年看来不行，因为我要带班。
这几天我的小孩得肺炎住院，大年三十到现在感情非常痛苦，就先写这些，有什么事情您随时写信给我。⑥
路遥的回信印证了王维玲鼓励自己写“下部”的意见。那么，这个“下部”到底是什么呢？结合《人生》的创作过程，笔者以为就是《人生》的“续集”，或者说是讲述高加林因精简再次回到农村后续故事的小说。
读过《人生》的朋友都知道，《人生》的最后一章“第二十三章”注明“并非结局”。高加林回到生他养他的农村后，他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故事在此高潮中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
那么，高加林这样一位在社会变革初期时刻想进入城市的乡村知识青年，他怎么会甘心命运的安排？他未来的人生又将如何呢？……这些问题一定激发起王维玲这样一位曾编辑过柳青《创业史》的优秀编辑的极大兴趣。他自然会引导作者继续沿着高加林的性格逻辑，再“趁热打铁”，写好《人生》的“下部”，这也是必然的情感逻辑与思维逻辑。于是，王维玲一边给上海大型文学刊物《收获》推荐《人生》，一边又写信再次催促路遥尽快上手续写《人生》“下部”。
王维玲对路遥有知遇之恩，是路遥的“贵人”。路遥自然不敢马虎，于1982年4月2日给王维玲写了回信：
非常高兴地收读了您的信……我感到极大的愉快，也使我对所要进行的工作更具有信心，同时也增加了责任感；仅仅为了您的关怀和好意，我也应该把一切做得更好一些。对于我来说，各方面的素养很不够，面临许多困难需要克服，精神紧张，但又不敢操之过急。不断提高只能在不断的创作实践过程中才能实现，您的支持是一个很大的动力……⑦
在这封信中，路遥谈到他的准备不足与不安。
1982年8月23日，也就是王维玲把《人生》成功推荐到《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头条刊发后，路遥再次给王维玲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他阐明已不准备写作《人生》“下部”的理由，还透露出构思长篇小说的信息。信这样写道：
南云瑞不断地向我转达了您的一些意见，尤其关于《人生》下部的意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我反复思考和有一定的时间给予各方面的东西的判断。我感到，下部书，其他的人我仍然有把握发展他（她）们，并分别能给予一定的总结。唯独我的主人公高加林，他的发展趋向以及中间一些波折的分寸，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清楚，既不是情节，也不是细节，也不是作品总的主题，而是高加林这个人物的思想发展需要斟酌处，任何俗套都可能整个地毁了这部作品，前功尽弃。
鉴于这种情况，我需要认真思考，这当然需要时间，请您准许我有这个考虑的时间，我想您会谅解我的。我自己在一切方面都应保持一种严肃的态度，这肯定是您希望我的。本来，如果去年完成上部后，立即上马搞下部，我敢说我能够完成它，并且现在大概就会拿出初稿来了……
我现在打算冬天去陕北，去搞什么？是《人生》下部还是其他？我现在还不清楚，要到那里后根据情况再说。
另外，我还有这样的想法：既然下部难度很大，已经完成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完整的，那么究竟有无必要搞下部？这都应该是考虑的重要问题。当然，这方案，我愿意听从您的意见。
我也有另外的长篇构思，这当然需要做许多准备才可开工。⑧
在这封信中，笔者可以读到这样的信息：一是王维玲因爱才再三催促路遥完成《人生》“下部”，而路遥却因思考不到位没有答应。换个一般作家，在作品走红时肯定会迎合编辑意图趁热打铁写出下部的。但路遥就是路遥，他有常人无法理解的清醒与理智。二是路遥因为王维玲的不断催促，才促使他对高加林回到农村后关于人生的深入思考，决定要创作一部系统思考乡村青年生存、奋斗、情感乃至命运的长篇小说。
在此之后，路遥给王维玲的信件中，多次提及创作长篇小说的事情。《人生》单行本1982年12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王维玲再次向路遥约稿。路遥很快给王维玲回信：
我明年计划较广泛地到生活中去，一方面写中篇，一方面准备长篇小说的素材。创作走到这一步，需要更大的力量和耐心走下一步。我自己已到了“紧要的几步”了……⑨
王维玲后来回忆：“收到这封信后，我立即给路遥回信。我还是希望他考虑《人生》下部的创作。我告诉他，柳青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之后，进入第二部创作时，就曾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和变动。若进入《人生》下部的写作，极有可能在下部的构思和创作上，对生活的开掘和延伸上，艺术描写和艺术处理上，都可能出新创新，再一次让人们惊讶和赞叹。”⑩“在对待《人生》下部的写作上，我在较长时间内都非常积极，力促路遥立即上马写作。后来随着路遥的不断来信，信中不断给我下毛毛雨，我才开始冷静下来，不再催他。”⑪
通过对这些书信的解读，笔者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即王维玲因爱才而对路遥的不断催促，才促成了《平凡的世界》后来的降生。
二
路遥为何放弃反复思考的《人生》“下部”，转而寻求新的故事资源，最终创作出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呢？换言之，《平凡的世界》最初的故事原点是什么？这就是路遥弟弟王天乐的人生际遇，它直接激活了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创作灵感。
1991年冬，路遥在享受成功喜悦的时候，撰写了“《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这篇六万字的创作随笔的题记，是“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路遥甚至在这篇随笔中第十六节几乎用近一节的内容，谈王天乐在自己生活与创作中的作用。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得要专门谈谈我的弟弟王天乐。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没有他，我就很难顺利完成《平凡的世界》……另外，他一直在农村生活到近二十岁，经历了那个天地的无比丰富的生活，因此能够给我提供许多十分重大的情节线索；所有我来不及或不能完满解决的问题，他都帮助我解决了。在集中梳理全书情节的过程中，我们曾共同度过许多紧张而激奋的日子；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沉浸在工作之中，即使他生病发烧也没有中断。尤其是他当（过）五年煤矿工人，对这个我最薄弱的生活环境提供了特别具体的素材。实际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于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有关我和弟弟王天乐的故事，那是需要一本专门的书才能写完的。⑫
这些文字，是路遥对弟弟王天乐多年来追随并帮助自己创作的最大褒奖。
要梳理清楚路遥与弟弟王天乐的关系，需要交代路遥的特殊身世。路遥的生身父母是陕北清涧县典型的多子女农民，一辈子共生育六男三女九个儿女（其中一个儿子在童年时夭折，其余皆长大成人）。1957年秋，父母把长子路遥过继给延川的大哥顶门为儿。路遥的伯父、伯母在1957年秋收养路遥后，还在1972年收养了路遥的三弟“四锤”（即王天云，1956年生）。路遥与弟弟“四锤”两人同时在延川的大伯家“顶门”为儿，这种情况在陕北并不多见。
1957年以后，路遥就在延川县生活、学习、工作至1973年。1973年秋，路遥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1976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陕西文艺》杂志社担任编辑。1980年，担任《延河》编辑的路遥，已靠自身努力改变了命运，成为陕西省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但他仍无法摆脱“农裔城籍”的困境。路遥的生存之境虽在省城，但生命之根仍在农村，他“农裔”的大部队在农村。一方面，他虽然过继给延川的伯父为子，但延川和清涧两个家庭的事情都要顾及。另一方面，他是家中长子，也是这个家族站在省城重要“公家”门上的唯一一人，他必须承担自己的家庭责任。如他后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所坦言的那样：“从十几岁开始，我就作为一个庞大家庭的主事人，百事缠身，担负着沉重的责任。”⑬
延川养父母这边的弟弟“四锤”，在路遥的帮助下成为延川县农机局施工队的一名合同制推土机手。这份合同制的工作，是路遥花费好多周折才办到的。他以后还不断地帮助“四锤”解决问题，从路遥1981年左右给好友海波的通信中可看到这些情形⑭。
清涧的生身父母那边，有三男三女。其中，大妹妹“荷”（即王荷，1951年生），二十多岁时就因病去世；大弟弟“刘”（即王卫军，1953年生）参军后转业留在西安的陕西省结核病医院工作。而四弟“猴蛮”（即王天乐，1959年生），在1976年勉强读完清涧县的高中后，在农村教了两年书。他无法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庭，于1979年夏出走到延安城，干起背石头的揽工营生，一干就是两年。对此，王天乐后来回忆：“1979年夏天，我怀揣7毛人民币，身背20多斤重的一捆破铺盖卷，惊恐地出现在这座城市里……当我来到城东桥头蹲下不到一小时，一个镶着金牙、抽着黑卷烟棒的中年人就到了我的面前。他问我是不是来揽工的，我赶忙对他巴结式地点了点头。他问我是匠工还是小工，我如实说是小工……”⑮另外，路遥还有两个妹妹与一个弟弟，分别叫“新芳”（即王萍，1962年生）、“新利”（即王英，1966年生）、“九娃”（即王天笑，1968年生），当时年龄尚小，在清涧县农村学校上学。
在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乡社会仍有着严格鸿沟与界限。一方面，从身份上来讲，农村人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既要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又要缴纳农业税赋；而城市人口则可以买到国库供应粮。这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城市是现代化与文明的象征，而农村则是落后的象征；向往城市就是向往现代化与文明，向往城市户口就是向往摆脱贫穷的生活。这无可厚非。就以王天乐而言，他在国家政策松动之时，坚定地跑到陌生的延安城里当一名揽工汉，也再不愿回到农村与土地里去。那么，王天乐为何没有选择去榆林城，而是舍近求远跑到当时的延安城呢？他有个潜在的心理因素，只见过“两三次面”的长兄路遥就毕业于延安大学，在延安有很深的人脉资源，万一有机会帮他找份工作，他就可以跳出农门，脱离苦海了……王天乐是极度聪明的年轻人，他在延安揽工后，不断给远在西安的哥哥写信汇报揽工心得——昨天读了什么书，有怎样的体会；今天又读了什么书，又有怎样的心得。
事实上，王天乐是清涧老家中最让路遥放不下心的兄弟，他本应该成为家中的顶梁柱，可不甘心命运的摆布。在路遥的印象中，他与这个兄弟只见过“两三次面”，甚至没说过几句话。但看到王天乐写给自己的信后，他流泪了，认为王天乐是几位弟妹中最有思想的人。从那时起，王天乐不甘于命运的性格以及“出走”行为深深地刺激着路遥，勾起了路遥作为大哥心中的那份责任。因此，路遥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这位在老家弟妹们中学历最高、最可能帮助成功的弟弟。也就是说，在1979年到1980年之间，路遥除了要搞好编辑工作，以饱满的激情进行创作，还要抽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来帮助王天乐找工作。
在新时期之初，农村人要进入城市立足，只有参加大中专院校升学考试一条途径。对于王天乐这样一个连英语字母“ABC”都认不全的社办高中毕业生来说，先天的知识缺陷使他无法走通这条路。另外一条路就是用参加招工等方式跳出农门。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的招工政策越来越严，除了在农村招收矿工等重体力工种工人，几乎不给农村投放指标。煤矿井下工是危险工种，对于条件好的农村人来说也是不屑的。在如何煞费苦心地帮助王天乐改变命运的过程中，路遥可谓绞尽脑汁、用尽心计。那个年代打长途电话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人们的通信方式主要是书信。这样，路遥坐镇西安，通过书信的方式遥控延安诗人曹谷溪具体打通关节⑯。
路遥设法找到时任中共延安县委书记的张史杰，设法把王天乐的户口从榆林地区清涧县迁移到延安地区延安县冯庄公社李庄大队。1980年秋，王天乐从李庄大队招工到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当采煤工人。
那么，路遥为何能找到张史杰，以及张史杰为何愿意帮助路遥呢？这需要进一步勾勒一下路遥的身世与创作情况方能交代清楚。张史杰在1965年至1968年担任中共延川县委书记，而路遥是延川县以初中生为骨干成员的“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简称“红四野”）赫赫有名的“王军长”。“红四野”力保县委书记张史杰，路遥当年有个响当当的“保皇狗”外号。1978年，路遥以文革“武斗”时的延川县书记张史杰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该小说在《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上发表，并于1981年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基于“文革”时期的特殊友谊，张史杰也在1980年秋帮助路遥弟弟王天乐招工，去铜川矿务局当了一名采煤工，成为吃“国库粮”的城市人口。
《人生》发表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王维玲不断催促路遥创作《人生》“下部”。就在1982年8月，路遥给王维玲回信时第一次透露出将创作长篇小说的信息：“我也有另外的长篇构思，这当然需要做许多准备才可开工。”⑰而此时的王天乐，正在铜川矿务局当井下采煤工人。到《平凡的世界》真正动笔创作之前的1984年秋，路遥已经动用关系把王天乐调入《延安报》当记者，给王天乐提供了一个更大的飞翔平台。1988年，路遥推荐王天乐到西北大学作家班学习；1991年，帮助王天乐调入《陕西日报》当记者。此后，王天乐一直在《陕西日报》任记者，并在新闻记者的岗位上做出了不俗的成绩。王天乐也非常珍视这段揽工汉经历，在西北大学作家班上学期间撰文：“感谢生活一开始就给我左脚上留下了个纪念品。我带着这个‘提拔重用’过的标记，下过矿井，流过血，吃过宴会，走过地毯，并以记者的身份和各式各样的人打过交道。眼下正在西北大学中文系混文凭，但无论走到哪里，左脚上的伤痕好像常常在提醒着我——你曾经是一名‘小工’。”⑱2007年，王天乐因病去世。
通过对王天乐人生行迹的梳理，笔者发现他与《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孙少平的人生轨迹高度吻合。应该说，在路遥最初决定要创作《人生》“下部”，继续讲述高加林回到黄土地以后的人生故事时，王天乐的人生机遇直接激活他的创作灵感：一位怯懦的乡下少年，在县中学通过读书获得了仰望星空的梦想与动力；他回到农村当了两年民办教师后，毅然决定“出走”，进入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在新时期之初，这样的农村人属于新潮的胆大者。也就是说，王天乐就是路遥所苦苦寻找的拥有现代文明知识的“出走者”，他拥有“后高加林”的所有特征，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路遥的创作灵感就是这样在“长期积累”之后的“偶然得之”，并形成了创造性思维。这样，路遥以王天乐为主要原型构思孙少平的人物故事方在情理之中。笔者从《平凡的世界》中主要人物“孙少平”的轨迹来观察，也可以印证这一判断：第一部主要讲述“文革”后期，乡下少年孙少平在原西县中学上学的故事和到回到农村当小学老师的故事；第二部主要讲述改革开放后孙少平到黄原城当揽工汉的故事；第三部主要讲述孙少平因偶然机遇到铜城煤矿当井下工人的故事。孙少平的人生故事，与王天乐的人生经历有着高度的相似与契合。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最初构思版叫《走向大世界》。路遥最初设定这部小说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还分别给这三部曲取名为《黄土》《黑金》《大城市》，决心要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这部小说最初所形成的“黄土”“黑金”“大城市”的文化意象，某种意义就是王天乐的人生际遇所激活的。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路遥在1991年撰写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时，执意在题记中写上“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的缘由。
三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构思，是不断深化与细化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行为。当路遥头脑中烂熟于心的现实主义创作模式与弟弟王天乐的人生际遇邂逅后，路遥心中的创作灵感就被彻底激活了，他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的“历史诗意”，从而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现实主义文学思考。
早在1970年代的大学读书期间，路遥就认真读书，他曾回忆，“在大学里，我除了在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较系统地阅读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名著外，就是钻进阅览室，将中国建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乎全部重要文学杂志，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文革”开始后的终刊号。阅读完这些杂志，实际上也就等于检阅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⑲。在大学期间，路遥也在精神气质上自觉追随柳青。同学回忆，“在路遥的床头，经常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柳青的《创业史》，一本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路遥百看不烦的神圣读物”⑳。
柳青与路遥都是陕北人，因为出生与成长地域的相似性，文化认同的相近性，故路遥一登上文学场，便一直默认柳青就是“文学教父”，并从柳青身上学到好多东西。路遥在诸多场合有过这样的表述，他也撰写过《柳青的遗产》《病危中的柳青》表达对柳青的无限敬意。路遥中篇小说《人生》1983年荣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讲：“现在青年作者，学柳青的不少，但真正学到一些东西的还是路遥。”㉑到1985年，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动笔之前，已经认真研读过七遍柳青《创业史》，这也进一步说明柳青与《创业史》之于路遥精神生活的重要性。
现实主义史诗性小说的创作观，契合了路遥的文学理想与人生担当。但是，怎样学习柳青，路遥却又有自己的理解与变化。柳青《创业史》书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形成，但其核心是写梁生宝等人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情况，如何走“组织起来”的道路。“组织起来”所呈现的价值核心，即“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而在《平凡的世界》的核心构思中，路遥则更是强调以陕北农村一对兄弟孙少平、孙少安的奋斗串联起中国城乡社会普通人物的命运。我们在成稿的小说中看到这样一番情景：孙少平是拥有现代文明知识、渴望融入城市的“出走者”，他渴望自强与自立，自尊与自爱，渴望自身心灵的解放。孙少安则是立足于乡土的脚踏实地的现实奋斗者，早在农业社期间，他为了让村里社员们吃上饭，毅然打破“大集体”的大锅饭；改革开放后，他抓住机遇发家致富，就是要“活得像个人”。路遥小说的这种人物构思方式，在形式上与梁生宝的集体意识、担当精神相悖，但其实是另一种担当。成型后的《平凡的世界》与柳青《创业史》在精神气质上是“殊途同归”，均是讲好“中国故事”，均是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国精神的文学展示。我们可以看出，路遥这位“社会大转型期”由中国最底层农村一步步奋斗到城市的作家，他是如何充分领略了这“大转型期”的主题与诗意，并深刻感受到它所赋予的史诗性的品格，我们也能感受到孙少平身上的王天乐元素。
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方式，要求路遥一丝不苟、全方位地占有资料，熟悉所书写时代的特征与气质。为此，路遥先后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做这个“三部、六卷、百万字”鸿篇巨制的准备工作。他潜心阅读了一百多部长篇小说，分析作品结构，玩味作家的匠心，确立自己的小说大纲；他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农业、工业、科技、商业等方面的书籍；他甚至还翻阅过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延安报》；他也多次重返陕北故乡，深入到工矿企业、学校、集镇等地，进行生活的“重新到位”，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这样，路遥在不断丰富与细化中，才决定把人物命运放置在社会历史的大转折时期，下决心以黄土高原上普通人的奋斗串联起中国社会1975年初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社会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书写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奋斗、情感乃至梦想的故事。
路遥为何要把这部长篇小说设计在“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呢？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这样解释：“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中国大转型时期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思想形态千姿百态且又交叉渗透，形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局面。”㉒众所周知，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就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文革”于1976年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性事件而结束，而1975年正是“文革”行将结束的前夜，社会上涌动着变革的力量。1978年12月，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社会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此后，中国普通百姓长期被压抑的创造性热情被激发出来，当然也包括路遥弟弟王天乐这位闯入城市的农村人。路遥熟悉这个时代的品性与气质，他自然会想到把人物命运放置在“社会大转型”时期，自然会想到像历史的“书记官”那样记录历史，自然也会想到如何在典型环境中展示典型人物命运……
文学评论家肖云儒回忆1985年4月6日晚与路遥在延安相见的情形：“不料当晚11点后，他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坐在我的床头说：你跑了一天，很累，不管怎么累，你要认真听完我今晚这个长故事，感觉一下，判断一下。一定要帮这次忙！他脸上，是所有进入创作境界之后的人那种痴迷、热切、无我无他无现实的神经质样子。这个春夜他的话多而且长，一直讲到下午两点。讲一群从黄土地深处走出来的青年，青春的悲欢，步履的艰难，直到把他们由农村中学生讲成了煤矿工人，讲成了航天专家。脸上游动着各种各样极富表现力的光影和色彩，——这就是《平凡的世界》。”㉓
1985年5月18日，路遥又一次给长期扶持自己的“贵人”王维玲写信，专门汇报当时的心情以及创作长篇的准备情况。这样写道：
很长时间未和您联系了。这两年诸事纷纭，一言难尽，有机会见面再说吧……
《人生》这部作品，提高了我的知名度。这两年我一直为一部规模较大的作品做准备，我痛苦的是：我按我的想法写呢？还是按一种“要求”写呢？或者二者兼之呢？后两种状态不可能使我具备创作所需要的激情，前一种状况显然还要遭受无穷的麻烦，对一个作家来说，真正的文学追求极其艰难。当然，一切还取决于我自己，我一直在寻找勇气。年龄稍大一点，顾虑就会多一些，我想我还是可能战胜自己的。
我不久又去陕北补充素材，如果没有意外，我下半年可以动笔，估计写起来很艰难，在时间上也会拖得很长，有一点长处是，我还能沉住气。
我几年中大部分时间躲在家读长篇，（计划读一百五十部），很少外出，如来北京，再去看您。祝您愉快。㉔
通过这些相互印证的文字，笔者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到1985年上半年，路遥长篇小说的构思已经基本成熟，他准备“下半年”动笔。
一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既有偶然性的因素，也有必然性的因素，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自然也不例外。路遥因王维玲不断催促创作《人生》“下部”而引发深入思考；因弟弟王天乐的人生际遇而激发起创作灵感；因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熟悉，而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的“历史诗意”，并在不断阅读与对生活的“重新到位”中，进一步深化与细化了创作内容与主题。至此，路遥长篇小说所有的构思均指向小说的构思的“终点”，我们也看到《平凡的世界》中的人们已经绰绰约约地朝读者走来了。
（梁向阳，延安大学路遥与知青文学研究中心。本文是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路遥作品‘以人民为中心’主题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19J032）
【注释】
①路遥：《平凡的世界》全三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书腰推荐语。
②③④⑫⑬⑲㉒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载《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6、10、扉页、31-32、31、17、23页。
⑤梁向阳、梁爽：《经典是怎样“炼”成的——以〈人生〉创作中编辑与作者的书信互动为视角》，《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第18-26页。
⑥⑦⑧⑨⑩⑪⑰㉑㉔王维玲：《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314、314、315-316、317、317、319、315-316、319、320-321页。
⑭详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路遥全集》之《早晨从中午开始》卷路遥给海波的书信，2013。
⑮王天乐：《揽工记忆》，载刘春玉等编著《喊山——无言的黄土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第102页。
⑯梁向阳：《路遥1980年前后致谷溪的六封信》，《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3期。
⑱王天乐：《揽工记忆》，载刘春玉等编著《喊山——无言的黄土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第102页。
⑳白正明：《路遥的大学生活》，载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第4页。
㉓肖云儒：《文始文终忆路遥》，载晓雷、李星编《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68页。
全文刊载于《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