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条通往经典之作的路径
我们现在读到的作家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大家读大家”第三辑，由丁帆、陈众议主编，凡10种，分别是：高兴的《孤独者走进梦幻王国》、郭宏伟的《和经典保持接触》、戴锦华的《捡拾足迹——电影课堂与激变世界》、程巍的《句子的手艺》《启蒙与艺术的心灵史》、林丰民的《日谈天方夜谭》、陈众议的《说不尽的经典》、王中忱的《现代文学道路上的迷途羔羊》、童道明的《樱桃园记》和刘文飞的《追寻大师的足迹》等。我曾参与前两辑的编务工作，也是最早读到第三辑文稿的读者之一，在拆开第三辑10本书的包装时，闻到了清新的墨香，倍感亲切。第三辑的作者都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其中一些作者还是外国文学的翻译者。就我个人的阅读兴趣而言，我特别留意那些具有学者和翻译家双重身份的“大家”所写的文章，他们直接进入文本而后汉译再解读。尽管我无法确定这种解读的准确性，但和我们通常阅读汉译文本应当是有差异的。这里不是讨论“误读”，误读在各个语种的研究中都存在。我想，读“大家读大家”第三辑，我们应当会有和阅读外国文学史著作、研究论文不同的感受。
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外国文学经典之作的解读，也是理解中国新文学的一种方式。“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当代作家的创作差不多是在外国文学的“刺激”下形成自己的特点的。因此，读“大家读大家”第三辑，不妨和“大家读大家”第一辑相互参照阅读。我留意到，第一辑7种，作家们几乎都谈到外国文学，有若干本甚至是以谈外国文学为主。毕飞宇的《小说课》涉及海明威、奈保尔、哈代、霍金等的作品；李欧梵的《不必然的对等——文学改编电影》谈《战争与和平》《日瓦戈医生》《悲惨世界》和《罪与罚》等；王家新的《小说是灵魂的逆光》读艾略特、奥登、希尼、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里尔克等；苏童的《小说是灵魂的逆光》读卡尔维诺、菲茨杰拉德、辛格、米兰·昆德拉和福楼拜等；叶兆言的《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读契诃夫、歌德、塞万提斯、雨果、巴尔扎克、莎士比亚、高尔基、阿赫玛托娃和略萨等；张炜的《从热烈到温煦》读米兰·昆德拉、海明威、毛姆、萨特、卡夫卡、川端康成和伍尔夫等；马原在同济大学授课，主讲西方文学经典，《模仿上帝的小说家》谈到的作品有《交叉小径的花园》《好兵帅克》《永别了，武器》《红字》《局外人》《六点钟来的女人》和《黑暗中的笑声》等。我们会发现作家与作家、作家与学者或翻译家解读经典作家作品的异同，这正说明了经典之作的永恒性和丰富性。
文学的意义在当下并未消解，但如何向普通读者传达文学的意义则是一个问题。出版“大家读大家”的初心便是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既然是读“大家”，我们选择的解读对象毫无疑问是经典之作。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对阅读经典的必要性做了特别经典的阐释，“大家读大家”在相当程度上是在“实践”中重申卡尔维诺的观点。如果再补充为什么读经典的理由，其中之一是纠正资本、市场、网络、微信等构成的“文化现实”的偏差。正如陈众议在《大家来读书》的序中所言，一方面，部分文学作品“幸免于难的原因要归功于学院派（哪怕似乎广义学院派）的发现和守护，以便完成和持续其经典化过程”；另一方面“随着大众媒体的衍生，尤其似乎多媒体时代的来了，学院派越来越无能为力”。因此，文学能否拒绝被资本甚至图像化和快餐化引向歧途，对“学院派”是一个大的考验。
如果回到这个层面，人文大家如何读大家是让文学经典介入大家（普通读者）的前提。无论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大家读大家”第三辑，还是已经出版的前两辑、即将出版的第四辑，便是想呈现人文大家如何“学术”的状况。丁帆和我最初的设想，“大家读大家”中的文章以学术随笔为主，避免用案上的“高头讲章”疏远读者。在这一点上，陈众议以及本辑的作者和我们“志同道合”。我特别认同陈众议的这些看法：“目前盛行的学术评价体系正欲使文学批评家成为‘文本’至上的‘纯粹’工匠。”文学经典化的工作当然是要重视“文本”，但要防止的是“工匠”式的操弄“文本”。换言之，“技术”和“理论”是必须的，但不能代替审美感悟、人文情怀和价值判断。现在很大的问题是后三者消失在经典文本的阐释中。对阐释者而言，是“个人”的消失和学术语言与文体的乏味。这个问题的存在，其原因如陈众议揭示的那样，量化和所谓的核心期刊以某种标准化生产机制为导向，将批评引向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劳作。“批评和创作分道扬镳，其中的作用和反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尤其是在网络领域，批评的缺位使创作主体益发信马由缰，肆无忌惮。”当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及形成原因时，就可能阻止另一种恶性循环：读者对文学尤其是经典之作的疏虞。在这个意义上，“大家读大家”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