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题材文艺创作需处理的八大关系
第一，叙述主体与叙述对象的关系。一些扶贫题材文艺作品存在叙述角度单一的倾向。作品多以扶贫工作队成员为叙述主体，叙述主体以全知全能叙述角度看待和评判整个扶贫过程。当地农民、贫困户成为叙述对象和完成扶贫事业的依托。扶贫工作者的个人感受相对较多，扶贫者以一种“高姿态”感受驻村后的生活环境反差、文化素养悬殊，作者把驻村干部与贫困户作为矛盾主体。毫无疑问，扶贫工作者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理所当然成为作品中的主角和典型形象，农民、贫困户也是脱贫攻坚的主体，他们因条件限制或种种原因陷入贫困，但他们摆脱贫困的愿望比任何人都强烈，大部分作品忽略了这个群体的精神面貌、人格、内心活动。扶贫要扶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他们的物质状况和精神世界仅仅作为叙事客体，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并不符合历史发展逻辑。一部分是因为材料欠缺，创作者短期采风、调研，不排除采访难度大、采访对象不善表达、素材收集困难等因素。由于缺乏对人物深度了解，蜻蜓点水、点到为止、想当然等各种因素的集合，没有挖出问题的关键所在，用总结材料和个人书面自述来充数，缺少鲜活、扎实的一手材料。通常，材料扎实的不一定写得好，但写得好的一定材料扎实。另一个原因是创作者的观念问题，材料堆砌，标题凌乱，结构随意，既无风格也无逻辑。把驻村干部与贫困户的紧张关系设置为矛盾主体，忽略了驻村干部与村民共同面对脱贫攻坚、面对困难所形成的紧张关系。抓不住主要矛盾，难题也就无法解开，叙事疲软无力，读者（观众）的情绪也就很难抓住。
第二，先进人物塑造与复杂人性揭示的关系。仅仅罗列事件难以形成气韵生动的好作品，形象突出的人物是作品的灵魂。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是最难的，由于扶贫干部轮流下乡的政策模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扶贫题材除了当地村支书和农民，难以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很多作品采取小单元、多主角的形式，那么，每个单元的人物塑造，相当于精悍的短篇的篇幅。为了展示事件，作者常常在叙述上过多地大包大揽，没有让人物自己通过语言和行为去经历，那些由事件堆砌起来的人物成长并不明显，以至于最后只能通过牺牲自己性命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确立、提亮人物形象。如果前面铺垫不够，这种处理方式非常突兀。次要人物（配角）塑造成功反而更容易，这些人物放得开，自由发挥，人物的复杂性和人性构成展现充分。为了突出典型人物，扶贫干部全是高大全、红光亮的人物，不免有一些不合逻辑、捏造过重的情节。为了突出劳动人民的伟大，村里农民全都是好人；为了强调扶贫攻坚的难度，村里的二流子、无赖、懒汉特别可恶。现实中的扶贫对象应该是参差不齐的，总有一些刁民、懒汉、自私自利之人，更有那些能够及时转变思想、自强自立的人。驻村干部有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人是在矛盾和斗争中成长的。农民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也在成长，扶贫干部如何与这类人打交道也是人物成长的关键。要做到每个人物都要个性独特很难，有些人物在很多章节里就没有存在感，可能在某个章节突然跳出来，大放光芒。通常一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两三个典型人物就非常了不起了。
第三，非虚构写法的朴素风格与艺术表现张力的关系。如何将“硬材料”巧妙地化在故事里，需要创作者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扶贫题材作品往往为了把该地的历史沿革、贫困程度、扶贫效果说清楚，不得不加入数据汇总和情况说明，不免在一些章节里混入总结报告和数据罗列。最糟糕的结果是写得像个新闻通讯，虽内容很扎实，却缺少文学性。准确和真诚是扶贫题材作品的大前提，做到这一点，这个文学作品才具有作为历史资料的价值。如何适度地将数据转化为形象描述，转换成感性的表达方式，需要艺术提炼。过于强调文学性又显得空洞无物、“以文害意”，因此不能一味强调文采，要把握好思想深度和表现力度的关系，认清诗性表达与浮夸文字之间的区别。有些作者通过叙事视角切换，结构上的艺术处理，忽略了内在逻辑与外在形式统一、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及矛盾的互相转化。扶贫题材并不需要在结构上玩花样，哪怕是平铺直叙，只要有细节，有现场，所言之物落到实处就能打动人。如精准识贫的过程中，涉及极其琐碎的登记和认定，将这些艰难复杂的过程细节化、现场化，都会很感人、很精彩。打磨好每一个细节，让它饱满、结实，认真经营每一个句子，让它发光、有力。某些扶贫题材的失败多是材料不足，细节不够，以花里胡哨的结构和浮夸的语言掩盖内部的空虚。
第四，鲜活的群众语言和精确叙事逻辑的关系。这个问题是接着上一个问题的。扶贫题材的人物对话模式、口语特色，是一个展现鲜活群众语言的好机会。然而这一点只有少数深入了解当地语言的作家能做到。大多数作品风格出奇一致，田间地头的农民说出一口文人书面语，这让读者感到很奇怪。文学创作与学术论文在语言和思维上是两种不同的范式，学术论文是高度概括性的语言，文学创作是极其细节化的表达；文学创作多形象思维，学术研究则多抽象思维。文学创作少用上位词多用下位词，学术语言则相反。如主人公“回到简陋的住处”，一进屋便“倒在简易的木床上”。这里住处到底有多“简陋”，这个床到底有多“简易”，把具体状态、材质呈现出来，是简单还是豪华，读者一看就知道了，扶贫干部的艰苦便形象化了，不用作者站出来用“简陋”“简单”来评判。语言材料不够，口述材料里可以发现人民群众的想法和观点。无论影视作品还是文字文本，群众语言用得好的，作品的美学层次也相应得到提升，任何地方方言稍微加工，呈现出来就会显得更加接地气、耐人寻味。老一辈乡土文学作家在这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他们的文艺作品里使用方言非常精妙。扶贫题材中电视剧《山海情》就是成功的范例。
第五，多元文化要素呈现与叙事主题的统一的关系。贫困地区大都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山区，正因为现代文明介入程度低，物质贫困、教育落后、信息阻滞，传统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保存比较完整。贫困地区的民俗处理得好，可提升作品的美学价值。贫困村的风俗、传统文化要素通过人物对话与场景关系表达出来，有陌生化和厚重感效果，增添画面美感。作品中镶嵌了大量的民间歌谣、方言土语、地方风物掌故，具有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价值。各地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一旦盘活，这些珍贵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在产业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用好文化元素，给脱贫攻坚之后的全面乡村振兴埋下伏笔。歌舞剧、影视剧、新兴视听艺术更适合表达这些文化元素。新媒体的生产和传播对乡村题材创作的介入，更直观地体现了新兴文艺的广阔发展前途。文化元素的糟粕也不可回避，迷信思想、愚昧风俗正是阻碍乡村发展的东西。正视问题，清理污垢、排除困难都会增加扶贫的难度，艺术化地表现这些难度才是文艺作品出彩的部分。有些作品生硬地介绍风景和文化要素，形成“风俗是风俗，脱贫是脱贫”的隔离。高明的艺术家是让文化元素自然形成作品中的角色，自我演绎，使其在艺术作品里具有自主性和生命力。
第六，题材类型化与艺术创新性的关系。由于大致相同的实践过程和人物体验，带有相同的主题要求，以及励志倾向的人设，近几年来扶贫题材类作品不免形成一些固定的套路。套路一：固定的矛盾冲突。反面典型人物的人设单一。扶贫题材作品一般会设置贫困户反面典型，他们好吃懒做、泼皮无赖、曲解扶贫政策、为难驻村工作队的干部，这种人设成为一个固定套路。套路二：前后对比反差，体现在帮扶前与帮扶后的效果。为了强调扶贫难度，夸大原先贫困的程度；为了体现扶贫的成绩，拔高脱贫后的成绩和效果。套路三：正面典型人物高大完美，缺乏鲜活性。套路四：重宏大叙事轻日常化书写。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毫无疑问是这个火热的年代的伟大事件，作家在大时代总会有为时代写一部“史”、立一个“传”的冲动。作家既要宏观把握，还要处理好“微观”“实证”的关系，作品才可能具有牢固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价值。创作者往往热衷于时代大事件，忽视日常的小事，不能很好地处理大主题与小细节之间的关系。同时作家自己也面临三个层次的“新变”，即超越以往的自己，超越小范围的同行，超越同时代人。
第七，观念先行与审美复杂性的关系。善与崇高是扶贫题材天然的主题，这体现在扶贫英雄的奉献，贫困者的自强不息，以及他们共同战胜困难的顽强精神等。快适、美、善这三个层次递进、回环、互相渗透，快适使美和善得以贯彻，美连接着快适和善，善（崇高）是快适和美的终极关怀。作品达到第一个层次，按照“爽文”的套路安排悬念、笑点、泪点，单纯追求好看。有些有艺术追求的作品能达到第二个层次，给人审美享受，以及感官的陌生化、巨大的视角冲击感。优秀作品是三个层次的融合，震撼心灵、刷新认知、升华精神。乡村题材创作还要讲究求真精神。追求真理难免要一层层地剥，必然有反思和批判的环节。那么，主旋律作品要做到反思和批判，如何把握这个度，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主旋律创作并不是无节制地歌颂，以社会学和人类学观察视角看待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使作品具有历史价值，方为正道。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审美的复杂性就包含在反思、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的创新：一种从未有过的新东西。带着神圣的使命，将陌生化的乡村微观景象、众多小人物丰沛的内心和热切的情感、扶贫工作者的奉献精神和人格魅力，把这种整体向上向美向善的强大精神力量呈现出来，形成一种新的动能。
第八，价值基调与主题升华的关系。扶贫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值得大书特书。作品要有长久的价值，需要建构引领时代先进文明的价值框架。要生动书写贫困者的绝望、惶恐、焦虑、自卑、希望、奋斗、喜悦的情绪变化过程，以及扶贫干部的困难、焦虑、耐心、果敢、责任担当、取得成功的心路历程，当扶贫者与贫困者两种情感叙事线索交织时，某种价值就会体现出来。创作者放低姿态才看得到平等的、高贵的人。贫困者并非卑贱者，对待弱者的态度体现作者的情怀和价值追求。从细节和字里行间、从人物角色的定位和奋斗历程可以看到作者的感情流露。如果把善的价值基调理解为一种怜悯和施舍，就会出现某种价值偏差。作者最好是让人物在对抗困难中确立价值和对扶贫事业的理解。作品主题的升华并不是说教，在贯穿整个作品的内在逻辑中，一定有那么一个东西，使作品的整体价值凸显出来。或者通过某种意象、共同的器物或者观念作为一种中介，把它艺术化，对这个脱贫攻坚事业进行价值提升，通过扎实的叙事实现精神升华。将民族的、地区的与世界对接，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体现中国人民全面脱贫奔小康的精神风貌。
乡村题材是这个时代的大主题，作品中的精神性要素是从民族文化中提炼出来的最精华的东西，要采用最新艺术精心创造出高品质的艺术范本。新时代乡村题材文艺作品中，扶贫题材具有天然的故事性，有数不胜数的感人事迹。然而，如何通过艺术方式呈现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扶贫题材与其他题材不同，它是道德原则、真理原则和艺术原则的高度统一。作为道德原则，它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体表现，是追求富强、文明、平等等理想目标的必要条件；作为真理原则，做到不夸饰、不做作、实事求是；作为艺术原则，它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艺术化虚构和提炼，但它的基本前提是写实主义。“中国扶贫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21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将迎来新的期待书写的故事。如何把握乡村题材的叙事关系和内在逻辑，仍然是一个未完结的话题。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