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古老文明的新地图
《论纲》的首要特点在于，不是对这四个文化符号进行简单的印象式、寓言式比附，而是深入挖掘其历史形成过程，寻找这些符号所留下的文明印记，进而提出对于其内涵的新理解。比如，在谈到黄河时，人们常将其与落后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一方面，晚清和民国政府几乎放弃了对黄河的水利治理责任，黄河因频繁的水患而被称为“中国之殇”；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起流行的一套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在黄河所象征的土地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建立起对比关系，从而将黄河视为保守传统的象征。相比之下，《论纲》的作者以史诗性的笔墨从黄河的地理变迁说起，谈黄河如何以强大的冲击势能孕育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农耕文明，黄河岸边的中华先民如何在艰苦环境中创造出复杂的生产方式与文化制度，以及黄河边的延安如何在极端贫瘠的环境中诞生出中国革命、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高地，从而证明，交流、互动、发展才是黄河所象征的文明主题，有力地回击了将黄河视为保守落后象征的观点，认为“黄河文明从不是僵化板结、封闭静止、唯我独尊的，相反，它在不断交换、流布中保存和壮大自己”。
《论纲》在谈到长城时，也采取同样的多方溯源办法，挖掘出了长城符号在漫长中国历史中所携带的更为丰富的内涵。长城常因其防御性质和浩大的工程体量而被视为封闭与专制的象征，但《论纲》通过梳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修筑长城的办法与功能，指出长城不仅体现出高超的建筑技术和多方面的军事功能（非仅限于防御），更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重要空间。《论纲》之所以能够刷新长城的符号意义，离不开对于当代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例如，王珂认为，在儒家“多重型天下”的视野下，秦汉时期长城周边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大多时候被视为中原政治秩序的组成部分；狄宇宙认为，赵武灵王在游牧区修建的北长城体现出一种以守为攻的开拓进取意图；王明珂认为，对于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隋唐与秦汉的态度有着深刻的区别。如此种种，不一而足。通过对这些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证明了长城具有开放和开拓的意义，有力地改写了关于长城的刻板印象，为这些古老符号的阐释注入了新鲜的当代气息。
《论纲》的第二大特点，在于格外重视“人”之于“文化”的价值。在对于大运河文化的论述中，《论纲》没有将文化仅仅视为少数圣贤、精英的书面创造，而是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视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运河是水道、商道也是世道，催生出两岸的中华经济富裕带，进而发展出一种俗雅杂陈的市井气质。作者以高度概括又不乏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大运河边人们富饶繁荣的世俗生活：商铺食肆、酒楼歌坊、丝绸纺织、园林建筑……《论纲》提出大运河文化以商业文化为核心，反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商品经济因素的观点（如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的观点），但同时，《论纲》又指出，大运河商业文化受到了作为中国传统主流的农耕文化和士人文化的调节，“富而知礼，义利兼顾”，因此又不同于那种无节制扩张的资本主义野蛮状态，保障了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
《论纲》对于长征文化的表述，则体现出对于人在落后环境中创造文化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期，政治地理学派一直认为，环境在人类的政体选择和文化形成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高度工业化的大城市里诞生。这些观点都共享着一个预设：人的思想意识与所处环境的文明程度息息相关。因此，当红军展开长征时，所遭遇的最主要质疑是：当革命根据地从东南地区转移到西北农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否还能保持“现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还是逐渐成为中国历史上曾不断出现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正是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开头所提出的问题。然而，长征的过程与结果则证明了，人能够在落后的环境中凭借高度的精神力量创造出先进文化。这一点正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丰富。《论纲》指出，长征是一个“由弱到强”“转败为胜”的原型故事，可以在每个充满开创性、艰巨性与复杂性的历史关头让人们汲取信念、智慧与力量。长征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文化，与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展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独立自主精神密切相关。在依托于“有形”的地理实体的黄河、长城和大运河文化之后，《论纲》以“无形”的长征文化为本书作结，正体现出“人”在“文化”中的核心位置。
总而言之，一方面，《论纲》通过对于历史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多方面考察，与某些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展开对话与反驳，对这些文化符号的意涵进行正本清源；另一方面，无论是召唤的精神价值，还是对于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重视，《论纲》对于黄河、长城、大运河和长征文化的论述，都不是从古书中简单地打捞字句，而是融入了强烈的当代文明意识，呼应了交流、开放、发展的时代主题，更为新形势下的当代中国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论纲》的写作，体现出历史性和当代性的结合，为古老的中国描绘出了新的文明地形图。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