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黄明姝：《平原》论

毕飞宇小说的“王家庄”在文本时间与空间上的特殊限定，关乎写作者个人生命史与小说主题史之间的联系。《平原》一方面旨在对建构了《平原》的时代作出回应；另一方面挪用小说本身的虚构性解构这种回应。《平原》的文学评价涉及不同批评话语的缠绕，以及作家迄今未有停止的对“王家庄”衍生文本的创造。缘此，《平原》的丰富性得以向我们敞开。这种丰富性正是写作者个体向外开拓、向内挖掘，对生命丰富性的自察与再造。

● 关键词

毕飞宇；《平原》；“王家庄”；乡村书写

一 平原：限定者与拓边者的自证

在由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和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共同制作的《文学的故乡》（2018）中，毕飞宇侧立在石船的尾部，撑着竹篙缓缓出场，这是以“毕飞宇”为题的第四单元。毕飞宇的一撑又一撑改变了镜头的语法，他由远而近，缝合了返乡者和故乡时间的断裂。“撑篙人”，即时间长河的摆渡人。而在此之前的航拍镜头中，我们不曾意识到的时间是如此在力的作用下呈线性流淌的。航拍镜头中，我们失去了时间感，黄绿相接的平原耕地与阔大而郁青的运河恍若静止，它几乎使我们相信时间是非线性的，是可以折叠或延展的——它被展示的那五秒，可以是现实里的“毕飞宇时间”，也可以是更长的无限绵延，一去经年的“故乡时间”，这种时间的幻术深藏着毕飞宇和故乡关联的秘密。

如果注意到无论是生命轨迹，还是写作实践，毕飞宇在里下河平原腹地的故乡停留的时间都是阶段性的，我们多多少少可以如此附会：“撑篙”，这一水乡的日常，既“制造”了毕飞宇的“影像”，也向观众扩充了他的时间。说到底，一个人的生命时间也是线性的，如果镜头语言允许他一直“撑”下去，那么我们终将目送他渐行渐远。

从1964年在兴化的杨家庄出生，到1969年举家迁居陆王庄、到1975再迁中堡镇、到1979年进入兴化县城、到1983年考取扬州师范学院，再到1984年决意渡江南京去看一看，毕飞宇的“王家庄”的故事乃至全部的乡土书写，其内在的叙事时间似乎都没有超出这二十年的时间范围。在那些有着明确时间标记的篇章里，《玉米》（2001）的同名主人公在1971年正式出场，《玉秀》（2001）紧随其后，到《玉秧》（2002）正是“1982年的夏天”（这一年玉秧考上了师范学校），而《平原》（2005）的着力则落在1976年。

“王家庄”的历史和地域被毕飞宇设限，它是中国当代的“地方”，毕飞宇不惮读者将小说和他的个人生活联想。一旦我们意识到那些在“王家庄”出现的时间线索，正为毕飞宇个人与共和国的宏大历史所共用时，就能理解毕飞宇的“睁开眼睛, 低下头来，从最基本的生活写起。它的依据是我所走过的路……活到哪儿，你就写到哪儿，认识到哪儿，你就写到哪儿。”

毕飞宇的创作观也就成了一种合乎生命史规范的过滤器，用以滤去那些处在个人经验之外的时间与空间——如果历史不是以经验的方式获得的，那么对于“王家庄”来说它就不必要存在。过滤与混合是同时进行的，最终，毕飞宇的“王家庄”成为从1964年至1984年间杨家庄、陆王庄、中堡镇和兴化县城的合并同类项。

然而，限定是宽泛的，限定者同时也是拓边者。从时间长度上看，无论是与同年的格非（1964）相较，还是与稍早的、五十年代的贾平凹（1952）、莫言（1955）、阿来（1959）相较，毕飞宇对于特定乡土地域的书写，貌似不具备刻意构建地方史诗品格的野心。然而，当格非将花家舍扩展至“江南”，也即贾平凹、阿来将其文学腹地拓宽到整个秦岭和川西北高原、莫言将他的故土衍义为一个“国家”之时，毕飞宇的“王家庄”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一场空间的拓边活动：承接《青衣》（2000）形制衣钵的“玉篇三章”，最终借力长篇小说的体量将“王家庄”铺陈为“平原”——“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在田垄与田垄之间，在村落与村落之间，在风车与风车之间、槐树与槐树之间，绵延不断的麦田与六月的阳光交相辉映，到处洋溢的都是刺眼的金光。太阳在天上，但六月的麦田更像太阳，密密匝匝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阳光普照，大地一片灿烂，壮丽而又辉煌。这是苏北的大地，没有高的山，深的水，它平平整整，一望无际，同时也就一览无余。麦田里没有风，有的只是一阵又一阵的热浪。热浪有些香，这厚实的、宽阔的芬芳是泥土的召唤，该开镰了。是的，麦子黄了，该开镰了。庄稼人望着金色的大地，张开嘴，眯起眼睛，喜在心头。”这样的描写在乡土小说史上并不少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开篇正是一种针对文学史的敞开。然而，无论农耕风情的书写如何在文学史上被反复书写，从本质上来说依旧是作家个人进行主动选择的结果，我们不应把文学史与文学惯用手法或风格的历史相混淆。重要的不是农耕风情如何被复刻，而是农耕本身所适用的现实——在特定的年代，长时间的农业生产作业正是作家在回忆好奇心最重的少年时代时最不能忘却的乡村日常。

观察毕飞宇个人写作史，不难发现，在《平原》中出现的大量的“庄稼人”（有时是“农民”）的语法，业已在《玉米》和《玉秀》中透露出它独特的结构功能。玉米与她未曾谋面的恋爱对象的交谈，最初是依赖信件实现的，生在乡间长在乡间的玉米与验上飞行员而出乡的彭国梁交换信件，“谁知道恋爱不是光‘谈’，还是要‘写’呢”，当彭国梁的信件一封接着一封地来，当初小文化水平的玉米为写不出信而苦恼，偷来玉叶的《新华字典》却依旧无法将自己“满天的月光”一样的“一腔柔情”准确地表达出来时，她敲着自己的头问“字呢！字呢！”的情境让我们想起她的名字，即另一种“米”——用以习字和写字的“米字格”。在毕飞宇早期的短篇《写字》（1996）中，那位在乡村小学专教识字的父亲曾“严肃无比”地对他的孩子说：“这就是字。所有字都要附在‘米’字周围。”《玉米》中的“农民的冬天并不清闲”、“春风到底是春风”构连起的大段白描恍若一场特意为玉米准备的代言。再后来，玉米进了县城，为分管人武的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续弦，当玉秀在决心与行动双重进城的时刻，《玉秀》中“‘五月不娶，六月不嫁’，庄稼人忌讳”的风情书写再次向我们迎面扑来。

自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户口登记条例》，也即城乡户籍制度确立之后，城与乡的异质性被制度性地确立起来。在这里，乡规民约的风情书写既是现实的也是抽象的，它为自己架构了非物质的围墙，以退守这一委婉的方式对抗着统治体系这份“一分为二”的决定。围墙是对冲突的建筑学回应，它向我们表明：自我保存从来不只是被动顺从或主动选择，而始终是被动顺从与主动选择之间来回摇摆的状态；自我保存是具有韧性的，所谓保存亦是一种自主的建构。当毕飞宇在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的脚本以及诸多访谈中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没有姓氏的人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那种自我建构的人格底色。对“没有”的强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毕飞宇所提倡的“零度海拔”写作，即“从生活源头开始写，用一个孩子的目光”，是同构的——正是通过对那个承载了整个少年时代的地方风情民俗的不厌其烦地书写，才使得“平原”及其“庄稼人”既成为形成书写的原因，亦成为书写的原始素材。可以深究的是，“没有”故乡，对于毕飞宇而言，是少年创伤记忆的隐痛，那么隐痛要“隐”多深才能达至“零度海拔”。如果明乎此间的显与隐，毕飞宇小说叙事的内在张力则远远没有被我们充分揭示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以策划的方式表演了一场真正行动上的“还乡”，并利用影像反复展现那些农耕风光的同时，以苏北平原的风物民情开场、又以农耕的节候结构全篇的《平原》，却在成稿的过程中主动删去了八万字的乡村风景与风俗描写。在这里，《平原》向我们再现了一场不可见的斗争，在这一场斗争中，除了作家本人平淡无奇的陈述，那些被删去的文字以及删去它的过程并没有留下任何可见的物质性痕迹。换句话说，关乎保存的斗争将有助于决定究竟何种姿态的保存才能最终建构其自身。或许，从一开始拟定的“无量”到最终决定用“平原”，《平原》的命名逸事正能从侧面说明这种自我建构——从“前途无量”这一关乎权利的鼓励性话语中脱壳以后，毕飞宇确实也将自我陈述的重心更多地放在“故乡”上了。

二 知识：经验与历史的互通结构

当农耕风情的书写在《平原》中获得更大面积的延伸时，特定时代的口号与术语也在《平原》的文本里扩充着自己的体量，并在《平原》里获得了其人格化的真身。从王家庄驶往中堡镇的船舱是一汪运河里独特的封闭空间，正是在这样一个逐渐远离王家庄的移动空间里，作为赤脚医生的兴隆想起自己在王家庄逐渐发疯的父亲，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备足了生理盐水和葡萄糖吊瓶的空间里，佯装自杀的三丫迎来了她真正的死亡。兴隆用生理盐水瓶制作汽水饮料，这是他引以为傲的军中所学，然而当三丫的弟弟红旗错拿了那些装着汽水的应急吊瓶，又亲手将它们错换了真正的药剂注入三丫体内的时候，“小船停下来了，漂浮在河的中央……红旗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红旗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在这里，红旗的名字具有了一种幽微的隐喻。“红旗”从关乎王家庄的另一篇章中漂移而来：在《玉秀》中，当郭家兴的女儿因质疑父亲的政治权力而不愿下乡插队时，郭家兴在良久的沉默中爆发出了一句“红旗是不会倒的”。“红旗”，或许只是1970年代的一个并不少见的名字，代表着它的年代人们所俯仰皆是的常识，然而《平原》却向我们证明，在水乡平原上，像水一样普泛存在的常识，是如何流淌进那一方虚构的空间的。换句话说，当乡村生活的日常与官僚意识形态术语同时征用同一个人格形象时，常识与虚构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值得注意的是，对人格形象的争夺不仅发生在乡村日常逻辑与主流意识形态两种话语之间，也同样发生在乡村话语的内部。对于水乡来说，水既是最大的养育亦是最大威胁，但是“无论多大的水，有一张网就好了，网有利于存活，还有什么比‘网存’更好的名字么？”网存是毕飞宇幼时在杨家庄的邻居家的孩子，毕飞宇曾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2013）坦言《平原》中“网子”这一名字与网存存在联系。在《平原》中，一方面，网子是端方的生母沈翠珍和继父王存粮的孩子，网子的背后透露着一般的世情逻辑，即有了网子，沈翠珍在家中的地位就有了保证；而另一方面，正是通过网子过失致使大棒子失足溺水的事件，端方在重组家庭中制衡了“父亲”的权威地位，确立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在整个悲剧事件彻底了结之前，作为家中之父的王存粮始终不曾正面出场。当他终于在夜幕中亮相，狠下心准备给网子“来一点家法”时，“端方说，‘不要打他。’他的声音很轻，然而，在这个家里，第一次具备了终止事态的控制力”。至此，端方母子正式获得了“存活”的权利，他们已经过分安全了。

事实上，对乡村父子关系的把控与书写，不仅是《平原》开篇的割麦场景就已暗暗埋下的结构张力，更是一种社会现实——一旦我们识别出各类话语的人格化形象，那么这些人格化形象背后那个更大的事实就在我们面前立身了：社会主义逻辑是一种社会创造，它涉及一整套政策系统及其连锁反应。当毕飞宇回忆起父亲的养父的财产全部充公，未留下一丝一毫予以告发他的亲弟弟时，我们恍有所觉：当家产不能再通过继承的方式被聚集起来，由年长的父辈手直接传递给他的子辈时，以公社活动和政治术语为表征的集体化政策，实际上完成了一场社会主义忠诚对家族忠诚的取代。在这里，对社会主义的忠诚意味着血缘关系之外的社会空间逐渐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由此，对一家之长的要求也就更向他者的语境倾斜：真正能够持家的人应当是在外人看来比过去更具形象、更会说话和拉拢关系网络的人。正是这样的现实情境，为端方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可能，以及这种可能得以实现的方式。父权的衰落与子权的上升，以及其中不可避免的争斗，就像王存粮善变的口头禅，他一会儿说“养儿如羊，不如养儿如狼”，一会又说“养儿如狼，不如养儿如羊”。

在《平原》里，那个毕飞宇父亲的养父的故事获得了它的虚构化呈现，被铡刀斩首的暴发户王二虎同那位现实里的养父一样，因“将大米卖给了日本人”而受到告发。发生在“一九四五”年前后的王二虎的故事成为“王家庄”的文本时间里发生最早的故事。“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后”在梦里发了疯，把院子挖得坑坑洼洼几乎没地落脚的老鱼叉告诉儿子：“我是在找魂”。这让我们想起八年之后另一位同样自杀未遂而四处挖地找魂的老人，即苏童《黄雀记》（2013）里的祖父。“魂”即是“根”，然而，备受王二虎索魂折磨的老鱼叉与《黄雀记》里的祖父并不相同，老鱼叉所要找的“魂”不是自己祖先的遗迹，而是与自己并无血亲、甚至根本就毫无关系的王二虎的头颅。老鱼叉与王二虎的关系是由国家出面建构的，“土改，镇反，统购统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四清，文化大革命，样样冲在前面”的老鱼叉，正是受到政府奖励才继承了王二虎旧宅。然而，老鱼叉却为这种在政治上“完全正确”的占有发了疯。王二虎和老鱼叉的故事表明了《平原》所置身的社会现实以及毕飞宇强劲的洞察力：它一方面向我们证明，国家是如何利用集体化运动的再分配对乡村世界完成道德的再造的；另一方面又向我们显示了业已被改造的乡村道德是如何百般拒绝过去那个以父子血亲为轴心、充斥着祖先崇拜的祖荫伦理的。

毕飞宇在纪录片里的撑篙唤醒了我们对另一场“王家庄”虚构世界里的撑篙记忆，即“我”在《地球上的王家庄》（2002）从乌金荡大纵湖的那一场、继而“坚信，穿过大纵湖，只要再越过太平洋，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的撑篙。“世界地图”不是《地球上的王家庄》独有的物象，在《玉米》中，政治生涯受挫的王连方正是“站在《世界地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面前”思虑着“学一门手艺”，为自己找到未来的出路。当我们同时回想起刘震云（1958）的《塔铺》（1987）中那个父亲为“我”升学考试而费尽周折找到的《世界地理》复习资料，我们发现了“世界地图”对一个人最终能走出乡村，或者起码是走出现状所具有的意义。我们至少可以如此确信：“世界地图”与“出”这一意涵密切相关，正是出去或出路的隐喻。因此，当对“地球”的讨论再次被移植到《平原》中时，主人公端方与《塔铺》中的“我”相类似的身份和境遇也被正式唤醒：具有高中学历的知青如何拒绝返乡务农，也即如何走出农村——通过升学，或者参军，而后者正是端方全部行动的愿景。

“红旗”与“网子”之名、父亲养父的故事乃至“世界地图”这些无不与作家的切身经验相关的例子表明，个人经验亦是一种知识，意义的解放恰是来自意义的繁衍，当它将自身编织为更为繁复的网络时，除非我们有更完备或更颠覆的知识，否则将无法理解。有趣的是，当我们发现阎云翔所做的东北下岬村的田野调查与毕飞宇笔下几乎同时代的“王家庄”在脉络与细节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可以相互论证时，我们也很快意识到那种企图对人类行为及其文化脚本的解释实践，其实只是一场逻辑上的同义重复。在这里，《平原》对我们展示出的知识及其提出虚构化的挑战的同时，似乎也在向我们呼唤一场良性互动：如果想要对那种构成同义重复的分析习惯有所突破，那么介入历史、介入现实就不仅仅是作家的工作，也是诸批评家的工作。

三 水网：对距离的主动权

如果继续考察“王家庄”书写的前史，那么早在“三玉”和《地球上的王家庄》之前的《蛐蛐，蛐蛐》（2000）也应当被考虑进来，尽管它并未主动吐露任何有关身世的信息。在《平原》中，中堡公社的革委会主任洪大炮之所以将用以纪念“渡江战役”胜利的“模拟渡江”由“水里拉到了陆地”，乃是因为在此前的模拟活动中发生了意外，“两个本来就不会游泳的姑娘在极度混乱的战争中落到了水里”，而据《蛐蛐，蛐蛐》，六斤老太的女儿幺妹正是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模拟战中意外溺亡的。对“渡江战役”的模拟开展的时刻正是《平原》文本接近尾声的时刻，从《蛐蛐，蛐蛐》到《平原》，曾经造成死亡的模拟活动再次触发了一场盛大的意外——来自南京的知青同时也身为王家庄支部书记的吴蔓玲发了疯，她的疯狂及其啮噬也使得端方自此成为一个“带菌者”。在这里，疯癫的主题取代死亡，意味着忧虑的内在转向。从《蛐蛐，蛐蛐》到《平原》，不仅是作家1964年至1984年间的生命史，亦是他2000年至2005年的写作史。

《平原》所显示出来的褶皱感，显然不是毕飞宇早期甚至中早期就能具有的风格特征。褶皱，既是出于紧迫，亦是出于舒缓。只有在我们紧迫和鄙弃到攥紧纸面，又出于悲悯或遗憾而不得不将它再次展开时，褶皱才会形成，才会具有它的肌理。当毕飞宇在《平原》的后记中叩问“有时候，人为什么会如此不尽人意”，又在后来的采访中抒情：“他（端方）今天依然活着，他也可能是在南京某个工地上，是拿着棍子的包工头，他始终在茫茫人海”。“人意”是关乎主动性的语法。在“王家庄”的叙事里，只有考上了师范学校的玉秧与上了高中的端方，才能习得精英阶级的政治术语。然而，端方的习得显然比只是不假思索地喊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玉秧更为主动。“农裔”的知青端方在乡间的泥土地上一脚踏进了两套话语系统，他对农耕以及以农耕为代表的乡村日常逻辑的接受，他对以官僚术语为表征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都不是全然被动的。端方在电影放映过后指挥王家庄人与张家庄人集体斗殴并取得胜利的夜晚，模仿舞台上的肢体语法，“一个一个地，和大家伙儿握手”，并援引《智取威虎山》与《奇袭白虎团》两部电影，在养猪的茅棚发表他总结性、也是威慑性的发言，他说：“我们必须要统一我们的思想”。当端方传递出的精英秩序观和主流意识形态被他的听众接受，他的神秘感与权威性也就得到了加强——“大伙儿只能仰着头，看着端方。他的形象愈加高大了，有了率领和引导的力量”。然而，在那个“整个王家庄都出动了。高音喇叭里头不断地播放革命歌曲”的与吴蔓玲大婚的梦里，端方却又感到了实在的恐惧。在这里，端方受到的鼓舞与恐惧与其说是一种矛盾，不如说是现实的一体两面——当我们将命运欣然托付于意识形态的许诺时，就已经从中读出了悲哀。

对主动性的关注，让我们再次想起网存。毕飞宇对“网”这一名字的取用并没有捎带着网存其人不能开口说话的生理属性，甚至在整个关乎“王家庄”的故事中我们似乎都不曾与任一位聋哑人会面。而在与毕飞宇年龄相仿且同样是由乡入城的东西（1966）的《没有语言的生活》（1996）那里，我们分明看到了“瞎子-聋子-哑巴”这一极具诱惑力的隐喻。或许，毕飞宇着意将这种残疾留待下一部《推拿》（2008），又或许，对于《平原》来说，聋哑意味着在主动与被动上的模糊，因为在聋哑者那里我们不能确定他的沉默或曰接受到底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还是根本就是不可抗拒。

然而，随着《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出版，当我们从中捕捉到《平原》乃至整个“王家庄”书写越来越多的个人经验原型，譬如上述的《哑巴》中的“网”这一名字之于网子的命名及其带来叙事结构提示、《黄鳝》中“黄鳝”这一乡间常见小物之于端方在梦中的人兽变形的点拨、《陈德荣》之于玉秧的隐秘经验及其悔过的复杂情绪等等，“王家庄”本身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解释。因为写作指向的乃是一种虚构的能力，而不只是那些知识经验本身；在毕飞宇的公开文本及其生命的全部“文本”之间，存在着契合，更存在着出入。我们或许可以把《平原》里的这段描写看作是对这种出入的隐喻：“……并不远。但是，里下河平原就是这样，它是一个水网地区，没有通直的大道。你要绕着走，过河，过桥，这一来实际要走的路就不下一百里了，需要一整天的，其实还是远的”，在这里，那个在水中行动着的个体掌握着关乎距离的主动权——虚构乃是一片水网，从此岸到彼岸，水网结构不是说这之间有直线距离也有迂回距离，而是意味着增加了距离。距离是一目了然的，然而这种增加却要求体验与测绘。

当我们看到出现在端方身上的农民与知青的双重投影时，我们知道，“作家”并不是一个毕飞宇唯一的社会经历。因此，对写作本身的分析无论如何也不能穷尽作家的社会行动的整个解释空间。然而，一个专业作者所经历的社会现实终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他的作品上，而正是在这场反映行动中，毕飞宇向我们展现出了他绝对的主动性与主动权。换句话说，正是通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与《平原》的对读，使我们确信对于“王家庄”的书写，也即对那个限定时间与地域内的历史回顾，毕飞宇所承担起的，已然是使徒与注解者的混合使命。

（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ZDA277。原载《当代文坛》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