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叙事中重建历史的具体性
《日落呼兰》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白山黑水，呼兰河畔。小说描写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入侵、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全景式呈现了白山黑水遭受的深重灾难以及东北抗战的艰苦卓绝。显然，这个故事并不源自于作者亲历的生命经验。不过，白山黑水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故园。山风和浪花里有无尽的传说，无尽的神勇与奇崛、苦难与悲怆，它们陪伴了作者的成长，丰富了作者的想象，深化了作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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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呼兰》并不缺少对日寇残暴的描写，也不缺少对抗战英雄的刻画。所谓抗战叙事的全新特质，突出表现为洪庆山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小说中，洪庆山不是一个闪耀着英雄主义光辉的抗日战士，也不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草莽英雄，甚至在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他也没有从一个平凡的农民，成长为不平凡的勇士。在《日落呼兰》的故事里，洪庆山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被战争深深地改变了生活和命运的普通人。
指出这一点，不是要复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是为了强调这个事实背后的东西。洪庆山是作者着墨最多且贯穿小说情节始终的人物，借助洪庆山人物形象的塑造，《日落呼兰》超越了抗战叙事习见的单一军事斗争视角。小说为我们呈现的，不再是单一性的人的战争生活，而是复合性的战争年代里的人的生活。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作家叙事视角的差异。这种差异，或者说这种视角的独特性，首先是作家艺术个性、作品艺术形象独特性的表现；在更深层次上，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时代审美意识的嬗变和迁移。当文学创作集中选择军事斗争视角展开抗战叙事时，它们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时代精神的文学表达。当文学创作开始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切入、并展开自己的战争叙事时，则表明人的日常生活、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开始成为时代审美意识的焦点。我们常说，文学是时代生活的反映，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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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洪庆山这样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为叙事核心，表明作者超越了抗战叙事中习见的单一军事斗争视角，放弃了在这一视角下直接切入英雄主义主题的叙事模式，同时建构了一个新的抗战叙事视角。新的视角更开放，更具民间性，更少观念性桎梏，更便于观察和呈现生活与人性的原生状态。
强调这里发生的视角转换，并不是要凸显这种转换如何难能可贵。如前所述，从根本上说，这种视角转换是时代审美意识的嬗变所决定的。敏锐地感受并艺术地呼应时代审美意识的变化，其实是一个成熟作家的基本素养。《日落呼兰》的可贵之处不是转换了一个视角，而是在实现这种转换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了科学的历史观。
纵观当代文学中的战争叙事，突破习见的军事斗争视角，超越单一的英雄主义文学叙事，其实并不鲜见。问题在于，这种视角转换的过程常常是多歧路的。英雄主义文学叙事往往与“扁平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善与恶、是与非、英勇与怯懦、高尚与卑下二元对立的历史观、道德观联系在一起。许多作家在摆脱观念约束、突破单一的英雄主义叙事模式的同时，顺势滑向了是非善恶的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歧途。
《日落呼兰》则不然。作者没有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也没有囿于抽象的人道主义反战观念的藩篱。小说通过以洪庆山为代表的人物形象塑造，通过一个平民视角，展现了日寇入侵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毁灭，这种毁灭是全方位的，用恐怖毁灭和平，用奴役毁灭独立，用凌辱毁灭尊严，用杀戮毁灭生命。同时，作者以近乎残酷的冷静和节制，刻画了在这种毁灭氤氲笼罩下芸芸众生的麻木与愤怒、逃避与反抗、背叛与牺牲。作家由此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朴素的历史真相：民众的日常生活被毁灭，普通人的生命和尊严被毁灭，是抗日战争必然成为全民抗战的最真实、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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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开始谈论“历史”的时候，意味着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历史”。一个是具体地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历史，或者叫做客观史实；另一个是存在于语言叙述中的历史，或者叫做基于特定视角的历史言说。前者是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的过程，它是客观的、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后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于历史观的不同，由于观察视角的差异，它会呈现不同的样貌。这个特点很容易让人误解，以为历史像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事实是，客观存在于特定时空中的历史过程，无法在任何一次具体言说中，得到真实且完整的呈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不可知。因为世界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我们打开一扇窗。真实、完整的历史认知，恰恰存在于不同视角下的、科学的历史观察、认知和反思之中。
当然，作家的文学创造，并非客观复制历史或机械模仿现实，而是情感经验的表达和审美价值的发现。但艺术的辩证法在于，人类的情感经验和审美价值中，始终深藏着一个理性认知的内核。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创作的过程，是一个虚拟世界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于历史和现实世界的科学认知过程。具体到《日落呼兰》，除去文学叙事的种种权衡与考量之外，对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科学认知，同样是作家必修的功课。其间关窍，在于作家的认知模式对于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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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呼兰》的叙事模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小说的故事情节有两个特点。其一，故事是按照时间线顺序展开的，但故事并非单一因果链条的顺序展开。小说情节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多线索、多场景的穿插交织。其二，故事包含多条情节线索，但多条线索并非并行发展，贯穿始终。不同线索和场景之间，固然有时间性的因果关系，但也不乏空间性的对比关系、并列关系。随着故事的不断展开，作者在为我们呈现多样性的同时，又努力把它们统一在小说情节的整体性当中。
比如，小说写日寇侵略，不仅写军事入侵，同时还写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写战火中的生灵涂炭，不仅写中国东北人民的苦难，也写日本开垦团普通农民的苦难。写抗联部队的军民关系，不仅写他们之间生死相依的情谊，也写群众工作中简单生硬粗暴的问题。写日本军人，既有好战且嗜血成性的武下，也有反战而不惜一死的菊地。作者笔下的抗日英雄，有上山参加抗联的庆林、庆路、百岁儿、玉敏。也有以公开身份留在山下的风水先生洪福隆，车老板于德林、张立本。洪庆山始终没有加入抗联的队列，甚至为避战乱躲进了深山。但躲进深山的庆山，种粮只卖给周德东。虽不自知，却以替抗联种粮的方式参加了抗战。
一面是“多样性”，一面是“统一性”，多样统一，是小说《日落呼兰》的叙事模式。其实，也是作者展开历史反思的认知模式。或者毋宁说，小说“多样统一”的叙事模式，正是作家辩证思维认知模式的文学表达方式。
看到了“统一性”，却看不到“多样性”，容易陷入“机械论”和“概念化”的藩篱；看到了“多样性”，却看不到“统一性”，容易流入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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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有的文学叙述，都是对经验的记忆或基于经验的想象，都是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的人物、故事、生命经验和心路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文学叙事都是关于历史的言说，包括那些声称 “现在时”或“未来时”的叙事。所谓的不同题材，其实可以一并视为“历史题材”。
所以，对一部小说来说，其全部任务，就是如何在文学叙事中，重建历史的具体性。换句话说，就是要写出人物、情感、欲望、观念和行为在此时此地、在特定的现实关系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和具体的发生过程。而《日落呼兰》“多样统一”的叙事模式，揭示了历史现象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成为一条引领读者走近历史具体性的、可以信赖的路径。
道理不过是些老生常谈。难的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心”，不仅是技巧的纯熟，更是认知的深刻、情感的诚挚。文字无心，不足观也已。
（编辑：moyuzhai）
